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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札记之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深夜往往是很容易想起故乡的时候。这个夜晚,我又想起家乡的一些事情。
       在我的印象中,故乡常有一种十分鬼魅的气氛。人在这种气氛中浸濡日久,也不由不生出对乡村一些古老法则的敬畏。
       我小时候,老家人常说到“福份”两字。按他们的说法,一个人生下来,其福份有多大就已经被天定了的。福份一完,人也就会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因此,一个人如果太贪图享受,他的福份会提前被他用完,他可能就会早死;或者,至少他越到后来,会越活得凄凉。我的母亲就曾用吃饭的例子教导我:人的福份就好比做好了摆在桌面上的几盘菜。你如果先吃完好菜,那么后面你只能吃不好的菜;你若先吃不好吃的菜,后面你才能吃上好菜。
       最忌讳的就是飞来之福了。老家人常说,飞来之福往往是祸害的先兆。一个福份浅的人是“消受不起”的。所以,如果你有幸突然来了一笔钱财,你一定要散尽。我至今记得我们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对老夫妇,女儿大学毕业后嫁了一位武汉有钱的经理。有钱的经理为显示阔绰,一出手寄了一千元钱给岳父母,那还是八十年代中期,一千元是个很大的数目。孰料老夫妇刚接到钱,第二天就死了一头养了多年的水牛,第三天又死了一头猪。损失差不多也有千元。第二次,女婿又寄了一千元钱,结果,老岳父大病了一场,花去医药费近千元。从此老夫妇再也不敢要女儿女婿寄的大钱了。
       有一度,我曾经认为,古老乡村的法则是中国自然经济与中国农民不开化甚至迷信的产物。后来,我无意中看到弗里德曼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这位著名经济学大师这样说:“我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在于我论证了这样一条经济学法则:天上不会白掉下馅饼;或者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现代经济学法则与古老乡村的法则何其相似啊。那一刻,我竟为古老的传统找到了现代经济学的阐述而激动得不能自已。
       这种发现竟从此赋予了我看待现代经济学时一种几乎全新的眼光:即试图去发现现代经济学与传统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一致性。结果,我发现,现代经济学中所谓的机会成本理论,讲的就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
       经济学上所谓机会成本,就是指在既定的资源约束下,你一旦选择了某种特定的投资方向时,所失去的投资于其他方向的收益,这种失去就是一种成本,叫作机会成本。作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比方,我只有三元钱——相当于经济学上的资源约束,我既想用它购买一本书,又想用它购买一碗面条。在反复权衡后,我觉得还是填饱肚子要紧,所以买了一碗面条。那么这碗面条的成本除了三块钱外,还应该有损失一本书的机会成本。
       现在想来,这三元钱,或者说经济学上的资源约束,不正是我老家人讲的福份吗?反正你的福份就这么多,你在这方面花多了,在那方面就花少了;你现在花多了,将来就只有少花或没得花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无需付出的收获。我们纯朴的乡下人竟是如此懂得这个道理。
       去年,阅读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时,发现斯蒂格利茨竟将“计算机会成本”说成是经济学家的“专利”。按斯氏的说法,经济学家区别于普通人之处,就在于经济学家计算机会成本,而普通人不计算机会成本。我就很不服气:我的老家人尽管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什么是机会成本,但却很早就深谙机会成本的道理。大概只有短视如西方人,眼珠子只看见鼻子底下一点蝇头小利就忘乎所以,才不知道机会成本的道理吧。
       想不到同样短视的还有中国经济学家!按斯氏的说法,经济学家区别于普通人的地方恰在于他知道有一个机会成本的存在,但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却在这点上不如我的老家乡下人。
        最近美国与中国经济学家联合,选择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作为调查对象,想“全面调查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对中国经济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最后由美国的道格拉斯·伍德沃德教授以及中国三位经济学界“顶尖级人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平新乔教授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冀生教授等人发表了一份所谓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说,可口可乐自八十年代初进入中国目前已经给中国创造了41.4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可口可乐系统直接雇用了1.4万员工,可口可乐的独立供应商雇用了35万名中国员工,可口可乐的独立销售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则雇用了5万名中国员工。可口可乐公司直接注入资金80亿元人民币,为中国间接创造了220亿元人民币的增加值,每年通过乘数效应使中国经济增加300亿(!)人民币的产值。1998年可口可乐生产、经营和销售者直接和间接提供了16亿人民币的利税。此外林毅夫先生还指出,调查中发现可口可乐通过其在全国21个省份和城市的装瓶厂网络,实现了对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向高效、成功合资企业的转型。引进了先进的管理和营销经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技术。可口可乐在中国的经营还带动了玻璃、塑料、铝罐和制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一份多么激动人心的报告啊!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古老乡村法则影响的我却对此疑窦顿生:世界上真有这么好的事吗?跨国公司真的就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得,没有失?在这种“得”的背后有没有“机会成本”?如果有,不指出这种机会成本是什么,有多大,这种调查结果算不算“全面”?会不会对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起一种误导作用?
