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12日,《骆驼草》周刊在北平出版。创刊号上,署名丁武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一文云:“新近得见由郁达夫鲁迅领衔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真是不图诸位之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文末将此事归结为“文士立功”,即有政治野心之举。十二天后,鲁迅在上海写信给章廷谦说:“《骆驼草》已见过,丁武当系丙文无疑,但那一篇短评,实在晦涩不过。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所谓“丙文”,即冯文炳,亦即废名。此刊以后各期,不知鲁迅是否看过,而第三期就有一篇《闲话》,仍署名丁武,专门解释何以要写那篇短评,有云:“不愉快的事,因了郁达夫鲁迅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我刺了鲁迅先生一下。郁达夫先生呢,那实在是一个陪衬,……”
这可以说是废名对于鲁迅态度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又因为在其看来,1930年顷鲁迅本身发生了转变的缘故。说来二人交往已久。1924年废名曾作《<呐喊>》一文,是关于《呐喊》较早的评论文章。当时他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已经开始小说创作。后来有种议论,说废名写乡土小说,受了鲁迅的影响,然而废名在此文中最推崇的,却是《孔乙己》。在《从胡须念到牙齿》(1925年)中,废名谈到与鲁迅最初见面的情形:“鲁迅先生我也只见过两回面,在今年三四月间。第一次令我非常的愉快,悔我来得迟。第二次我觉得我所说的话完全与我心里的意思不相称,有点苦闷,一出门,就对自己说,我们还是不见的见罢,——这是真的,我所见的鲁迅先生,同我在未见以前,单从文章上印出来的,能够说有区别吗?”1925年和1926年的鲁迅日记中,也有若干关于废名来访或来信的记载。
当时废名对鲁迅极表推崇。譬如《从胡须念到牙齿》中说:“鲁迅先生近来时常讲些‘不干净’的话,我们看见的当然是他干净的心,甚至于看见他的苦闷。”这里可以看出废名觉得自己对鲁迅独有理解,而其与一般后辈景仰先贤不同者,的确也在于此。《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1927年)中更说:“说到鲁迅先生,我要提出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个性的表现。……鲁迅先生一年来的杂感,我以为都能表现他自己,是他‘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此文也谈到周作人,有云:“他为人的健全,难道有心人还看不出吗?”在此前的一篇《偏见》中,废名甚至宣布自己的“偏见”:“凡为周作人先生所恭维的一切都是行,反之,凡为他所斥驳的一切都是不行。”由此可见其对周氏兄弟取向有所不同,是思想上接受乃弟,心灵上却与乃兄多所契合也。要而言之,其间正是思想家与艺术家的区别。此种契合,强烈而不无戏剧性。最明显地表现在《忘记了的日记》(1927年)中:“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尤其使我苦而痛的,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又莫明其妙地这样想:倘若他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于是乎想到他那里去玩玩,又怕他在睡觉,我去耽误他,转念到八道湾。”这番话曾被论家认为有所象征,其实其间并无取舍,还是前述对艺术家与思想家的不同认同罢。1929年鲁迅回北平省亲,5月19日日记云:“上午冯文炳来。”是为二人所见最后一面。
废名在心灵上与鲁迅如此契合,大概即是他后来批评鲁迅的根由所在——当他感觉鲁迅心灵有所变化,对鲁迅的看法也就随之变化。1930年初鲁迅的一系列举动,如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可能正被废名看作是其心灵变化的迹象。在前述《闲话》中,废名说:“我时常同朋友们谈,鲁迅的《呐喊》同《彷徨》我们是应该爱惜的,因为我认为这两个短篇小说集是足以代表辛亥革命这个时代的,只可惜著者现在听了我的话恐怕不高兴了,倘若如此,我以为错在他,不在我。我以为我的这句评语是衷心的赞美,不胜恭敬,著者也足以受之而无愧了,可慰他多年的寂寞与沉默。与著者同时代的,除了这两本书没有别的书。”废名称鲁迅为“那时的一位孤独者”,他一向所理解所热爱者,正在这里;在他看来,鲁迅现在已经不再孤独,而被别的什么所左右了:“‘前驱’与‘落伍’如果都成了群众给你的一个‘楮冠’,一则要戴,一则不乐意,那你的生命跑到那里去了?即是你丢掉了自己!”他的结论是:“‘群众’两个大字,我们是可以站得起一点。”
