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起周作人的文章,常常用“平和冲淡”、“闲适”一类来概括其风貌。这种说法由来既久,渐成结论,听来颇有道理。周作人自己也说过:“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热狂的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谈虎集·剪发之一考察》)基于这种崇尚古希腊与儒家式的平和中庸的性情,他的人生取向可说与乃兄大异其趣。鲁迅“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华盖集·题记》),“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野草·一觉》)。
虽说如此,通读周作人的文章,还是觉得其“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的文章之外,貌似平淡,而实在不平淡的文章亦着实不在少数。这一点与他的弟子废名、俞平伯大不一样。俞平伯的雍容飘逸,废名的“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显然比周作人更单纯。
人们之所以会忽视周作人文章风格的多样,显得偏执偏废,甚而取轻舍重,我以为与这些原因有关:周作人在当年即是以平淡类的文章为人熟知,影响到许多人,进而蔚为一时风气。到三十年代,林语堂创办的《
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风行一时,倡导闲适、幽默之文风,于前代张扬公安、竟陵、张岱,于当代则隐以周作人为文宗。八十年代以降,选家率尔操觚,各种选本多集中于《喝茶》、《乌篷船》、《故乡的野菜》,以及草木虫鱼一类篇什,今人对周氏印象既多得之于这些选本,自然如同只读《
唐诗三百首》者,以为唐诗风貌尽在于此。
周作人《四十自寿诗》中“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句,可以借用来形象地说明他的矛盾:前世与今世,袍子与袈裟,出世与入世。有趣的是,几乎在每一次文章结集的序跋中,他都不断提到自己求平淡、闲适而不可得,检讨自己“太积极”。这横跨二十多年的夫子自道,最能说明问题。在1925年的《雨天的书》的第二篇自序中,他写道:
我的浙东人气质终于没有脱去……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努力学为周慎,无如旧性难改,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
虽然这里已经表示“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心愿,但是仍然承认自己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在“得罪人得罪社会,觉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的《谈龙集》、《谈虎集》之后,周氏依然没有改弦易辙。直到1935年,在为《苦茶随笔》写的后记里,他还这样与《夜读抄》相比较,说:
《夜读抄》的读书的文章有二十几篇,在这里才得其三分之一,而讽刺牢骚的杂文却有三十篇以上,这实在太积极了。
这很能说明他的“闭户读书论”并不曾彻底身体力行,故有同文结束时的表态:
我很惭愧老是那么热心,积极……实实是大错特错也。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
第二年的《瓜豆集·题记》中,周作人再次旧调重弹,大发感慨:
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太积极了!……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风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这实在只是一点师爷笔法绅士态度,原来是与对了和尚骂秃驴没有多大的不同。
我们不难注意到周作人的嗜苦如甘:苦雨斋、苦茶庵以况其居,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苦口甘口以名其集。抛开心情趣味不论,这里面亦可见出其苦衷、苦闷和良苦用心的思想原因。佛家说“苦海无边”,讲“二苦”(内苦、外苦)、“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周作人虽通佛典,但其“苦”显然与此异趣。在1942年的《药味集·序》中,有这样的话:
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惟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觉苦闷,鄙人甚感其言。近以药味为题,不自讳言其苦。
两年后,在自序其《苦口甘口》时,所言愈明:
平常所欲窥知者,乃在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但所取材亦不废虫鱼风月……对于在自己文章中所有道德的或是政治的意义很是不满,可是说过了也仍不能改,这回还是如此……总之我是不会做所谓纯文学的,我写文章总是有所为,于是不免于积极,这个毛病大约有点近于吸大烟的瘾,虽力想戒除而甚不容易,但想戒的心常是存在的。
