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秋天,我还在清华读书。那一年中文系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开设文学原理课,第一堂课主讲者是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叶嘉莹先生。在那次课上,叶先生表示了她对于曾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王国维先生的仰慕之情,也说到她之所以走上词学研究的道路,主要是受她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影响。叶先生的文章和讲演都深受高校学生的喜爱,然而顾随的名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是全然陌生的。后来因致力于近代以来诗词研究,从图书馆借出《顾随文集》,读完之后心情激荡难以言述,方知叶嘉莹毕生议论,毕竟未曾越过顾随的藩篱,叶先生的许多文章,都不过是顾随一句话的具体阐发。对于一般古典文学爱好者来说,把一首诗、一阕词讲得无比透彻,巨细靡遗,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一般水平以上的读者,反而会觉得这样的文字太过琐屑,从而丧失反复阅读的兴趣。顾随少有长篇大论,多是感发式的批评,但是他的那些看似率性看似随意的批评,却如同例不虚发的小李飞刀,总能够一下子正中要害,把握住作品的审美核心。所以叶嘉莹的文章只是“好读”,而顾随的文字却是“耐读”的。我们来看这样的论断:“平常说写诗写成散文,诗不高,其实还是其散文根本就不高。陶诗为诗中散文最高境界。”“欲了解唐诗、盛唐诗,当参考王维、老杜二人,几时参出二人异同,则于中国之旧诗懂过半矣。”“在中国诗史上,所有人的作品可以四字括之——无可奈何。稼轩乃词中霸手、飞将,但说到无可奈何,还是传统的。”他的议论发端于对于文学的灵魂的理解,而不斤斤于审美层面的琐屑问题,因之也就独具大师的气象。
顾随1897年2月出生在河北清河县前坝营一户父子两代都是清朝秀才的人家。初名顾宝随,后改名顾随,字羡季,取别号苦水,晚号驼庵。号苦水,因为其发音与英文拼写顾随声音相近。顾随自幼就受到乃父严厉苛刻的训练,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并很早就表露出对于诗词的敏锐的感悟力。曾有一天晚上,他在灯下读杜甫的《题诸葛武侯祠》,吟到“遗庙丹青落,空山草不长”两句的时候,忽然觉得屋宇墙垣都化为乌有,而自己已经置身到空山草木当中。他的家乡本是一个大平原,顾随对于山从来缺乏感性的认识,却能够从文艺作品当中领略到山的风致。其时他才只七岁。他在国文方面既是如此地早熟,1915年中学毕生后投考北京大学,照说进国文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他后来却上的是英文系。这是因为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审阅学生的入学试卷,发现顾随的国文水平卓异,再读国文系,学业上不可能有更大的突破。于是亲自找他谈话,建议他改学西洋文学,以求中西贯通,而终臻学问的至境。这样,顾随就先到天津北洋大学英语系预科专攻英语,两年以后转回了北京大学英文系。少年英发,而后更加沉潜砥砺,三四十年代,是顾随声名最盛之时。他在燕京、辅仁等多所高校均有任课的钟点,周汝昌回忆顾随,说他的讲课效果谁都比不上,包括那些具有世界级声誉的大家——胡适、俞平伯、周作人。叶嘉莹在1942年秋季第一次听顾随讲课,自觉上过顾随的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叶嘉莹:《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羡季先生》)讲课效果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恐怕现在哪一个著名学者都做不到。
顾随的人生经历十分简单。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学校当中度过。叶嘉莹评论说他是叶嘉莹平生所接触过的讲授诗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于启发性的一位非常难得的好教师。我们不可否认专业转换对于他后来成就的意义,毕竟有一个中西贯通的学理背景对于议论的新奇正大不无帮助。顾随深受小泉八云的影响,更接受五四运动以来左翼思潮,为人生而艺术的观点左右了他一生的思想。但是纵观顾随的著述讲录,我们还必须得承认,他的成就主要是依靠他的天赋取得。比如下面的论断:
诗本是抒情的。但近来我觉得诗与情几乎又是不两立的。小诗是抒情的,但情太真了往往破坏诗之美,反之,诗太美了也往往遮掩住诗情之真。故情深与辞美几不两立。必求情真与诗美之调和,在古今若干诗人中很少有人能做到此点之完全成功。
这样的论断,只有那些自身在创作上卓有成就,深知诗中甘苦的人才可能体味到。而能够体味这种分别的,“在古今若干诗人中很少有人能做到”。