将近两年过去,废名为《周作人散文钞》作序,继续着这一话题:“鲁迅先生的小说差不多都是目及辛亥革命因而对于民族深有所感,干脆的说他是不相信群众的,结果却好像与群众为一伙,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说道,‘鲁迅他本来是一个cynic(愤世嫉俗者),结果何以归入多数党呢?’这句戏言,却很耐人寻味。这个原因我以为就是感情最能障蔽真理,而诚实又唯有知识。”末尾这句话乃是将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而言,——此种比较,又使我们想起从前《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里他的话,其间仍有相通之处,即前述思想家与艺术家的区别;由此也可以说,本文开头讲废名对鲁迅态度有所转变,恐怕还不免笼统,至少此时的批评,原本是在他心目中打了底子的。
三十年代初,废名乃是“京派”一员。“京派”是个笼统概念,说来周作人只是中心之一,废名与俞平伯就属于这个圈子,其中或许还可以将周氏两位老友钱玄同和刘半农包括在内。废名似乎是这圈子里唯一公开批评鲁迅者,虽然如前所述,他有着自己的思想脉络,但也多少代表了钱、刘、周等人的想法。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几位风云人物,此时仍保持自由主义者的姿态,在他们看来,五四之根本精神即系于此,而其中关键,恰恰在废名所说作为思想者的个人,究竟与群众是什么关系。三十年代鲁迅并不曾完全丧失自我,废名的批评或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他所指出的,对于后期鲁迅以及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确是个重要问题。即以鲁迅而言,某些时候的确因此而无意或有意地放弃了独立思考的立场,对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的看法即其一例。这问题也曾发生在西方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身上,譬如写《访苏联归来》之前的纪德。伟大如鲁迅,竟止步于“写《访苏联归来》之前的纪德”,不免令人为之扼腕。当然即便废名自己,最终也未能摆脱类似为他所批评的后期鲁迅那种命运,他整个晚年的作品因此而几无价值。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不可能彻底走出这一困境。然而事实如此,并不说明针对此事实的思想没有意义;相反,真正有价值的或许恰恰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是唯一有可能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命题提出挑战的,思想也因此而成为一种存在。
1932年10月31日鲁迅日记有云:“上午托广平往开明书店豫定插图本《
中国文学史》一部,先取第二本,付与五元,又买杂书二本,一元五角。”查鲁迅当年书帐,此二书一为《周作人散文钞》,一为周作人著《看云集》。此后他回到北平,11月20日致信许广平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此“攻击”一语,或即指《<周作人散文钞>序》而言。查《鲁迅景宋通信集》,此前许氏来信,并无这个话头,鲁迅其携带此书北上阅读乎。这番话,可以视为他私下里对废名批评的回答。两年以后,鲁迅针对《人间世》第十三期废名《知堂先生》一文,写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所涉及者为另一话题,即文学究竟是否宣传。其中说:“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似乎与前此废名的批评也有些许联系。这文章没写完,鲁迅生前也不曾发表,所以二人之间,到底不能算是真的发生了论争。
1935年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在导言中说:“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所选《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三篇,均见《竹林的故事》,乃是废名早期作品。如同废名遗憾于鲁迅的转变,鲁迅同样对废名后来创作上的变化不以为然;这里“哀愁”显然不是一己的而是社会的,废名反对鲁迅丧失自我,鲁迅则鄙夷废名只剩下了自我。前述《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中曾说废名“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与此处之“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正相一致。
大约与此同时或稍后,废名在北京大学讲解新诗,所编讲义即后来行世之《谈新诗》一书,其中有“鲁迅的新诗”一章,推崇1919年所作《他》“好像是新诗里的魏晋古风”。他说:“这首诗对于我的印象颇深,我总由这一首《他》联想到鲁迅先生《写在<坟>后面》那篇文章,那时鲁迅先生在厦门,我在《语丝》上读到他这篇《坟》的后记,不禁想着他很是一位诗人。这个诗人的感情,自然还是以较早的这一首新诗表现得最美好,我们读之也最感苍凉。”废名似乎始终做得前期鲁迅的解人,言语之间感受甚深。
废名晚年思想大变,所著《与青年谈鲁迅》(1957年)一书,极少个人见解。这里顺便提及,不复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