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军阀是中国二十世纪前期的特殊产物，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军阀史研究明显地存在着特定时代的局限性。《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雒春普著，湖南岳麓书社近代名人幕府丛书之一种，14.50元一书力求新意，在对历史人物——特别是曾经被否定过的历史人物评价上，保持了较为冷静的态度，在恢复历史真相方面，有努力的探索，对于处在复杂历史条件下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政治选择，有持平之论，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作为一种历史资源来研究和认识的民国历史人物中，山西阎锡山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军政首领（仅仅称之为“军阀”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这个“独特”的人物，雒春普女士在她的新作《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一书中称：“在波诡云谲的旧中国政治舞台上，‘山西王’阎锡山是主持山西省政三十八年而不堕的‘不倒翁’，成为与中华民国相始终的绝无仅有的地方实力派”。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大惑不解，或者还可以成为民国史上的一“谜”——我记得“文革”结束后历史研究逐渐恢复正常，1979年荣孟源先生等就特意到太原邀请一批老人座谈，寻求解答“阎锡山为什么能在山西维持近四十年的反动统治”的“谜底”。当然，那时这些经过沧桑鼎革的老人们未必能够马上直抒胸臆，不过，在五条答案中，给我留有较深刻印象的是，阎有“统治办法”的政治智慧；他“以‘我’为中心、以‘存在’为第一”的政治哲学；“掌握经济和人事等权力”的驾驭术等等。如果我们再追问阎锡山与其他中国历史上绝不鲜见的武人和军阀侪辈何以大不相同（他出身于武人，但绝非一个赳赳武夫。如果我们要出版中国过往的政治家文集，我相信他的著述部头要排在前列。他是一个对理论非常执着的政治家，有“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土地村公有”等等的“理论”。张作霖、张宗昌辈，可有如此的“建树”？张稼夫说：“他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但他既非是只知炫耀兵力的赳赳武夫，也不是尸位素餐的官老爷。他遇事肯动脑筋，好出‘点子’，而且事必躬亲，务求实效，较少官僚主义。”）？不同在何处？雒女士接着还说：“这不仅取决于他特有的政治经济天赋和山西独特的封闭型行政地理环境，而且与他‘善用人为’、在身边积聚了一批党、政、军、经、教各方面的人才，逐步形成组织、经济、军事等专门性班底不无关系”。显然，这样分析和研究阎锡山突破了我们长期脸谱化和贴标签式的历史研究惯式，更加深入传主的本质和特点，得出的结论也为人所信服。
       “善用人为”不过是阎锡山的一个方面，对于这个历史人物，我们对他的认识其实还有许多盲点。在我从事地方史工作时，曾有过这样的印象：很多山西的老革命和老干部对“阎锡山现象”饶有兴致，当年在晋绥工作的张稼夫提议并委托范若愚组织编写大陆第一本《阎锡山评传》，就特别属意于阎的特点：处近代中国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为求生存和发展，取“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哲学，推行异乎于别地的特殊政策，在表里山河的山西自成体系（最为人引为谈屑的，就是窄轨的铁路），所谓“保境安民”、所谓“用民政治”、所谓“六政三事”、所谓“模范省”、所谓“守土抗战”以及“牺盟会”等等，这是不能一味否定的（更不要说其曾主张的联共抗日以及山西抗日局面的形成了。懂一点历史的都知道：没有山西、没有山西那几个抗日根据地，也就没有新中国了）；近代中国以政治纷争、军阀混战为基本场景，百姓为之所苦，亟求休养生息，甚或稍得喘息而已，而阎能脱颖而出且始终不倒，使山西百姓少受战争蹂躏，也是不容忽视的；自然，这中间，“阎锡山经历过中国近代政坛上的风风雨雨，三十多年几经沉浮，始终不倒，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精于权术的地方实力派”（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山西的退保一方端赖其“政治智慧”的高超，所谓纵横捭阖，朝秦暮楚，统治一省近四十年，堪为罕觏；等等。
