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需要借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术语概括我对陈贻焮先生的印象,第一个冒出的现成词语便是“性灵派”。因为在我眼中,陈先生是十足的性情中人。
初识陈贻焮先生是在1978年的9月。对于77级的学生来说,那是大一第二个学期的开始。文学专业的“中国文学史”应该讲述魏晋至隋唐段,而为我们登台授课的老师正是陈先生。记得那时听课的学生很多,76、77两个年级以外,还有号称“回炉班”的“文革”中毕业又重新考回读书的老大学生,总有一百来名学生,把如今已经拆去的第二教学楼一间颇大的阶梯教室挤得满满当当。从学生们所在的高处看去,原可用“身材魁梧”形容的陈先生并不威严吓人,连他那已经谢顶的硕大脑袋也不能让人心生畏惧。倒不完全是由于我辈占据的“地理优势”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陈先生于言谈笑语、举手投足间自然流露出的“童心”,才是亲近感产生的根本原因。
大学一年级的印象永远是新鲜难忘的。而在我的记忆中,陈贻焮先生已与六朝隋唐文学史合为一体,因此,我也把陈先生当作是这段文学史最合适的主讲人。从“建安七子”到大、小“李杜”,这期间诗人辈出,群星灿烂,站在讲台上的陈贻焮先生也如鱼得水,尽展所长,讲得兴会淋漓,更见本色。就是在那时的课堂上,我知道了陈先生喜好吟诗。至今仍然记得,讲解西晋诗人左思的“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咏史》其五)两句时,陈先生即兴在黑板上写出其取义左诗的得意之作。最初只打算摘抄片段,却是说来话长,便展转牵引出全篇。可惜我当时太专注于文学史知识,对那些旁枝摇曳的“插曲”未作记录。不过,陈先生那孩童般纯真的笑容,已先入为主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北大的中国文学史课程采用所谓“一条龙”的讲法,即是将历史线索与作品赏析合并讲授,以便学生两相参照,增进理解。这正对陈贻焮先生的路数。以学者的谨严演述文学史,以诗人的悟性解读作品,陈先生可谓两得其妙,游刃有余。翻看当年的笔记,诸如“陶渊明作诗如打太极拳,鲍照作诗如打少林拳”,“李白诗中常见‘大鹏’,杜甫诗中喜用‘凤凰’”,此类锦言妙语,每能予人启示。
当时,文研所与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两套文学史教材尚未重版,不过,课程框架仍沿袭其所厘定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二分法。这在今日已觉陈旧的分割,当年却以简便易记,大受教师与学生双方的欢迎。只是,二者之中,陈贻焮先生显然对“艺术特色”情有独钟,心得尤多,笔记中便不免厚此薄彼。即使被他依照当年最高的评价、冠以“人民诗人”之称的杜甫,言其诗歌的思想性,也只列出同情人民、揭露上层、表现爱国热忱与政治洞见三条,远不及论杜诗的艺术性有六项之多来得精彩。如谓杜甫抒情诗语言尤其凝练,举“万里悲秋常作客”一句为例,七个字竟有四五层意思。即“作客”悲,“常作客”愈悲,又逢秋风悲凉之日,更加以“万里”之外,怎能不令敏感的诗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其体贴入微,示我辈学生古诗涵泳门径,则得益处又不止于文学史。