显然,周作人的苦衷在于其入世有为的人生观,决定无法掉头不顾“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因而无法真正做到“闭户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谈“虫鱼风月”。从上面那么多充满矛盾的表述与近于无力自拔的自责中,我们不难看到周作人从而立之年(1925)到不惑之年、天命之年,这么长时间中对自己一以贯之的评价与反省。这份自白显然与我们以“平和冲淡”的结论有较大出入。“风花雪月”、“草木虫鱼”、“隐逸”、“消极”,这些似乎是周作人希慕的,也是我们看在眼里的,其实在他心中一直与“呵佛骂祖”、“讽刺牢骚”、“热心”、“积极”相抗争。换句话说,周作人的文章一直是自己内心中“流氓鬼”与“绅士鬼”冲突的结果,犹如原告和被告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辩、诉讼,令他这位绍兴师爷的同乡也无所适从。
在这场官司中,还是应该多听听周作人自己的意见陈述。周氏有两篇文章值得重视,这就是《自己的文章》(1936)和《两个鬼的文章》(1945)。“有人好意地说我的文章写得平淡,我听了很觉得喜欢但也很惶惑。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前文中这么说,“所以我的说平淡乃是跛者之不忘履也。”否定“平淡”以后,他又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否定了“闲适”:“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不问苦乐贫富都可以如此,可是又并不是容易学得会的”,“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连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得焦躁总要露出头来,然则闲适亦只是我的一理想而已。”
后文则谈得更加具体透彻:
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我写闲适文章,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米饭。在好些年前我做了一篇小文,说我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这如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与隐士。
以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板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
参阅周氏大量文章,此论可谓名实相副。两个鬼合开的文店中,流氓鬼的股份更大,这与我们一般的想象和评估有些本末倒置。因而单就平和冲淡做文章,未免有“舍重取轻”之嫌。知堂作文,常把不平淡之意出以平淡之语,故很少显出火药味与刀光剑影。与鲁迅相比,也更少招致忌恨围攻。正是因为“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极具伪装性,所以不仅骗过了当时的读者,也让当下的论者失察。如果我们把《纪念刘和珍君》和《前门遇马队记》放到一起来读,不难看出周氏兄弟的文章风格的明显差异。
如果以创作年代来细加考察,周作人文章的闲适?正经、隐士?叛徒之表现形态又较为复杂。至少以1928年的《闭户读书论》为界,截然划分为所谓的前后期,便觉不尽合理;以此为界,裁定前期浮躁凌厉,后期平和冲淡,更欠公允,当然也不合其文本实情。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雨天的书》的两个自序,他们构成互相颠覆的文本:在1923年的自序一中,周作人表达的是“蔷薇色的梦”——“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但在两年零八天后作的自序二中,却自述“惊诧”——发觉自己是一个“道德家”,而且身上的浙东人气质未脱,“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看他集子里的文章,的确显示出不和谐的两类:这里既有《喝茶》、《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一类纯粹的“闲适文章”,也有《净观》、《与友人论性道德书》、《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一类绝非闲适的“正经文章”。从《自己的园地》,以迄《谈虎集》,一直有这样两类文章在焉。
自《闭户读书论》发表后,知堂在《永日集》中固然有转向文抄公的倾向,在《看云集》中也大谈草木虫鱼,但是他对“国家治乱”、“生民根本”的关注,仍然一如既往。不同的只是表达更加隐晦曲折而已,亦即凌厉之气一变而为绵里藏针。比如《岳飞与秦桧》、《再谈油炸鬼》,一借历史翻案,一借风物起兴,而对国民性的探讨和批判,则与《诅咒》、《怎么说才好》前后一贯。如果说周作人早期文章多是“为事而作”、“为时而著”的话,在1928年以后,更多的则是缘书而兴,从书到书,有时虽然顿入人间,终觉如隔靴搔痒,不够淋漓尽致。如《娼女礼赞》言卖淫“乃寓饮食于男女之中,犹有鱼而兼得熊掌”;《麻醉礼赞》津津乐道“抽大烟”、“饮酒”、“信仰与梦,恋爱与死”,都极有可能使许多人把这不动声色的反话当作正经话。
谈论周作人的平淡或者不平淡,当然不仅仅是就其意趣、心态或者语言、章法而言,这里主要还是对其文章内容方面的考察,亦即关注其批判性。简单说来,知堂文章中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伦理道德这三个层面的批判比较值得重视。这么区分虽是从其写作实际出发,但也并非泾渭分明地截然三分。更多的地方,这三者是包容纠缠在一起,呈现为混沌状态的。就时间轴向来说,社会政治批判在知堂文章中似乎显示为从强到弱,以至逐渐淡出的趋势;而后两个方面则一直是知堂关注,而且不遗余力探讨的命题。他的“积极”与不平淡,也主要就此而言。