       说到幕府，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近年来史学界中对此多有关注（清朝权势人物的幕府和绍兴师爷等都有专著出版）。雒女士条分缕述阎锡山“用人之道”、他统治山西的基本“班底”和幕僚侍从人员以及分领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人才，取材丰富，要言不烦，显然是经过长久的写作准备的。雒女士曾与人合作出版有百万余字的《阎锡山全传》，同她的新作一样，都是力图摆脱陈旧意识形态窠臼、以史实说话、评骘人物亟求公允的力作，有这部书的“垫底”，再细致研究传主的“用人之道”，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这里，我只说说读后的感想。
       幕僚制度，大概回溯上去可达上古夏商的“家臣”和两周的“命士”，即使后来有了现代人事行政的铨叙制度，它仍然是我们熟悉的一种政治现象。血缘、地缘、业缘，是任何一个持有权力的政治人物网罗其干部队伍、组织其思想库和智囊团时必须考虑的“三缘”，它的遴选、组成、活动和作用，俨然有其规律在，或者说是共性。这个共性说白了就是中国政治前现代——从满清幕府和国民党蒋介石幕僚时代的传统因袭嫁接“马基亚弗里”、效忠个人、以党治国种种因素之使然。正如大凡中国政治家都必须接受曾国藩的理论熏染一样，他的一句发自内心的体验让他们共鸣：“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在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婪退缩者昂首而上腾，而高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所以，大凡有了政治框架和构想之后，一支得力又效忠的干部队伍问题往往是最重要的问题，蒋介石当年“班底”中的黄郛曾力谏“储才”，以为“旧时政治家极重幕僚，新式政治家更需智囊，以补一人精力经验知虑之所不及”，这不过是说出一个很平常的道理。
       在这一方面，蒋介石也好，阎锡山也好，他们都没有什么区别。血缘与地缘，蒋有“四大家族”以及“会说宁波话，就把洋刀挎”的口碑，阎也有山西的“小四大家族”（阎、梁、徐、曲）和“会说五台话，也把洋刀挎”的彼此彼此。至于业缘，两个人都出身戎伍，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从事倒清革命，他们的“班底”也就同样从中觅得。很多方面他们都难分高下：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曾追慕西方而欲使中国政治步入正轨而现代化，阎锡山曾称“中国四千年来君位传子专制的家天下思想，不只铸成了政治的保守，抑且阻碍了物质的发达，中国的贫穷实以此为根因”（《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这个体会的确精到，但是后来他们都熟稔并得心应手于旧的“游戏规则”。有时候阎更是惨淡经营：特殊的地缘政治使他形如一只老狐狸，处各方政治势力的包围之下，学会韬晦是他的基本功（孙中山曾嘱其与北洋势力虚与委蛇，借此保全一北方革命据点），后来虽其贵为“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国民党五大军事势力的蒋、阎、冯、李、张），以及占据华北、奄有平津，但在一个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因袭和学习苏联领袖独裁的中国政治背景下，他的一切都是可以既来之又去之的，于是，中原大战失败后的阎锡山如履薄冰，本能地，他需要一支贴心又不乏效能的幕僚阁员队伍。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谁拥有最好的幕府，谁就是中国政治的赢家？取这一视角，阎锡山只能望蒋之项背而已（雒书中没有采用比较的方法。其实如果对比一下他们双方的幕府人员，也是饶有意味的）。这不是他的无能或不作为，反之，他太兢兢业业了。他事无巨细，宵旰忧劳（赵超构先生抗战时采访阎锡山，抄录了一份他平日的日程：“晨４时起床，早餐后写训话，5时半开朝会。6时半，到训练班训话半小时。7时到10点，批阅公文。10点钟，再进早餐。11点到12点睡午觉。12点到1点，看国内外的广播新闻。1点到2点，会见宾客。2时正，进午餐。2时50分至4时，会客或办公。4时至7时，主持各种会议，经常每天主持四个会议。7时正，进晚餐。8时至9时，处理临时发生的紧要公事。睡觉的时间不一定，早则9时，晚也可以迟到11时”）；明察秋毫，他对每个“高干”的长短都清清楚楚，按能任用；凡军人团长、文人县长以上的官员必须经他亲自传见和审查；他苦心划分“山头”，以地缘在干部中搞平衡和牵制；他用种种办法对青年干部表示赏识和提拔；他力避山西局促娘子关内“信息不对称”的闭塞习气，延揽人才，延请名流讲演和讲学（康有为、胡适、杜威等等）；等等。但是，这都枉然，这似乎是他的劫数：地缘政治已判定山西不可避免走上衰落之路，如果说中国文明曾率先于黄土高原烂熟，中古以降这重心已经迁移至南方的长江，随之人才的储备和爆出又不得屈让之，进入近代以后，西潮拍岸，得领风骚的弄潮儿更由沿海而向沿湖沿江伸延，迨至南京政府取代北洋，中国政治版图变化，人才南下已是定势，纵阎锡山有回天之力也不能挽之，他的几次冀望背靠山西而耸动天下的举动（如中原大战、西安事变中接蒋赴晋的如意打算等）都成为笑柄。
