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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萨义德(1935~2003)常常与美国主流社会知识分子的声音唱反调，是由于某种种族背景的因素(他本人并不避讳这一点)，那么他公开批评1993年奥斯陆的“中东和约”，又支持触怒伊斯兰革命的作家拉什迪，以致被列入了“半打的中东死亡名单之上”，就不是能用萨义德本人的种族身份可以解释的问题了，这不是一个美籍阿拉伯裔的学者在反潮流，而是在真正地履行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今年9月25日因白血病在纽约去世的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早年接受的是英国教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去美国读大学，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是学者，又是斗士，一生都在向他认为的一切“暴行”和不公正挑战，不管这种暴行和不公正是来自美国政府还是中东的原教旨主义。他去世的次日，《纽约时报》以“炽热之心”(A Mighty and Passionate Heart)为题发表友人的长篇讣告，盛赞扬萨义德为弱势力抗争的热情，其中说到流淌于他笔端的文字使人想起了十九世纪雨果、左拉等知识分子的传统。对于萨义德的学术著作而言，这种评价或略有夸张，但是对他的政论文章来讲，这倒是非常的贴切的。
       我读过萨义德的第一本书是他的《东方学》。我同意该书的基本结论，但是这本书写的不好看，我费了很长时间才终卷。而《知识分子论》改变了我对萨义德的看法，我是一气读完的。且不说该书折射了萨氏本人的心路历程，睿见迭出，而且他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概念有契合，也有挑战，令人钦佩不已。萨义德原来所讲的“东方”并不包括中国、日本等远东国家。《知识分子论》一书的译者单德信曾经问萨义德为什么会这样，萨义德回答说，只是为了论述方便，东方是有弹性的，实际上伊斯兰的东方和远东彼此关联，都代表了与西方的对立面(107~108页)。我认为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之所以写得好看，除了我很喜欢的他的反主流文化的学术经历之外，他在“大东方”的语境下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符合我们的阅读体验。
       《知识分子论》一书原是萨义德在英国BBC广播公司很有名气的瑞思系列讲演(Reith Lecture)稿，原名是Representationof the Intellectual(直译就是《知识分子的再现》)，单德信说，萨义德的"Representa·tion”有多种涵义：“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对于许多读者而言，书中的另一重涵义则是透过这些而代表／再现出的萨义德。”所以他干脆译成了《知识分子论》。萨义德本人倒是在《序言》中对他讲演的知识分子这个主题有一个简单的说明：“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2页)他的这个看法与我们所习惯的知识分子定义是全然不同的，现在社会上一般是把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看成知识分子的，根本没有想到体制以内的专家学者是不是知识分子都有问题!萨义德有他自己的理由。
       萨义德引用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的话说：局内的专家学者是要制造舆论，旨在顺服、鼓励一小撮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促进特殊利益，但是知识分子应该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体的思考，以及阶级的、种族的或性别的特权意识。因此，他认为以大众为诉求对象的才能算是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神祗的崇拜，规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5页)。他们是穷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的代言人，(95页)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世俗的人”。(100页)
       “知识分子”的概念是西方近代社会的产物，一般都认为充当“社会良心”的有专长的学者才是“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忠于“道统”的“士”与这个概念最接近，这一点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有过详细的讨论。萨义德的看法与这种看法显然是有区别的。他的“知识分子”定义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葛兰西，一个是班达(J.Benda)。葛兰西从现代社会化分工的普遍性出发，指出：“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422页)葛兰西的标准十分宽泛，在他看来只要条件具备，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例如他认为“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知识分子”(同上，428页)。班达则相反，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撮才智出众、道德高尚的“哲人之王”。他们人数不多，也无法以例行的方式培养出来。他们是能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尤其是“处于几乎·永远反对现状的状态”，“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才是他们的本色。”