虽然从课堂上已感受到陈贻焮先生的和蔼可亲,但我之得入陈家门,却还在大三第一学期选修过他开设的“三李诗歌研究”课之后。若论对三家的分析,李贺、李商隐原无法与李白对垒,陈先生无疑更倾心于“谪仙人”的风采。而我从此课中最大的收益,是窥见了先生的治学法门。那确是一次有意为之的经验传习演示课。陈先生以其成名作《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收入《唐诗论丛》)为李白研究的基本文本,并抄录、油印了该文所涉及的相关史料,将写作缘起、资料准备、文章组织、结论产生的过程逐一详细道来,金针度人,对于我们这些尚未进入研究领域的学子,实有指点迷津之效。
课程讲授过半,同学们已陆续交上作业。陈贻焮先生也以其提携后辈的一贯热忱,当堂表扬其间稍可入目者。我的读书报告选择了《谈谈李白的“好神仙”与从政的关系》一题,在陈先生上文所论李白在朝中的表现基础上,又着重补写了入朝前与赐金放还后两部分内容,居然得先生青目相加。作业发下,几乎每页都可看到先生作为赞赏标记在左侧行端划下的钩,甚至一页中会连续出现几个表示特别欣赏的双钩,让我兴奋不已。末页空白处,陈先生还认真地写了如下评语:
对有关问题的材料掌握较全面,理解得较正确。越到后面创见越多,我看了很高兴。文章前半说明你学得好学得活,文章后半说明你有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和基础。浓缩前半,更深一步加强后半,便可写成一篇有质量的论文。
落款日期是1980年6月26日,而我的文章完稿于6月15日,又非立时交出,陈先生应该是以最快速度审读拙文的,这也使我心生感激。不消说,陈先生的大作已为我提供了基本思路,可以借力不少,因而,此文的写成一半应归功于先生本人。况且,这是我第一次涉笔论文,学识的浅陋,行文的稚嫩,自知会贻笑大方。先生的赞誉我只当作鼓励,但其中感性化的词语确令我感动,并对从事学术研究开始具有几分信心。
以此文投石问路,借请教修改意见之机,我也首次造访了位于未名湖北岸镜春园的陈先生家。很快便从先生口中得知,这方宅院原由吴组缃先生全家居住,后吴先生让出东厢房,两家人因此作了多年邻居。到我探访时,吴先生已经落实政策,移居朗润园,而小院的住户格局,自“文革”后也有了很大改变。
我入此院,最先看到的是右墙边的丛竹,正长在陈先生的书房窗前。想象先生伏案写作时,竹影婆娑,推窗送绿,应是十分惬意。不过,入冬后,见识了房间居中站立的火炉,方悟到此居室的狭隘与生活的不便,对陈先生后来追随吴先生乔迁至公寓楼的欣喜,也有了几分理解。
但我还是以为,假如条件改善,四合院于陈先生更相宜。若论与自然亲近,与人亲近,平房小院无疑比不相往来的楼房更具亲和力。院落中,东侧的草木长得格外茂盛,当与先生的好尚有关。冬日里,每见先生的书案上摆放着一盆吐绽芬芳的水仙花,讲起伺弄经验,先生也津津乐道其绝招:白天以湿棉团覆盖水仙根须,将花盆搬到院中晒太阳,晚上再注水,花才能够开得多而久。由此我才知晓,水仙不必雕刻,一样可以开花。
和养水仙的道理一样,陈贻焮先生待人接物,也一本自然。先生很健谈,且客人无论年龄长幼,在他面前都不会无话可说。这甚至让我产生了未必正确的感觉,他很喜欢有客来访。而使我们得益的聊天,对于正在争分夺秒写作《杜甫评传》一类大著作的先生来说,其实是一种干扰。
与陈先生交谈的众多话题中,印象最深的是诗。以下的场面对许多拜访者并不陌生:谈到高兴处,先生会站起身来,从书桌左面的书柜里,捧出几册线装抄本,那是他手录的自家诗集。每册封面上,均有著名学者为之题签。先生也常抄录几首新作,复印多份送给索要者,我也有缘得到过。而且贪心不足,更得寸进尺,1988年冬,又与平原一起登门开口,请先生亲笔书写诗作,单独赠送。现在仍清楚记得,先生将两叶以俊逸的行书写就的诗笺亲自送到我们的陋室,并兴致勃勃地逐首念诵说明所带给我们的感动。如今,先生已归道山,展观元气淋漓的笔墨,仿佛还能见到先生摇头吟哦的情景。其中一纸为抄录旧日所作七绝四首,全篇如下:
