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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送给鲁迅的书中，书上的题词长且极富感情的，孙福熙先生是一个了。从1925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到1927年出版的《北京乎》，其间的每一部作品都送给鲁迅，并郑重题词。可是1929年以后，他即从鲁迅生活中消失了。这一年3月20日鲁迅在日记中记下“夜……伏园、春台来”，以后就不再见到春台先生字样了，无论日记，还是书信。
       孙福熙，字春苔，浙江绍兴人，《鲁迅日记》作春台，最早出现是在1919年11月19日“上午孙伏园、春台来”。是年，孙福熙与其兄孙伏园一起到北京，后经鲁迅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在那里曾得到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指导；1921~1924年间赴法留学，就读于法国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
       《山野掇拾》便是他留学法国期间写成的，也是孙福熙的第一本书。全书共82篇，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了作者在1922年暑假期间，从里昂到Savoie乡村去画山野时的种种见闻。法国山村的美景，淳朴善良的乡民，异国的风俗，短短二十余天的山村生活，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本没有将山野掇拾发表的意思；但闻到野花香，不禁思念故人，于是起了藉驿使聊赠一枝之意，想与故人共赏之。然而我失败了。我本想尽量掇拾山野风味的，不知不觉的掇拾了许多掇拾
       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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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配有孙先生自画的四幅精美插图，封面也是他自己设计的，画面由各种绿色组成，由浅及深，并用灰色的边框衬托着，画的上端有孙福熙毛笔手书的“山野掇拾”，回的下方是孙福熙毛笔签名。这本书1925年2月由新潮社出版，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
       这本书的出版曾得到鲁迅的大力帮助。《鲁迅日记》1923年8月12日写道：“夜校订《山野掇拾》一过”，翌日又“夜校订《山野掇拾》毕”，8月14日即“上午寄伏园信并还《山野掇拾》稿本。又附寄春台笺”。1924年1月书还未印行，鲁迅又预定了五部，准备赠送友人。孙福熙对于鲁迅的感激之情，也从送给鲁迅书的题词中倾诉了出来：
       豫材先生：当我要颓唐时，常常直接或间接从你的语言文字的教训得到鞭策，使我振作起来；这次，你欲付印‘山野掇拾’也无非藉此鼓励我罢了。我不敢使你失望，不得不从新做起；而我没有时候再来说这书中的缺点了。
        孙福熙
       鲁迅藏书中有两部《山野掇拾》，一部为孙福熙所赠，副页上有墨笔题字，另一部用白宣纸包着书皮，两部都是毛边，均未裁开，都是新潮社的初版本。
       孙福熙与鲁迅的关系是很友善的。鲁迅在《两地书》中曾很愤慨于他身边的一些文学青年。说“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侦探，小人。”因为他们侦探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而且传播流言。鲁迅点了五个人的名，其中没有孙先生。鲁迅也欣赏孙先生的画才与创作，曾请孙福熙为初版的散文集《野草》，译文集《小约翰》设计了封面。据《鲁迅日记》统计，二人的通信有数十封，其中孙福熙写给鲁迅的信有三十封，鲁迅写给孙福熙的信有十六封。可惜这些信件均已散佚，内容无从知道了。
       大概是从1927年的下半年开始，他们二人之间逐渐产生了隔膜。尽管这一年他们的交往仍很多，仅《鲁迅日记》记载就有三十三处，这一年鲁迅写给孙福熙的信有十二封，孙福熙写给鲁迅的信有十六封。但鲁迅对孙福熙的行为有了越来越多的不理解，鲁迅在这一年的7月28日写给川岛的信中表示了他的困惑：“小峰和春台之战，究竟是如何的内情，我至今还不了然；即伏园与北新之关系，我也不了然。我想，小and春之间，当尚有一层中间之隔膜兼刺戟品；不然，不至于如此。我以为这很可惜，然而已经无可补救了。至于春台之出而为叭儿辈效力，我也觉得不太好，何至于有深仇重怨到这样呢，”这一年的12月3日鲁迅记到“收春台所赠《贡献》一束”。
       《贡献》是孙氏兄弟所办的国民党改组派刊物。鲁迅对它很不满意，在收到刊物的六天后，鲁迅在写给川岛的信中这样写到：“伏园则在办一种周刊，曰《贡献》(实在客气之至)”。后来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又提到“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
       1928年6月24日《鲁迅日记》出现了“晚得春台信，其字甚大”这样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字样。这一年日记提到春台仅有三次，一次是在3月，鲁迅将刚出版的，由孙福熙设计封面的《小约翰》寄给他，另外两次是记录收到了孙福熙的来信，但未见有回信的记录。
       1929年3月20日以后，孙福熙便从鲁迅的生活中消失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10月22日孙福熙与由定县匆匆赶来的孙伏园一起到鲁迅在北平的寓所拜奠先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曾描述“鲁迅先生的客厅里原来挂着陶元庆先生所作的木炭画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点；即在这画像前供了一张书案，上有清茶烟卷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都凄然的致了敬礼，周太太陪我们到上房见老太太，先看见鲁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旧，只是从此不会再有它的主人骑在上面”。睹物思人，我想，此时孙福熙的心情一定会是很复杂的吧，尤其是，当他抬眼望见“老虎尾巴”的西壁上还悬挂着他当年赠给鲁迅先生的插图画《山野掇拾》，画上的题字依然那么清晰：
       豫材先生教正学生孙福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