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诗的国度,两千年来中国诗学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如何认识、理解、接受、继承它,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科学新思潮急剧涌入,引发了我们对中国诗学的进一步反思。就学术发展的实际结果来看,八十年代中期的“新方法”热主要停留在各种理论、方法的的介绍和提倡上,实际的运用和尝试并不多,公认的成功范例更是屈指可数。当时正师从程千帆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我,在学习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有感于学界对新理论、新方法呐喊者多,彷徨者多,躬行实践者少,总希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于是不断进行学科本位的思考,力求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以其他文化为参照,来认识中国文学的特质。程先生一直教导我们,文学研究不仅要善于运用理论解决问题,还要善于从问题研究中发现、总结出理论。对这一点,我们同门印象都很深,我自己从老师的著作中也有所体悟。这样,当我进入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领域,将中国诗学作为我长远的学术目标时,就希望在深入研究诗歌作品和创作的基础上阐发中国诗学基本范畴、命题的理论内涵,发掘诗史的原生态,不仅借助于各种理论和方法来说明问题,也通过研究具体问题引发出新的理论问题与思路。
在写作博士论文《大历诗风》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的古今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具体的研究活动使这些理论得到验证并互相发明,使我在理论的运用和批评的经验中逐步形成对中国诗学及其研究的一系列看法。后来,作为对传统方法的继承和突破,主要是对新方法的探索和尝试,我有计划地对中国诗学的资源作了全面的勘探,对中国诗学的基本问题一一作了探讨,着眼点不光在方法的尝试和思路的拓展,还希望通过这探索的过程获得一批实际的成果。因此自九十年代以来,我的工作所涉及的问题、包括的面都比较广,时间跨度也比较大,研究成果产生的过程更是相当长、相当慢。本书中最早的一项研究,是关于《
诗经》的忧患意识,完成于1985年,而最晚的《论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发展》,则完稿于1996年。全部十五章的内容前后积累了十年。这些课题当然不能涵盖中国诗学的全部范围,甚至也不能涵盖我的研究范围。我只是觉得它们涉及中国诗学中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同时我的研究方法和切入角度也有一定的独创性,所以将它们作为我研究中国诗学的初步成果芹献于学界,请师友、同道赐正。为了说明我的思路及出发点,以便检验方法的有效性及尝试的成功与否,各章前都有一段关于研究方法或有关理论的说明,交待题旨、思路、研究动机和设想,然后以具体的研究相印证、相发明,庶几免于空谈方法而流于口号之弊,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实效。这种写法比起一般性的通论来,更具探索性,当然也更具危险性,疏陋和浅薄是难免的,但只要对中国诗学的研究及学科建设有一点微末的贡献,我就很满足了。我期待着批评。
回顾十多年学习、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历程,每一点进步都是与师友的教导、鼓励分不开的。我深幸自己在不同的学习阶段都遇到了好老师,大学的赵继武先生、硕士的胡光舟先生,博士的程千帆先生,还有两次学位论文答辩的“座主”陈贻焮、梁超然先生,孙望、霍松林、罗宗强先生,还有许多教过我课的老师,不能一一列举,我从他们那儿获得的教益是难于言述的。我的同窗、同事和朋友也给我许多鼓励和帮助。尤其是友人陈尚君与一直同我密切合作、协力创办《中国诗学》的同学张伯伟,他们的博学深思、严谨细致,经常给我以鞭策。同事许明、汪晖、靳大成、孟繁华等也是我引为骄傲的畏友,与他们交谈、讨论乃至争辩,让我学到很多东西。他们的理论热情、追求深度与超越性的思索,他们不断更新的知识结构和对自身立场的反省,总是提醒我警惕自己的知识限度和思维惰性,从而避免一些轻率和浮躁。我衷心感谢这些在学术道路上引导和扶掖我的师友,并将继续努力以勤奋的工作和相应的成果来答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