       报告还真是指出了所谓的“失”。清华大学的刘冀生先生先是轻描淡写地指出,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初期确实使国内的一些碳酸饮料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但是刘先生话锋接着一转:应该看到正面效益大大高于负面效益。中国目前国产饮料品种今天的局面与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竞争是分不开的。刘先生真是舌如鼓簧,失又成了得!
       但真正的“失”呢?尽管说是要全球化了,要开放经济了,为什么各国却在为本国企业进入外国市场、同时为将外国商品阻于自己国门之外而费尽心机?为什么美国福特公司在韩国政府招买汽车过程中竟以一韩元一辆的价格出卖汽车给韩国人?关键都在于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赚回更多的钱。所以,在看到可口可乐公司给中国人带来的“福份”的同时,是不是应该看到中国人失去的更长远的“福份”?比如,据我所知,可口可乐系列产品占中国饮料市场四分之一的份额,占碳酸饮料市场的三分之一。这些市场份额原来可以是我们的,或更多地是我们的。还有,可口可乐公司给中国创造了产值,它从中国拿回了多少利润?我想,这些跨国公司比我们这些经济学家们更清楚,它所有的投入都必须要有回报的。
       所以,恕我直言,我们这些经济学家们在这份报告中的表现,一点不像个“会计算机会成本”的经济学家;甚至不如我老家的乡下人,连最简单的法则都不懂。
       但我又想,如果真是仅仅没有计算机会成本,仅仅不知道“天上不会白掉下馅饼”倒还没有多大关系,最可怕的是,他们明明知道应该计算,明明也懂得应该计算,而出于别的原因不去计算,因为他们都是大经济学家呀!这就是为什么这份报告一出台,立即有人怀疑有国际资本等更深刻的背景在里面的原因。这个问题更复杂,而现在夜已经很深了,我以后再说吧。
       札记之二:向前看与向后看
       在上篇札记中我已经谈到,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一书中,认为经济学家与普通人的区别之一在于,经济学家计算机会成本,而普通人不计算机会成本。其实,他认为,经济学家与普通人的区别还有一个:即经济学家不计算沉没成本,而普通人计算沉没成本。
       有一次,我陪我妻子逛街,在某个商厦花二百三十元钱买了一件秋装。因为我生平最头痛的是在商店里挑挑拣拣,加之那件秋装是我与妻子一眼就看中的,所以,简单地问了问价钱,看了看衣服,连试穿都没有,我就为妻子交了款拿衣服走人。回到家,妻子一试穿,问题来了:夹克秋装的拉链竟是坏的。妻子认为是我太急才造成的后果,要我一起去退货。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到了商店。谁知售货员怎么也不认帐,而且商厦中同一型号与品牌衣服也没有货了。最后我找到商厦经理,经协商,商厦同意我们再加一百元钱,给换一件某著名品牌的夹克,那种夹克的原价是四百元。妻子很犹豫,有些舍不得那一百元钱,想找个地方把拉链修修就凑合着行了。我则痛痛快快地说:“很划算,一百元买了四百元的衣服,这种好事哪里去找啊!”最后,在我的极力怂恿下,这笔交易总算完成了。
       回到家里,妻子问我,明明那件衣服花了三百三十元钱,怎么我说是一百元钱呢?我与她说:商厦不退货,所以,实际上我们先花的二百三十元钱就等于永远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的口袋了,这在经济学上叫“沉没成本”,经济学家是不会把这笔成本计入成本的,所以,在经济学家眼中,后来那件皮衣实际上就只是花了一百元钱,因此他会认为这笔交易很值得。相反,将原来的二百三十元钱也计入成本,那么,可能会因此不进行这笔交易,那么,不仅穿不上这件合意的衣服,而且实际上前面二百三十元钱也白扔了,因为凑合着穿不合意的衣服完全有可能使你的主观满足程度(即效用)变为零甚至是负数。
       后来在一次研讨会上,我面对许多非专业人士讲沉没成本时,左大培先生插话说:“不计算沉没成本,体现了经济学家一种向前看的态度。”
       这种概括真是很精彩!不计算沉没成本,其实就是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反正是覆水难收了。尤其是过去所受的苦难,我们更不要去计较,不要让它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我们咬咬牙再坚持,一切都会有回报。如果我们已经把一锅水烧到了九十九度,却因为在乎前面烧了很多的煤还不见水开就停止烧水,我们前面所有的煤才真正是白烧了;而如果我们不去计较过去烧的煤,再坚持往炉子里加几铲,那么,水很快就开了,我们付出的一切才值得。经济学从诞生之日始,就具有一种乐观主义的传统,也因此,经济学家都习惯于朝前看,而不去朝后看。
       后来,我想了想我经历的一些事,发觉不计算沉没成本竟也不是经济学家的专利,中国普通百姓也有知道不应该计算“沉没成本”,尤其是大事上。比如中国人常讲一句成语,叫“功亏一篑”,就是说因为最后一刻没有坚持住,以至于前面所有的付出都化为泡影。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弟弟刚考上大学时,因为学校要求二千多元学费,而当时我也在读大学也需要钱,这二千元钱将我贫穷的父母几乎逼到了绝望的边缘。曾一度,他们也想让我弟弟像我哥哥一样辍学,但最后他们还是挺过来了,支撑着我父母的信念竟是:好不容易已经将又一个儿子送到了大学门槛,如果现在不让他去上大学,那么不仅毁了小儿子的前途,而且过去十几年自己所吃的苦也都白吃了。所以,宁可砸锅卖铁,也要供小儿子去上大学。
