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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随笔体裁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在一心要成就“大师”伟业的作家眼中,或许不免有媚俗之嫌,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类文章对作者的要求却很高,一要对评价对象的有关史实烂熟于胸,二要在历史观、哲学观诸多方面有深厚的学养。具有这两条,才能避免以自己的累累“硬伤”和通篇谬论误导他人,同时,自然也就会收到启迪心智教育后昆的良好效果。要之,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房龙的《房龙论人On Human》,被推崇为“影响欧美最重要的一百本书”之一。最近出版的《天地雄心》显然也是想沿着这条路有所遵循有所开拓的一个认真而努力的尝试。和《房龙论人》比较,这本书的选材视角小了许多除了最前面以屈原、项羽为题引的两篇史论以外,后面类乎评传的二十七篇的“传主”都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的政治或文化精英,而且绝大多数是湖南人。至于文章得失的比较似乎不便评说,但可以肯定,作者关注人类、关注历史和现实的情怀是相通的。
       历史学,曾经有相当长一个时期,被指派为政治附庸的角色,给人以“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印象,爱读书的人不妨回忆一下以前的中国通史教科书,除了每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经济状况和阶级矛盾的介绍、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总结……之外,充满戏剧色彩的丰富生动的史实几乎全都被回避了。难怪学生们异口同声说“历史真枯燥”。历史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全部经历的纪录,撇开了具体的人的有声有色的活动,把它变成一堆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名词的反复,还能有什么趣味性可言?
       形成如上情况首要的原因无疑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历史观被推向极致的结果。教条主义者把历史唯物论当作历史本身,他们仅仅需要极少量的史料来佐证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除此以外,史实云云,可以概行省去。事实上,也不得不省去,因为,任何史实都必然会反映相关的个人的作用,突出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却正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重要表现,而历史唯心主义,自然首在破除之列。主观上有了这种回避“说人”的先导,发展下去终于到了无法“说人”的地步:说古人?不能不担心被指为厚古薄今,以古讽今、含沙射影、心怀叵测这些都是政治而非学术问题,说今人?风险更大,你很难确信自己不是在为某某反动阶级或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树碑立传。
       但是,人类历史上的业绩无一不是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才得以实现,为了避免只见概念不见人的尴尬,“人民史观”便应运而生。人民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然而,人民是一个复合的抽象名词,以它作主语,其谓语动词只能指大规模的集体行为。你不能让人民去完成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的动作,历史的舞台上如果全是人民,那戏是既看不下去也演不下去的。而且,人民的定义也不很确切,因为它的内涵据信是随时代而变迁的。毛泽东曾在五十年代说过:“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以及一切爱国分子,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社会主义革命阶级之前呢?人民则是“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层、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那末,再往前呢?在共产党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打江山”“坐江山”的戏剧性的轮回,究竟是“打江山”的还是“坐江山”的是人民呢﹖抑或“打”的时候是人民,“坐”的时候就转化为人民的敌人?如果是后者,那么几千年的中国史上,人民就一直在为“打江山”而“打江山”,那就真如赫鲁晓夫所言,人民只是“一堆肉”,永远是别人压迫和杀伐的对象,许多决定他们命运的重大历史事实,他们无从插手,甚至不能与闻。
       共产党内有识的历史学家,如黎澍等人,首先发现这一悖论的怪圈。作为共产党人,黎澎他们当然也不能接受卡莱尔的“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这类结论,于是,提出了一个“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折衷命题,以此为据,使许多问题得到差强人意的解释。
       但是,随着文化“接轨”的日益广泛日益牢固,这种折衷的历史观只能由节节败退而最终消洱于无形,应运而生的是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所谓“精英史观”。十多年来,各种在不同背景支持下成长的资产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粉墨登场,为“精英史观”的风行铺平了道路,由文丐们炮制的中外“大款”和“大腕”的传记类书籍真可谓汗牛充栋,强迫人们认同:精英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你不承认也不行,人家活得那份滋润证明了这一切。
       与“精英”相对应的词是“大众”。大众,应该是指收入在某一标准线以下的下层群众,其中的某些群体,如下岗职工,没有工人身份的打工男女、城市游民包括大量的小商贩、小经纪人及三陪女等等。由于生存处境的日益边缘化,创造历史的责任感、自豪感于他们纯属不着边际的笑话。好在现在谁也不对他们在这方面有过高的期望。大众和精英的互相对立又互为依存的关系,似乎正一天比一天强化。由于在分享生存资源、竞争机遇上不平等状态的日益加剧,大众会孳生出仇视和消灭精英的情绪,这种情绪最终积累为一种潜在的本能;而同时,大众又酝酿着羡慕、崇拜、取悦和仿效精英的精神取向,这是一种表层的渴望,因而往往更能主导他们的行为,这种状况和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也是相一致的,因为,一切仿效总还存在着百万分之一的成功的可能,而要彻底消灭精英的优势和改变不公平的命运,则是一件西西弗斯式的苦役,决无可能毕竟其功的一日。精英一茬又一茬地崛起,大众却依然如故。
       精英史观是理解历史现象简明实用的路标,虽然它在感情上、道义上颇难令人接受。《天地雄心》的作者正是从这种矛盾中走向幽深曲折的探索之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身上往往兼具英雄和暴君的两面性。失败的英雄最能引起人们的崇敬,因为他们尚未能充分展示其暴虐的一面。政治精英且不说,文化精英中极享盛名者如拜伦、毕加索,至少他们在对待妇女的态度方面是不逊于东西方的淫暴之君的。
       正如《天地雄心》作者所言,精英们“个人的悲、喜、苦、乐、幸与不幸终将折射到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上去,留下或深或浅的斧刻之痕”,于是,也就像唐德刚先生说的,“我们写历史的人,都是英雄的崇拜者”,只是一味地围绕着他们倾注自己的心力,从那些发霉的年表和起居注中,反复发掘和揣摸他们灵魂的轨迹。尽管明知道他们不合理地霸占着理应平均属于大众的空间、资源和机会,却别无他计,因为历史从未提供过别的出口
       天道之不公,由来如此,人其奈何﹖人其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