春花秋月媚幽姿,淡抹浓妆各自宜。要识西施清绝处,铅华洗净是冬时。(冬日西湖)
入冬池馆减芳菲,虎跑崖边拜虎威。高树鸟争红果落,山泉一路送人归。(过虎跑泉)
向阳翠柳尚飘丝,岁暮江南摇落迟。地近苏堤春意早,隔年先发海棠枝。(仲冬过“翠堤春晓”,见一枝海棠花发。)
休嗟岭外即天涯,再宿飞车便到家。亲制寒衣须暂脱,满城开遍紫荆花。(羊城寄北)
另笺书写的是《满庭芳》词一阕。录诗的笺纸左上角有些墨污,先生还为此一再道歉,自责老眼昏花,其以诚待人的恳挚令人铭感五内。
在陈贻焮先生看来,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会填词作诗是基本功;否则总是隔了一层,古诗的精妙处无法完全体会出来。据此,陈先生屡屡表示,愿意负起指导之责。反而是自己疏懒,辜负了先生的期望。可以勉强寻出的借口是,先生从诗到人,均属于“性灵派”。“性灵”讲究的是自然天成,该派大家袁枚即将“诗人”定义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故,非学力所能致。这也是先生为人难以企及之处。
陈先生指导学生,也并非一味“掌声鼓励”;入门以后,倒是以“严格管理”而出名。那时,中国女排正打遍天下无敌手,教练袁伟民也以训练从严博得首功。聊天中,先生便常以袁自比,具体措施是要求学生两周交一次读书报告。据陈先生叙述,其写作方式颇近于古人的札记,只须将读书心得随手记录下来即可,并不在意完整性。而此类笔记积累多了,问题与观点自然形成,论文写作也水到渠成。经此法训练出来的两位女弟子葛晓音与张明非,后来果然很有成就。
我虽然未得陈贻焮先生的嫡传,但对其要求之严格也深有感受。研究生阶段,我选修了陈先生的“杜甫研究”课,期末写了篇《杜甫律诗语序问题初探》的作业上交。题目有些取巧,而当时因受海外汉学研究的影响,自认为方法颇新。这一回,先生显然对我的文章不甚满意,尽管说得比较客气。意见总共两条,肯定的话是:“写得很认真,分析得也很细,有自己的心得。”批评的说法是:“偶一为之可也,但我认为这路子似乎窄一些,不宜多作。”我体会,陈先生主张治学必须功底扎实,研究生正当打基础时期,故应以厚重的选题为正路。这对我也是个有益的教训。搬家朗润园之后,陈先生很喜欢在后湖一带散步,也常可看到他在水边与儿童闲话。为写作三卷本《杜甫评传》,先生一目几近失明,因戏言“将一只眼睛献给了杜甫”,可我们都能体味出其中的辛酸。此后,先生只有一本《论诗杂著》出版,这对于通读过《
全唐诗》的先生来说,输入与输出未免太不成比例,也令人感慨“英雄老去,机会方来”。“童心不泯”固然是陈先生的天性,但读书、写作艰难,也使先生只好选择了多休息的生活方式。
更糟糕的是,美国讲学归来,陈贻焮先生竟患了脑瘤。一颗勤奋思考的大脑,不得不因此暂停工作。1997年,我们77级文学专业的同学毕业15周年,请各位老师聚餐时,陈先生尚由夫人搀扶,勉力到学校南门外的全聚德相会。次年百年校庆时,原准备分头看望两位老先生的二十多名本班同学,也一齐拥入了陈先生家。不过,不是借助人多势壮,独自一人,我是不忍面对陈先生那永远面容和善、微笑着的脸。对学者来说,最残酷的事情是剥夺他读书与写作的能力。我于陈先生之病状深有感焉。
如今家里还有一张我为陈先生与平原君拍摄的合影。那是1990年秋,我们到张家界游玩。下得山来,正往车站行走,忽听有人招唤,原来是陈贻焮先生。他到湖南参加博士生答辩后,顺道游山,却与我们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