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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在学术批评网上就学术论文的“伪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反驳批评者林骡和田畔先生的文章中，作为被批评者的鲁晶越先生提出或一再强调：第一，如果他的引文抄自《文明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中译本，那就不可能“聪明到”在"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题尾加上一个“?”号。意思很明确：就凭这个“?”号，就可以证明他的那条注释不是“伪注”。第二，“真正能够推动学术发展的批评，其重点始终应当在学术思想内容本身，而不能以技术上的准确与否为中心。”第三，“几乎所有杂志都不允许”“用网址注释”。围绕鲁先生的上述三点解释，我想做点初步的辨析。是否正确，尚希鲁先生教正。
       关于第一点，只要关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学界特别是国际政治学界的学者与亨廷顿辩论的人，都不难发现，中国学者在提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时，一般都带有“?”号的。(如李慎之先生发表在《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上的《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第二版，“附录”)《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的：亨廷顿的“前言”，在开门见山地提到该文时，同样是带“?”号的([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第二版，“前言”第1页)。所以，这个被鲁晶越先生十分看重的“?”号，其实丝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当然，需要事先说明的是，我的意思只是想说，鲁先生用这个“?”号作为证明他的这条注不是“伪注”，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关于第二点，是一个涉及学术批评理论——如何认识和界定学术批评的内容——的复杂问题，可以见仁见智。我想说的是，其一，我丝毫不反对把批评对象的“学术思想内容本身”作为学术批评的一个重点来对待，但形式或技术性规范同样重要，而且事实上要比“学术思想内容本身”重要得多，在当前学风浮躁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其二，学术论著的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没有形式上的规范性，就不可能有内容上的科学性。在学术批评实践中，批评者若只关注批评对象的“学术思想内容本身”，而忽视作为形式的技术性规范，就难免会被批评对象所蒙骗，劳而无功且不说，有时甚至会犯以讹传讹的错误。
       我是专业从事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的。十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在审阅一篇学术论文时，如果只看文章的内容，而不对文章的注释进行分析，往往会从自己手中刊出抄袭剽窃性质的文章。从学术文章的学术思想内容本身来看，有的学术论文不仅选题很有前瞻性，而且会让读者觉得作者很有思想。但如果你去仔细看文章的注释，特别是当你通过作者的注释去翻阅有关被引的文献时，可能就会发现文章中的“思想”不是作者的，而是别人的。更有甚者，作者根本就不懂某国语言文字，但是注释中通篇是该语种的文献。若不了解作者其人，你会觉得论文建立在“可靠”的材料基础之上。这就是学术论文中的伪注现象。
       学术论文的伪注，在我看来，并不需要复杂的表述或法学理论。简单来说，学术论著中的“伪注”，指的是作者在编制注释和参考文献时，对某一征引材料只标注其原始出处，而不标注作者实际阅读到该材料的出处的标注行为。
       学术论著中的伪注现象在网络媒体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例如，有的作者在做注时，明明是从他人的著述中转引来的材料，却不标注“转引自”，而是直接标注该材料的原始出处。读者以为作者是直接从原始出处征引的。到了网络时代，学术论著的伪注现象更加严重。因为目前许多文献都搬到了互联网上，许多学术刊物都有了电子版或网络版，许多学术著作可以从国家数字图书馆中直接阅读，许多学术论文可以从中国期刊网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光盘版中全文检索，而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建立有校园网，校图书馆一般又都是这两个电子资源的成员，通过校园网可以直接全文检索这两个电子学术资源中的材料。因此，学者往往坐在家中，就可以饱览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有关学术资源。但绝大多数作者在运用网络学术资源时不标注网址，而直接标注引文所在的文献，让读者认为作者是直接从有关的著作或期刊中引用的。这种标注行为，不是伪注，又能是什么呢，
       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一篇学术性的论文，不管你提出什么样的新见解、新思想，若据以证明新见解、新思想的材料缺乏真实性，甚至连材料的来源也令人生疑，被证明是不可靠的，是假引文，那么所谓的“新见解”、“新思想”还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呢，哲学界是否可以只重思想内容而不重材料征引方式及其标注等技术性规范，我不清楚。但在历史学界，这种技术性规范是头等重要的。在历史学界，不仅有考据学，专门研究史料的真伪等问题，而且一直有“史学就是史料”的思想传统，二十世纪还因此而形成了史料学派，一度主宰中国史坛。因此，在我看来，判断一篇学术论文的学术价值，固然首先在于其思想内容本身的科学性和深刻性，但最终依据则在于作者在阐释自己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过程中所依据的材料的科学性。材料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征引材料时必须做到忠实与准确，“这是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李振宏《伟大的人格》，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同时也是一种学说、一种学术思想、一种学术观点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基础。在这里，材料来源的真实可靠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忠实和准确地征引材料的基本前提。