我的一位同学的外婆三十年代曾就读于燕京大学。她说起当年顾随讲课的风采依然心驰神往。她提及,1938年正月的一天,顾随走进课堂面容惨淡,不发一言,先在黑板上抄录了四首词,接下来当众大哭,一面哽咽说:昨天杨小楼死了,从今后我再也不听戏了!1938年那一年顾随已经41岁,然而他的心灵却纯朴如赤子。大概终其一生,顾随也不曾脱略他的“少时气”,自然也不会像少年杜甫那样“结交尽老苍”了。他曾经对女儿说,他这一辈子就想做作家,不想做学者。所以他本质上是一个纯净的诗人。大抵至情至性者总在某一方面表现得天才荦确,顾随用诗化的语言演绎古典名篇,卓然为一代文学批评宗师,正是他的诗人气质铸就了他的伟大。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了经叶嘉莹、顾之京整理的《顾随文集》,其中《驼庵诗话》是叶嘉莹在四十年代的听课笔记,这有些像孟小冬晚年存留的吊嗓录音,虽然粗糙了些,然而真是他的思想精华。《顾随文集》印数很低,也毫无意外地不畅销。顾随在普通文史爱好者中间藉藉无名并不妨碍他马上就获得学术界的广泛响应。到了199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顾随:诗文丛论》,居然两年之后就发行了“增订版”。这恐怕与九十年代以来叶嘉莹对于顾随的不遗余力的宣传大为相关。现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顾随全集》,收录了现在能够收集到的全部顾随的创作、著述、讲录和书信日记。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期望顾随会变得很“火”,即使是在叶嘉莹在国内已经享有极大的声名、中央又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的今天。因为,顾随在讲课之前,首先假定听众都具有相当的文艺感受力,而真正具有相当程度的文艺感受力的人在今天已经只是少数。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总是向下沉降,我们当确信他的天才思想只可记述而不可承继。今天顾随的声名必须依托他的学生才得重新树立,这对于历史老人的判断力无疑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1956年的时候,在台湾大学任教了一段时间的叶嘉莹发表了《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两篇文章,这是她做古典文学研究的开端。台大中文系的郑騫教授对她说:“你所走的是顾羡季先生的路子。”跟着又谈到,这条道路乃是无可依傍的。就作者而言,如果一个人对于诗词若没有足够的素养,则在一空依傍之下,所论不是失之肤浅,则失之谬妄。作者要想做到自己能对诗歌不仅有正确而深刻的感受,而且还能透过自己的感受,传达和表明一种属于诗歌的既普遍又真实的感发之本质,确非易事。郑騫是顾随的好友,但是对于叶嘉莹文章的评论仍属皮相之言。其实顾随与叶嘉莹毫不相似,他们的根本分野在于,顾随关注的是作品的生命,作品的灵魂,在顾随看来,作品是作者生命的延伸;而叶嘉莹则更多地看重作品审美目标的实现。因此顾随是形而上的,叶嘉莹却是形而下的。可惜世人对于文学的理解,总难以进入生命的层面。
同二十世纪别的词学大家相比,顾随的确显得不赶巧。自谭献、朱祖谋以后,二十世纪的词学研究方向开始向西方学术规范靠拢,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产生了王国维《
人间词话》,然而那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的最后辉煌,西方学术规范作为学术界普遍的权力话语最终完成了建构。还是在三四十年代顾随最负盛名的时候,关于他讲课内容就已经非议颇多。在很多人看来,顾随讲课太过随意。的确,对于那些对于文艺作品缺乏生命的体验和感悟的二流评论家来说,学术规范是一个很可以吓人的东西。顾随的毕生最大成就不在于他的诗词论著,而在于他的诗词讲授,“述而不作”,传递的是一种运动着的思想。而运动着的思想总是让世俗大众难以把握。因此,尽管顾随讲课的效果之佳卓绝一时,一旦他离开讲坛,他的影响就会渐归湮没了。这就好像京剧名旦筱翠花,未曾叨幸拍舞台纪录片,无论过去的老戏迷怎样津津乐道他的表演,今天的国剧爱好者都是难以领会的。顾随不像俞平伯、吴世昌,在词学研究之外还搞《
红楼梦》;他倒也曾如夏承焘、唐圭璋那样做过资料整理工作,可惜他做的是比词学还要冷门的曲学。种种因素,都决定了他的身后之名会长久落寞。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却是,他生在了一个传统文化渐趋消沉的时代,他若泉下有灵,或不免知音以日稀的喟叹吧!
朱光潜先生在《拉奥孔》的译者附记当中曾精辟地指出,西方一般理论著作在写作方式上分两种,一种让读者看到的只是已成型的多少已固定化的思想,另一种则让读者看到正在进行的活生生的思想。前者如亚理士多德的《诗学》,后者比如莱辛的《拉奥孔》。中国文论的形式比《拉奥孔》式的论著更强调思想的过程,更强调作者对于文本的体悟、感发的天赋,因此也就更难产生伟大的甚或只是优秀的著作,即使产生出来,也常常为历史所冷落。因为这种形式对于读者的修养也有极高的要求。顾随属于那种绝对不可仿效的天才学人,顾随的诗学是王国维《
人间词话》之后的又一高峰,他的卓绝的天赋和在诗词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也许唯有吴世昌先生足堪颉颃。然而,王国维却比顾随和吴世昌幸运,王国维尚及赶上传统文化最后的辉煌期,他们却生在一个屠龙之技无所用的时代。顾随游北海白塔寺曾作词数首,中有“为惜苍茫、景物无人赏”之语,今天我辈面对顾随在历史下的声名,正有着同样的感慨。
《顾随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全4卷,1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