(12~14页)萨义德综合了葛兰西“知识分子”面向公众的世俗性和班达“知识分子”特立独行，代表弱势群体以及向权势者说真话的批判性，形成了他自己的知识分子观。也正是在这种综合认识下，萨义德始终面向社会大众对美国主流社会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进行批评，对世界上一切形式的专制和不公正予以严厉的谴责，不管它们是来自西方还是阿拉伯世界。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单德信在与萨义德讨论该书中文本的翻译时，萨义德问他是否看过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电影《空军一号》，单说没有。萨义德就认为应该去看，他说该片是他这辈子“所看过最具意识形态的电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片中不断强调美国的象征。”(110页)当时整个西方社会很流行着“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西方社会在突然失去了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有些茫然失措，学者圈中如亨廷顿在1993年夏季号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和福山出版他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都是这种反应。《空军一号》正是反映冷战结束后这种思潮的一部好莱坞大片，片中的敌人不再是俄国人而是中亚人，一句话，意识形态之争让位于文明冲突。萨义德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从今天国际社会的政治现实来看，尽管出现了全球一片的“反恐”浪潮，意识形态之争依然存在，只要看看中美关系之间存在的许多问题就可以明白。顺便说一句，我很喜欢《空军一号》这部片子，看到萨义德的评价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我想这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意识形态宣传，使我们丧失了萨义德的那种思维的敏感。萨义德认为对知识分子而言，最该谴责的就是他们逃避政治的行为。(84页)作为一位在美国学术圈中有影响的学者，他公开指责美国的文化霸权和1992年海湾战争是“石油和战略力量”的帝国主义本质(81页)，是不是很有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味道?这里他恐怕不仅仅是具有挑战强权的道德上的勇气，而是他把自己真正看成了是一个“不应听命于政府、集团、甚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行会的政策目标”(75页)的“知识分子”。
       说到这里，我发现萨义德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不同于我们传统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观点，这就是他主张“要维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75页)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大众心目中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否经过学校的训练，毫无疑问的他应该是专家。萨义德的观点显然是葛兰西看法的一种引申。他的立论非常的简单，他说，专业人士必定受制于圈子内部的价值观或“政治语言和观念结构”，他们对被圈子抛弃存在着恐惧；在他看来，所谓的“专业”是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65页)萨义德举了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例子。在西方文明的价值观里，熟悉西方民主理念的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是赞扬的，对美国虐待印第安人和黑奴是批判的，但是在面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徒展开野蛮的绥靖之战时，托克维尔就采取了双重标准，认为伊斯兰教属于低劣的宗教，必须加以规训。萨义德认为业余人士由于较少受到专业圈内存在的种种诱惑，能够守住言论自由的堡垒，能够向权势说出真相。因为“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而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67页)一句话，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只有是一个“业余人士”，才能出自良心来质疑权势而不会屈从任何势力。
       西方从近代社会开始，一直努力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线。从福柯开始，知识与权力的界线就模糊了。福柯是一个认为权力和知识密不可分是一回事的人。在福柯的眼里，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通过专业分析，对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心理习惯并参与政治意愿形成的人。(福柯：《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47页)萨义德深受福柯影响，他认为业余者才是更好的知识分子，恐怕就是吸收了福柯知识就是权力的论点。由于权力本身存在诱惑以及种族文化等问题，使他又不满意福柯的主张(111页)，认为做一个知识分子业余者要优于专业人士。其实资产阶级在建立专政之后，何尝不知道权力即知识，知识即权力呢?