       在征引材料问题上，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李振宏先生在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特别是阅读他们的书信之后，因深深地为他们的伟大的人格所打动，撰写了《伟大的人格》一书，其中有专门阐述“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一节。根据李振宏先生的研究，在征引资料方面非常得严谨和慎重，是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宝贵的学术品质。“关于《资本论》，马克思说过：‘我的《资本论》(原双引号，而非书名号。——笔者注)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恩格斯也说过类似的话：‘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同上，第75页。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卷，第16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78-279页)在研究了“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之后，李振宏先生充满激情地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之所以正确，能立于不败之地，当然首先是由于它的科学性，深刻性，而……事实证明，也还因为他们的学说在材料运用方面有着坚实的基础。他们征引资料，真正做到了忠实与准确。否则，一条引文出了问题，整个理论的声誉都将受到极大的损伤。”(李振宏：《伟大的人格》，第81页)
       事实证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形式的东西，或者按照时行的说法技术性的“学术规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实际上是确保内容做到科学性的坚实基础。基础不稳固扎实，整个学术大厦岂能独稳?!因此，学术批评，首先必须审核的就是作者对材料的征引，而不是“学术思想内容本身”。只就“学术思想内容本身”进行批评分析，而不首先检讨作者的材料征引情况，只能是舍本而逐末。
       关于第三点，我只能说鲁先生有些孤陋寡闻。早在199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就发布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1998)文件，该文件在关于“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中，就专门有一条“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及其标识”，把电子文献载体区分为磁带(MT)、磁盘(DK)、光盘(CD)和联机网络(0L)四种，并且列举了其中的六种具体的格式：联机网上数据库(DB／OL)、磁带数据库(DB／MT)、光盘图书(M／CD)、磁盘软件(CP?DK)、网上期刊(J／OL)和网上电子公告(EB／OL)。征引网上材料，都可以根据这几种方式进行标注。鲁先生所说的“几乎所有杂志都不允许”“用网址注释”的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几年，不仅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允许用网址直接标注，而且越来越多的博士研究生利用网络学术资源完成学位论文，并在学术论文中直接用网址进行注释。所以，因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主观武断地认为“几乎所有的杂志都不允许”“用网址注释”，并以此来为自己的伪注行为开脱，是没有丝毫的说服力的。
       如果鲁品越先生要证明自己直接翻译的那几行材料不影响自己文章的学术思想内容，最好的办法是找到刊载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那篇文章的《外交》杂志，证明自己从网上下载的英文材料与《外交》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一字不差，自己的具有“个性化”的译文与《外交》杂志上的原文相对照，做到了忠实与准确。否则，即便列举出从网上下载的英文本，也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从纸介质媒体转换到电子文献载体，由于扫描技术和校对方面的原因，总是难以做到与纸介质媒体上的原文一字不差。若其中刚好某一关键性的字／词出错，就很难保证译文的忠实无误。对于鲁先生来说，因任教于南京大学，像《外交》这样的英文期刊是不难找到的，除非如他自己所承认的是由于“懒惰”，不愿去找寻。然而，即便鲁先生证明自己的引文忠实于英文原文，并不影响自己的“学术思想内容本身”，但鲁先生在为该材料注释时使用了“伪注”的方式，这一事实是铁板钉钉，大概怎么辩驳也否认不了的。
       最后顺便纠正林猕先生的一个表述。林骡在《学术论文的伪注问题——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发表的一篇重头文章说起》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不错，亨廷顿确实是在美国大名鼎鼎的《外交》双月刊(以前是季刊)1993年夏季号(第72卷第3期，第56~73页)上发表过轰动一时的‘文明的冲突’一文。”这句话容易使人认为亨廷顿的文章是发表在作为“双月刊”的《外交》上，而亨廷顿发表此文之前的《外交》是季刊。事实上，亨廷顿发表此文时，《外交》还是季刊，而不是双月刊。只是到了发表此文的同一年(1993年)的11／12月号这一期，《外交》才改成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