社会政治批判最能体现周作人“五四”时期与鲁迅等并肩作战的激绝姿态和现实关怀精神。孙中山逝世、王国维自杀、溥仪出宫……几乎每件重大时事都能引发出他的一篇“满口柴胡”的诛心之论。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事件,周作人更是毫不犹豫地站在政府及其帮忙或帮闲文人的对立面。于是,我们仿佛看到周作人须发怒指的戟口责骂:“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泽泻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在国共分裂的清党运动中,我们赫然读到周作人这样沉痛有力的文字: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谈虎集·怎么说才好》)
直至1925年,周作人还锋芒不减当年,一不小心露出满腔激愤:
八百年前事,却有昨今之感,可为寒心……看地方官厅的举动却还是那么样,只管女人的事,头发,袖子,袜子,衣衩等,或男女准同校,或男女不准同游泳,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我真不懂。(《苦竹随笔·后记》)
这里似乎有着与鲁迅及其相近的历史眼光和现实激愤。尽管由兄弟怡怡而反目成仇,但是他们的关注点仍有那么多相似与契合。比如鲁迅的这席话,就与前引知堂意颇为接近:“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华盖集·忽然想到》)
周氏兄弟思想契合更为突出地方,体现在对国民思想与文化的批判方面,尤其是对国民性中奴性的揭露。我们知道这是鲁迅毕生攻伐不懈的论题,为我们熟知的就有中国历史可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两种时代的说法。(《坟·灯下漫笔》)周作人文章中也不乏这类论述:
我觉得中国人的大病在于喜欢服从与压制,最缺乏的是对于一切专制之憎恶。(《雨天的书·托尔斯泰的事情》)
中国人非常自大,却又非常自轻……这种国民便已完全失去了独立的资格,只配去做奴隶。(《雨天的书·“大人之害”及其他》)
中国人所最喜欢的东西,大约无过于卖国贼,因为能够介绍他们去给异族做奴隶,其次才是自己能够作践他们奴使他们的暴君。(《谈虎集·孙中山先生》)
我承认中国民族是亡有余辜。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种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要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主子。(《谈虎集·诅咒》)
这些虎虎有生气的文字,在知堂文章中的确是够触目惊心的,更与平淡无涉。其金刚怒目的背后,是对民族的绝望,对政局的悲观。这与鲁迅一方面痛心疾首,一方面却坚信有“民族的脊梁”的存在,自是殊途异归。周作人后来附逆投敌,最终成为“奴才”,落入自己早已看清的民族陷阱之中,可说与他这种悲观以至绝望的体认大有关系。虽然如此,我还是相信他的《岳飞与秦桧》(1935)和《再谈油炸鬼》(1936)为秦桧翻案,是出于真诚的历史认知,而绝非有些人所说的为自己的附逆行为开脱辩护。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知堂这两篇文章写于抗战尚未全面爆发之前,周作人纵然不看重民族气节,也不至于提前三四年就做好“下水”准备。而且为秦桧翻案,前有朱熹、赵翼、俞正燮相继,周作人只是接踵其后。其用意仍在借以批判“怯弱阴狠,不自知耻”的民族劣根性与“奠定思想自由的基础”。如果说民国八年写的《思想革命》是周作人国民思想文化批判的先声,那么,同年同月的《祖先崇拜》则可视为其伦理道德批判的开端。这块“园地”是周作人用力较勤、耕耘较久的领域。在写于天命之年,具有总结意义的《两个鬼的文章》中,周作人便这样说过:
我从民国八年……意见一直没有什么改变,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
在这里,我们可从其讨论“性”这个敏感问题的系列文章,来看知堂对旧礼教的批判,事实上,这也正是知堂“道德文章”的核心关键部分。
“五四”时期,周作人对报刊与传闻中的“裸体游行”、“上海租界禁娼”、女生“一律着用制服”、“小脚狂”、“查禁女孩入浴堂洗浴”等事件,写了大量文章,力辟“八股雅片缠足阉人”这“四病”,重心则在暴露“伪道学”的“马脚”:“中国多数的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见女字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这正是讲道学的自然结果。”(《谈虎集·“半春”》)作为“道德家”,周作人引入弗来则、蔼理斯等人的科学理论,来破除礼教与迷信,提倡“净观”:“一是艺术地自然,二是科学地冷淡,三是道德地洁净。”(《雨天的书·净观》)而与钱玄同、常惠共同发起的“征求猥亵的歌谣”活动,则是其具体实践中的“净观”的外化。
我以为如若不隔不偏地把握知堂文章,也许要经过这么三个阶段:读出平淡;发现平淡处的不平淡;在不平淡中感悟平淡。我在这里的所谈,当然未免泛泛,而且主要是第二阶段的问题。没走完第三步,还说不上进入周作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