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划清界线，鼓励自由知识分子批评国家和权威，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精心设计的结果。只要看看普鲁士德国就知道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我们知道马克思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非常的愤怒，就是这样一个专制的资产阶级国家，也仍然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思想、学术和言论的自由。这当然不是说资产阶级有多么的开明，而是这样做符合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利益。其中的奥妙就如洪堡在为普鲁士大学所拟订的章程中所说，允许知识分子自由思想、自由发表意见的“意义在于，它能为国家和社会保持一支校正力量，以便能去校正那些在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优势力量的东西，就一定能将这个社会引向一个绝对健康的方向上去。”(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62页)萨义德连这一点都不满意，是因为他怀疑专业知识分子在圈子的约束下面，未必能够产生出班达所推崇的那种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专业的眼光中，更加注重的恐怕只会是行业利益，因此反而不如业余者。
       我想，在西方背景下面，萨义德的观点可能有他的道理。但是如果按照他的观点来看中国，恐怕能够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应是寥寥无几。首先，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当成人人可以为之的事业，萨义德发扬光大又加上了一个“业余”的定义，这不仅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得不到支持(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定义就是余英时所讲的“士”，他们不是“业余”人士)，在民间社会也得不到认同(民间通常认为知识分子也就是有知识的人，或者简单地就等于“专家、学者”)，总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或使命是远远在普通人之上的(不算“文化大革命”把知识分子当成“臭老九”的那段时间)。今天的情况也还是如此。其次，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基本就没有萨义德所认为的适合知识分子生存的“业余”环境，人人都有一个单位(近些年来情况可能有点变化)。但是从萨义德的另外一个判定知识分子的
       定义——能够在媒体上向公众发表意见者——来看(16页)，任何媒体平台都是在国家的管理之下。这也就是说，在媒体上说话者，人人都是体制内的专业人士。那么能够认为中国社会没有萨义德所讲的知识分子吗?恐怕也不能。而且现代中国在每个时代都还有知识分子代表，早一点的有梁漱溟、储安平，晚一点的有顾准、李慎之，他们都是圈内的专业人士，也都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的问题只是政府在操作上缺乏普鲁士德国那样把自由知识分子看成社会良心和社会矫正器的保护章程，使我们很少在公开场合看见萨义德们心目中理想状态的知识分子。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当然，按照萨义德和班达的标准，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非常的稀少。在中国政府的许多重大政治和经济产业政策上面，例如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进入WTO、全球性经济一体化、西部发展战略、全国农村小城镇化、开发核电、发展轿车工业、鼓励消费等等这些在当时主流社会认为非常正确的问题上，我们看不到知识分子们在公开媒体上的质疑和反对，我们普通人实在不知道制定这些政策的依据是什么，经过了什么样的辩论和投票表决。就拿发展轿车工业和鼓励消费来说吧，鼓励轿车消费，发展该项产业明显就是采用了过去西方尤其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标准，而人人都知道如果中国人按照美国的标准实现轿车梦，世界是不能够承受的。消费的另一面就是制造垃圾。在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中，高速公路、摩天大楼等都是不具可逆性的东西，并不等于“现代化”。可是中国的主流媒体上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呢?很少很少，因为这涉及到了萨义德所讲的专家要按照政府准则来思考的“政治正确性”的问题(68页)。最令我感慨的一个例子就是曾昭奋在《读书》上介绍的黄万里(《江河万里》，2002年第8期)。文章说黄先生是一位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水利专家，他没有按照政府的立场思考问题，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实践证明黄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从这篇介绍文章中，我看黄先生完全可以够得上萨义德认可的“知识分子”标准。
       这篇文章大概有话还没有说完。据我所知，黄先生也是公开反对建长江三峡大坝的人。关于三峡工程，十多年了就没有看见媒体上有不同的声音，这肯定是不正常的，而且也未见得就是政府干预不许发表不同意见的结果。因为在常理上，知识分子这种集体的无声未必就符合政府多听意见的主张。问题恐怕还是出在“知识分子”自身，这就是萨义德所指出的知识分子是要和“胜利者与统治者的稳定结合在一起，还是选择更艰难的途径”(35页)的两难选择问题。为什么没有其他的知识分子来支持黄先生呢?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萨义德所指出的专业人士必然为专业所困。
