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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中文版的《沈从文传》源自金介甫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与凌宇那本有如生平传记资料长编，结构松散的《沈从文传》相比，把它改名为“沈从文传论”似乎更为适合，因为格外致意传主生命历程的几个转折关节，论析也深刻，而不是平均分配笔墨，所以把其文学与人生的走势勾勒得更加清晰。译本保留了占全书近三分之一篇幅的注释，不仅极具史料价值，也可以独立阅读，使得这本传记更形完整。这在喜欢砍去参考书目和注释的中国翻译出版界，实屑值得称道之举。
       金著删繁就简的背后是突出的问题意识，比如第五章“平易朴实却古怪的乡下人”和第六章“城里人：面对青春与死亡”，便抓住了进入沈从文的生命和文学的秘道。在沈从文的自我告白里，“乡下人”无疑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关键词。在很长的时段里，他不断刻意地强调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始终还是个乡下人”，尽管说这话的时候，他“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而且离开的时间很长很长。不应忘记的是，写作之时的沈从文是身在北京，而且拟想中的读者也是城里人，其笔下的湘西与苗民世界，一部分固然源于记忆和经历，更多的却是出于想和虚构。因此，金介甫看出真实存在的湘西在沈从文笔下同时具有某种神话意义和乌托邦性质，并把它类比于福克纳笔下的想象王国“约克纳帕塔法”。这在《月下小景》、《龙朱》等情节结构像传说一样展开的系列小说中得以体现。《月下小景》实际上是复述湘西的民间故事，可以说是一个“传说中的传说”。
        “乡下人”的自我告白当然不是沈从文的矫情，尽管不少现代作家都喜欢张扬自己身上的乡村属性和泥土气息，几近时髦。如果我们抛开诸如“乡土作家”、“田园牧歌”之类的陈词滥调，以其文学文本为考察对象，重新打量沈从文，可以看出“乡下人”的视角和立场，对其小说题材、价值取向的重要意义：他是空间和文化两种意义上都处于边缘位置的湘西世界的代盲人，同时，他还是被长久压抑下沉默失语的苗民这一少数族裔的喉咙——尽管“他们用另一种语言，用另一种习惯，用另一种梦，生活在这个世界一隅，已经有了许多年”，但在沈从文的写作之前，他们还只是地图上渺小而陌生的存在，不为人知，更未进入公众关注的视野。备受称颂的《边城》是以“乡下人”的视角展示桃源世界的诸多在城市里早巳荡然无存的品质：纯净的自然，宁静的生活以及秋水般清澈的爱情。与{边城》相对应的，是《八骏图》中那些知识分子的暖昧而幽暗的内心世界，扭曲的欲望与人性。 翠翠、三三、萧萧、夭夭，沈从文小说笔下的这些美丽的姑娘，都有着同样美丽的名字，叠宇的名字读起来像清澈的溪水，泠泠作响，舌尖上有那么一丝甜甜的甘永回忆。沈从文写到湘西的时候，无疑倾注了毫无保留的赞许和充盈的诗意，所以汪曾祺会说他是“水边的抒情诗人”，而沈自己则有一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说到那些在河流上讨生活的水手，他显然欣赏他们的这种生活，“会唱歌、会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条鱼，上岸搞女人时像一只小公猪。”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是沈从文的情语，但也正可以用来状写他对湘西的情有独钟。
       贸然只身闯入北京的沈从文，在他成功地支撑起自己的一片天空之后，一定不会忘记城市曾给他留下的创痛，这就是金介甫为我们表述的：他缺乏大城市绅士风度，从而可以看出他社会地位低下；他的口音更暴露出他是哪个地方的人。只有他并非汉族出身这点别人看不出来，虽然沈从文暗地里对这点也是局促不安的。当他走出城市的底层，成了新月派的聚会和一些活跃在北京的文人、学者圈中的一员时，他成了城里人。此时，他开始大嗓门地宜称自己是“乡下人”，“乡下人”的谦卑中不乏“乡下人”的骄傲。在文坛声名鹊起的沈从文，逐渐成了文学史所描述的京派主将角色，这或许可以解释这个乡下人怎么会在著名的京派和海派的论战中首当其冲。虽然他和海派作家眼中的许多京派作家，如徐志摩、萧乾、朱光潜等关系密切；但把沈从文和京派捆绑在一起，还是一种误解。事后看来，无党、无派、不阿、不私的他，在一场本无是非冲突的对阵中，稀里糊涂地跳将出来，被推到京派的前台，真是莫名其妙。在这场双方都如犬吠日地制造假想敌，进而当作对立面的战斗中，沈从文和鲁迅‘样在“无物之阵”中浪费了许多精力。 ·
       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把{边城》的作者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作者等同起来，如何解释一个那么优秀的作家突然转变成一个文物专家，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对这个具备伟大作家素质，却最终成为“未完成的天才”的惋惜。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虽然《长河》显示出与《边城》的隐秘关联，天天和翠翠也似乎是同一个少女的不同侧影，但《看虹录》、《摘星录》的作者，无论如何难以见出就是那个追忆并记录湘西世界和苗民生活的作家。《绿魇》、《黑魇》、《白魇》和《烛虚》的作者则更多地显示出与卞之琳、穆旦、冯至、汪曾祺等西南联大的现代派作家群体之间的精神联系。正是他们几乎同时开始的现代派写作实验，为白话文学革命以来的创作提供了极富创新意义，前景辽阔的发展路向。
       政权交接之际，这种有价值的探索突然夭折。1948，年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点名批判沈从文的《摘星录》，说他是反动的“桃红色”的作家。北京大学随之出现的壁报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文。尽管决定留在大陆的时候，已经知道“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但面对突然袭来的冲击，脆弱的沈从文还是被击垮，陷入了迫害狂的境地，我们不难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感受到那种精神的极度紧张。艰难地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以后，他就此中断文学创作，“转业”摘文物，成为故宫的讲解员。事过境迁，大弟子汪曾祺不无沉痛地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三十年，沈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沈从文转业之谜》)
       放弃了文学的沈从文，也同时切断了与“乡下人”的血脉维系，这也可以看作灵魂自我放逐的过程。没有完成的史诗性质的乡土长卷《长河》，因此可以视为沈从文被腰斩的文学历程的象征。这个未完成的天才，有着同相近处境的曹禺、老舍、巴金等人同样令人扼腕的痛惜，留给后人的只是无尽的揣想：如果他顺着湘西世界或者西南联大的新路走下去，又会有怎样的成就?因为早在1934年，他就对自己的才华有着这样清醒而骄傲的体认：“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从文家书》)
       (《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1月版，27．00元；《沈从文传》，凌宇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788年初版，10．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