       山西的地位、阎锡山的处境，让他又开辟了指导其一切行动的所谓“二的哲学”，那其实就是主张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似乎很不高调，很是机会主义，但也不乏“政治智慧”。“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这是阎锡山的体会。于是，他的“矛盾论”就刻意“合二而一”：“他认为矛盾的两方是两个‘一’，两个‘一’‘对销’了，就会出现第三个‘一’，只有这个‘三一’才是‘真一’，才有‘存在的权利’”（薄一波）。所以，当山西的处境显得微妙时，即投降日本、迎蒋入晋都会危及其存在，他自己又做不成抗日、拒蒋时，就毅然敦请薄一波“晋才晋用”，既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动员能力，又用山西的旗号获得“双赢”，这一决策后来证明是极富政治眼光的。一如山西人的爱喝醋，是山西水土碱性太高，须以酸性物质中和之，在矛盾中求生存是他的当务之急，从给定的地缘政治中，自然形成阎氏政治哲学的“轻功”。后来南京政府苦于应对国难，据说也是阎氏建议，对日方针应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蒋欣然采纳。蒋介石曾称阎是晋文公，“谲而不正”，其实若论蒋氏的治术，诡谲岂让阎氏半分？
       阎锡山的用人方针也与蒋介石有极相吻合之处，他有核心组织（“同志会”等），也有“铁杆”（如军队中的“十三太保”），又分立派系（早年是赵戴文对南桂馨，后是文官梁化之对武人王靖国，文官中又有李江对邱仰浚、梁化之对薄右丞，武人中又有王靖国对赵承绶），使之彼此牵制和监督，他居间坐享渔利。不明白的还以为派系繁杂不能精诚团结，是他愚鲁，如老山西的民谣所吟唱：“十三个高干哄的一个老汉”，明白的却认为“老汉的心算，绝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倒是“一个老汉哄的十三个高干”。果然恨起来他就对人讲：“告诉你们，不要把我当汉献帝看待！”此外，像掺沙子啦，排除异己（如辛亥革命时崛起影响到其权威的一批人）之类，他都精通。作为领袖，他更忌讳自成局面和携怀贰心之人（如外省人的商震、陈长捷，本省人的徐永昌、傅作义、李生达）。《新民报》的赵超构先生战时访问山西，一番观察之下就得出“山西的组织好像特别复杂”，而“所有的组织，是以阎先生的人格为中心的组织；所有的工作，是以阎先生的理想为骨干的工作”的结论，他窥出“三十年的时间，造成了他深植在民间的地位，而后来受他提携的干部，无疑的都和他有着历史的关系”（《延安一月》）。
       “二的哲学”，很重要的一面是阎锡山求贤若渴于中共干部和左翼学人（薄一波、杨献珍、徐冰夫妇、张友渔夫妇、侯外庐、杜任之、邓初民、温健公、许德珩、张申府、黄松龄、杨绍萱、王思华、梁寒冰等都曾受请赴山西），甚至容留被中共开除的张慕陶等（这很相同于一水之隔的张学良。其“班底”也有一支“前中共”的人员如黎天才等）。处特殊的地缘政治下，他甚至提出可以与当年蔡元培北大办学相类的宗旨：“学术自由，真理战胜”，于是，曾经一时，太原途中学人仆仆于道，各种学社与刊物相继出现。这比如阎锡山欲釜底抽薪解决“民生”问题的土地改革，就敦请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清华教授吴景超、蒋廷黻来讲学（雒书中也没有述及之，这可能是碍于体例。不过，阎锡山能向异党和各方人才汲取政治智慧和思想资源，这实在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特点，当年赵超构说：“他的吸收新思潮，适应和进步的精神也是可佩的”）。
       胡适当年到山西讲学，曾感慨“山西大患在一贫字。年来新政不能不用本地人，不能招用客卿，也是因此。……但是山西现在的发展计划决不能全靠本地人才，本地人才决不够用”。在今天，困扰山西的还是这个语境，这就不能不让人再复感慨之（恰好读了《南风窗》上议论今日山西困境和颓势的文章，怅然良久）。后来，胡适以及许多人都把“阎锡山”当成了山西的符号，成了山西人保守、守财、颟顸的象征，那么，我以为：对今天的山西来讲，大概还有“走出阎锡山”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要重新认识和解读阎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