       此话怎讲?专业人士在重大问题面前的局限性，萨义德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一点读者可以看该书的“专业人士与业余者”这一章。但是有一个问题萨义德没有提到，这就是行业标准的问题。所谓“行业标准”就是每个行业都有它自己认为的“发展”、“进步”的标准问题，选择什么作为参照系是一项行业知识的权力。在我看来，行业标准正是专业人士不如业余者思想解放的最致命的障碍。例如，建三峡大坝的功利性非常明显的是要解决发电、航运、防洪问题。从水利电力部门的角度来看，修三峡大坝比不修好，早修比迟修好，他们的行业标准就是发电、防洪指标。可是换了一个专业，事情还呈正态分布吗?1993年我有机会在三峡大坝坝址中堡岛参加考古发掘，那次发掘可以说是标志三峡工程开工的前奏曲。对文物部门来说，工程开工可以带来经费、考古成果等多方面的利益。但是就我所听到的意见是文物部门的人没有叫好的。如果从文物专业来算经济账，发电赚的钱能不能与毁掉的自古就形成的文化城市相比呢?肯定是不能的，因为我们的行业标准与水电部门完全不同，保护文化遗产是我们行业的第一原则。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向水电部门来证明一个被淹没的奉节古城值多少钱、一段水位抬高后的三峡景观值会损失多少钱，它们只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心理价值；而搞工程的人却能够轻易地证明它们的工程竣工后可以带来多少钱和利益。试想一下，在技术专家控制政府的情况下，工程的行业标准不成为政府的主流意见那才是希奇的事情!我们能够说提供工程数据的专家不是知识分子吗?我当时听见搞工程的人讲了一句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如果不修三峡，我们几十万人吃什么?”我想这就是行业标准之间的矛盾了。如果我们把修三峡工程的种种理论放在今天我国政府坚决要实施的可持续发展理论(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中来看，水电行业的发展标准不仅可笑，而且简直就是荒谬。1987年联合国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在所公布的布伦特兰(Brundland)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Common Future)中正式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简言之，就是“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从“代内”来讲，三峡移民们的反对修坝的意见有谁听取了?从“代际”来看，我们这一代有权力剥夺后代子孙享受自古以来的三峡景观吗?那么它肯定就是一种不公正!就是从其他行业来看，水电行业剥夺旅游行业的资源同样是不公正，水电行业并不能拿出证据说自己通过三峡赚得钱一定要比旅游行业要多，他们对旅游产业的景观的价值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核算，更不用说对三峡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乃至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审美价值了。类似的推论还可以做到世界的范围。另外，我个人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中还隐含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性与“发展”本身具有“可逆性”或者说生态的“可循环性”成比例(如环保就是人为地加强可逆性)。三峡这类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之对环境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对文物旅游资源不具有可逆性，它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以破坏别的资源为代价的。换言之，如果行业标准不是线性的经济指标而是非线性的文化、生态指标或者是把景观完整地留给后人的指标，这类的工程还能够上马吗?说到这里，我觉得黄万里先生作为一位水利专业人士居然能够跨越行业标准的障碍向权势提出不同的意见，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如果我们过去把鲁迅先生称为中国人的脊梁，那么今天像黄万里先生这样敢于表达不同声音的人也是当之无愧的脊梁。
       萨义德在与单德信的谈话中指出“知识分子”就是对权威进行质疑而不是顾问的人(103页)，这是他综合了葛兰西和班达的观点所作的最为简洁、准确的表述。它为我们澄清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专家学者、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都不是知识分子，读书人也不是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以大众为诉求对象，代表弱势力量向权势说真话的先决条件。只是这个观点在中国社会里恐怕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不会同意，因为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知识分子”一词目前还不是一个单纯地背十字架的符号，而且还有身份的符号意义。另外，萨义德认为业余者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问题。业余人士才能够不拘泥行业标准可能是他的立论的一个依据，可是从黄万里先生的例子来看，萨义德的看法就不是那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