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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德炎先生曾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后又从事驻外文化外交工作。在离开商务印书馆多年并有多项事业选择的情形下，陈原先生信中的一句“与其浪迹天涯，不如作张元济后人”，激发了远在欧洲的杨德炎先生早日回来工作的决心。
       在商务印书馆百年品牌的盛名之下，杨德炎先生自谦是一个“过渡人物”，这几年所做的工作承前启后，为的是在后备力量的手中使商务印书馆有更大发展。
       最近，本刊记者对杨先生作了如下采
       记：在刚刚结束的图书订货会上，商务印书馆码洋排名第一，能谈谈商务印书馆参加这一活动的具体情况吗?
       杨：过去商务的书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对订货会不太热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逐渐认识到订货会是书业界的一个重要活动。1997年第一次参加，当即拔得头筹，引起了轰动。当时正赶上商务百年庆典，可谓双喜临门。随着订货会的不断成熟，逐渐成为了解全国图书行情的窗口，我们对其促进图书创新、交流、展示的功能感受越来越深，进一步提高了对这类活动的认识。从第二年起，商务从上半年就开始积极准备新书参展，并组织编辑部、出版部和发行部的全体人员参加1月的图书订货会和5月的国际图书博览会，取得了很好的收益。
       记：您认为商务印书馆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在销售上，哪类书占主要份额呢?
       杨：总的来说，商务的成功可以归结为百年积淀造就的品牌效应。现在出版社很多，但有特色的不多，商务是有特色的。中外文工具书是商务的一大品牌，是商务的支柱；另一根支柱就是汉译名著。
       商务正在开拓前进。商务有昌明教育的传统。许多老专家在开座谈会时非常诚恳地建议商务重新进入教材领域，希望商务回到教育图书的主阵地上来。凭借百年来的基础和较强的编辑力量，随着国家对教材政策的进一步放开，过去的垄断局面会被打破，商务希望在这方面作出新尝试。
       多年来，商务创造的许多老品牌如《新华字典》几乎走进了每一个家庭。《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已成为必备的工具书，在这次的订货会的码洋数上仍占有很大份额。其中《新华字典》订数达到400万册，位居全国第一，总码洋高至4400万。像《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工具书每年长销，订货会上的数字只是全年订数的一部分。对此，我们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又有危机感，认为还要在老品牌基础上不断创造新品牌，不能躺在在老品牌的成绩上睡觉，努力使其在今后占到商务图书的更大部分。
       这里特别要感谢书业界和流通渠道，主要是新华书店和民营书店这些长期相濡以沫的合作伙伴。
       记：您认为，在出版分工越来越细的当下，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物才能打入国际市场。您能说明一下，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出版物”?
       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图书质量好；二是有中国的特点。商务出的《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国自然地理纲要》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许多外国人把《现代汉语词典》比作英国的牛津字典或法国的拉鲁斯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还出了新加坡版。除了上述这些图书以外，介绍中国文化、历史、经济、医学的图书，还有一些年鉴类图书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国外比较欢迎。那些既有中国的东西，又有外国的东西的图书其实是“几不象”。
       记：拥有百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在辞书出版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近年来，参与辞书出版的竞争者越来越多，对此，商务印书馆如何保持优势?
       杨：第一、商务拥有最好的编者。商务在全国范围内联系众多名家，定期召开专家座谈会，还请他们到馆里开讲座、传授知识。这样不仅使本馆编辑不断充电，也为商务联络到一大批专家学者。
       第二、商务在辞书编写方面，十分重视和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范，从而保证了商务图书的相关水平和质量。
       第三、商务有很好的校对力量。商务非常重视辞书的校对，有的校次多达十次以上，这样才能尽可能避免错误。外国专家在商务出的《汉英字典》中没找到一个错误。《新华字典》也是一样，每一版几乎都有小的改动。商务有一支词典“维修队伍”，其中不仅有商务的编辑和辞书界的老专家，还包括广大的读者。商务的辞书有上亿的读者，每年能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有各种意见可以参考。多数读者不是专业人士，但商务仍然有专人阅读这些来信。这样的认真态度，是造就商务品牌百年品质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商务一贯注重信息调查。以成语词典为例，国内有上百种，商务要出同类辞书，就要对各种成语词典的内容、价钱、纸张、封面等分析比较，以使商务辞书在收词上更加精当，装潢设计上有所改进。
       第五、营销水平的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销手段和宣传方式在出版行业的重要性愈益明显。商务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相对薄弱，不如有些兄弟出版社。光有好书，宣传不好也不成，商务今年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当然，商务并不赞成“炒作”。
       记：最近出版的《新华新词语词典》很受关注，您如何评价这部词典在语言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的意义?
       杨：商务的工具书在学界引发讨论是常见的，过去的《新华字典》、《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此次讨论集中在《新华新词语词典》收集的负面语词方面。对有些出版社的客观主义的态度，商务持不赞成观点，对负面语词表现出明确的批评态度，通过例句加以体现，如“三陪”一词的例句：“今年，四川打工妹唐胜利宁死不做‘三陪女’而跳楼致残的事件轰动整个社会。”
       记：在引进西学方面，商务印书馆是先驱者，“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商务图书的一大品牌。近年来，有些出版社在这方面的发展势头很强劲。对此，您有何看法?
       杨：近年来有些出版社在“汉译名著”的出版方面势头强劲，我认为这是书业界和出版界繁荣的体现，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兄弟出版社在新的理论观点和版权引进上有所贡献，客观上和商务形成了竞争局面。通过竞争，书业才能繁荣，垄断是不正常的，我对同行的努力也很赞赏。
       我的担忧有两点：一是引进名著重复，翻译质量不好；二是目前图书输入和输出不平衡，被介绍出去的中国图书远远少于被引进的，介绍出去的只有20％左右，引进的则高达70—80％。商务希望和同行一道，为使更多的中国图书走出国门而努力。
       为了积极应对挑战，商务成立了著作室，一是为了给新的编者和专家的书提供一个出版的机会和阵地；二是为了发现专家作者，把关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热点书介绍到外国。著作室还出版了陈翰笙先生和胡适先生文集的英文版及其它纯英文版的图书，目前经济效益并不明显，商务也在翻译等方面找原因，仍在努力探寻一条道路。
       现在商务手上还有一些好稿子，如《赵元任全集》、《钱钟书手稿集》。商务和这些作者以及作者的家人都有很好的联系。赵元任先生的后人也都是院士、教授，陈原先生和江蓝生先生还亲自出任《赵元任全集》编辑委员会的主任，我们有信心把这本书出好。《钱钟书手稿集》也计划今年完成。此外，商务还在组织经济、政治方面的热点书，已经做了些尝试，还是有收获的。博士论文和专家文集也正在出。出版社要发展，就要有新力量、新面孔。以上举措使得商务联系到一大批国内强大的著、译者(过去主要是译者)队伍，使他们和商务的关系更加密切。
       记：您对商务今后的工作有何展望?
       杨：商务已加入了中国出版集团，是其重要成员之一，未来的发展要依托中国出版集团的发展。 具体来说，商务除了两个特色之外，还要在在著作、教育方面继续探索；现在正在建立语料数据库，为将来编著更好的工具书作技术支持；另外还将积极筹备电子音像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