       最近,因为搞产业研究的高粱先生的推动,学界发起了一场关于“运十”飞机的讨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为了发展我国航空事业,“文化革命”后期,经过21个省260多家科研机构的通力合作,历经艰难险阻,我国于1978年完成运十飞机设计。1980年9月26日,运十首飞上天。这种飞机客舱按经济舱布置是178座,混合级布置124座。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商载25吨,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时,最大商载航程3150公里。性能及诸方面指标均可以与当时欧美先进客机一比高下。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有关方面竟将这个项目下马。最后的结果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的:不仅整个中国民航客机都依赖于国外进口,而且使中国制造大型飞机的技术、人员与企业近遭灭顶之灾;而飞机制造业作为一个战略产业,又直接关系一国综合国力。因此,我几次参加研讨会,发现无论是持哪派立场的独立学者,都为此“决策失误”扼腕叹息。
       在使运十飞机最终折戟蓝天的诸多因素中,有关部门所搬出的理由中,经济上的考虑仍占第一位,这大概是与政治以及本部门甚至少数人狭隘的利益不便搬上桌面有关。其中有一种理由最能蒙骗人:即运十飞机研制费用已花总计5.377亿元人民币(而按当时欧美国家一般标准,运十这样的飞机上天要近200亿元人民币)要使之完善并达到定型生产的程度还要追加资金。这笔资金又要几十亿元。成本太高,还不如直接到国外买飞机。
       我十分怀疑将这种没有任何经济学专业水准的成本计算方法上报到决策部门的人到底是真不懂经济学——他不配搞经济决策咨询,还是出于其他目的——应该给他定罪。我想,如果真懂得经济学上沉没成本概念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正因为我们前期在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投入了5亿多元人民币,且已完成了前期预研工作,飞机也上天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再咬咬牙压缩压缩其他方面开支,再投入点钱,我们就可以真正实现自己生产干线飞机了,中国就可能有自己的类似“波音”、“麦道”、“空客”这样的大型飞机制造厂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挺住,舍不得再加上点投入,不仅已有的成果付之东流,而且先期从百姓的牙缝里省下的5亿多元的投入也等于打了水漂。
       但一切都晚了。有人预测,1998～2016年,中国航空公司还要买1677架飞机,价值757.4亿美元,而整个波音公司的市场价值才380亿美元,也就是说,白花花的银元都要流到老外的腰包中去。还有,中国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市场,而且也可能失去了使我们的航空产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一次好机会。
       但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说,运十飞机的决策失误与我们某些经济决策部门人士有失专业水准不懂得不应该计算沉没成本有关,那么,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类型的经济学家,却处处在以“不应计算沉没成本”为由在误导百姓。
       其实,凡事都是有底线的。比如,正因为我还出得起一百元钱,我才给我妻子讲什么沉没成本,才完成后面的交易;也正因为我觉得最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出5亿多元钱,现在再出十几亿元几十亿元钱不存在任何问题,我才批评我们某些决策者在运十下马问题上的责任。但有一种情况,一旦追加的成本可能超过预算约束(比如,我没有那一百元钱;中国倾其所有也没有运十后期投资所需要的十几亿几十亿元钱),那么,再讲什么沉没成本的道理就显得荒唐了。而普通百姓之所以计算沉没成本,往往与他们的“预算”特别少有关:再增一分我就受不了啦!
       在改革成本的负担上,我就发现存在精英经济学家与普通百姓的认知上的差距。精英经济学家们时时要老百姓往前看,要把过去分担的改革成本(如下岗分流)——即所受的苦——都当作沉没成本,再坚持把改革推进一步——“走过去就是一片蓝天”,但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底线在哪里。一旦这个底线被突破,或者老百姓发现“后期成本”还是很大,好日子仍遥遥无期时,那将会是很可怕的事情。而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精英经济学家们讲的“沉没成本”理论实际上也就等于真正的是经济学家自说自话的一种无稽之谈了。
       但愿不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