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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深秋的一天下午，身为志愿军第20兵团代司令的孙继先突然接到志愿军司令杨勇的电话，要他“马上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坐火车回国，接受新任务”。“什么任务？”孙继先问。
       原来是让他筹建一个导弹试验基地，于是他当起了首任航天城的司令。“伸手派”
       孙继先曾经和人们说起基地初创时的情况，他说：“我那时是一个光杆司令，既没有政委，也没有副司令，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钱，要设备。为要人，我几乎踏破了总干部部的门槛。要了政委，要副司令，要各部的部长……”
       在孙继先受命组建导弹试验基地任务时，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五部”。部长万毅负责20基地的管理工作。孙继先去万毅部长那里“汇报”，万部长心知肚明，说：“你找我，是要人要钱。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钱，我到哪里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总政治部要。要钱嘛，恐怕找总长也不行，总长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去找总理了！”
       孙继先又到罗瑞卿那里“汇报”，罗总长倒干脆，说：“我们一起去找总理吧！”
       总理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非常重视，在经济状况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批了5个亿。主要用于基地的基本建设，包括修专线铁路、军用公路和全部设备的安装费用，等等。当时，周总理、罗总长用了很大精力亲自抓基地建设。国家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保证基地的建设。特别是周总理，频繁召见孙继先，询问基地建设的进度。
       一切事情都是要人干的。因此，在基地创建初期，孙继先用了大量的精力来“要人”。总干部部对他提名的干部，在严格政审的前提下，基本上是开绿灯的。原空三军政委栗在山被孙继先要来了，而且破格从正军提拔为正兵团，被任命为基地第一任政委。广州军区参谋处处长李富泽不想来，也被他拉来当了副司令……
       总干部部要求，基地选调干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政治条件好(必须做到三清白：家庭成分清白，个人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清白)，二是身体条件好，三是有一定文化程度。50年代，从部队选调文化程度高的年轻人是有一定难度的，一是这样的人本身就少；二是即使有，原单位也不肯放。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送来了一大批大学生。
       后来，部队院校自己培养的大学生陆续分配到基地，特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校(简称哈军工)和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毕业生的到来，为基地的技术力量增添了新的血液。这些军队和地方培养的大学生，本来可以选择到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们都选择了戈壁滩。他们在荒漠中奋斗了几十年，不仅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而且他们的爱人、子女也都把青春奉献给了戈壁滩。
       除了军事技术人员外，还必须根据专家的要求选调专业人才。苏联专家提出需要调进一些懂得光学的人才，如果实在没有，调一些会照相的人也行。为此，孙继先曾从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上海、东北等地选调了一批专门照相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学，后来为进行导弹实验，在拍片、观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那时一进入基地，就几乎与世隔绝。写信、与朋友交往都不允许泄露基地的情况，通信地址一律用代号——兰州市 × × × 信箱。孙继先本人在戈壁滩工作期间，从未在公开场合下露过面，国外情报机构寻不到他的踪迹，便说：“此人下落不明。”他的家人虽知他在西北工作，但谁也不知在什么具体地点，具体干什么工作，更没有一个亲属跟他去过一次基地。
       1959年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命令：“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9年2月5日命令：任命孙继先为20训练基地司令员。”至此，孙继先奉命组建的导弹试验靶场部队，成为我国最早承担陆、海、空三军各种类型导弹试验任务的综合型发射试验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央军委赋予的科研项目和导弹试制品进行试验，对成批生产的导弹产品进行检验和对战斗部队进行导弹使用和维护管理等方面的训练。
       创业逸事
       基地初创时期，孙继先和他的战友们经历了怎样的困难和洗礼，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
       基地的老人，后来多次叙述起他们如何被40℃以上的气温蒸烤，如何被铺天盖地的沙暴掩埋，如何被第一次吸人血的蚊虫叮咬，如何被严寒和饥渴折磨……同时老人们也会告诉你一些听来似乎不是很沉重，却又很有意味的逸事，特别是关于司令员孙继先的。
       1960年夏，基地早期基建工程任务完成后，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想到工程兵部队连个像样的营房都没有，就下令工程兵将剩余的建材全部带走。
       就在他们装车的时候，基地的官兵报告了孙继先。
       孙继先把副司令员李富泽找来，说：“他们要把东西都拉走？”
       李富泽说：“东西是基地的，不是他工程兵的，拉走，没门！”
       孙继先说：“你立即去把东风至清水的军用铁路线给封了。”
       李富泽指挥重兵，拦住运料军列。双方形成僵局。陈士榘一个电话打到副总参谋长杨成武那里，说20基地拦他们的车，杨成武把电话打到孙继先那里问情况。陈士榘、孙继先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
       最后，杨副总长说：“两个兄弟部队总不能打起来吧？这样吧，孙继先你放行，再解决争议。”
       孙继先不服，说：“杨副总长，服从命令可以，这事情怎么解决？”
       “总部立即派人调查。”
       孙继先下令撤走了部队。陈士榘急忙将部下拍摄的大批反映工程兵指战员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照片，带到了总部首长那里，要求总部首先允许将20基地基建“剩料”拨给工程兵建营房。
       “官司”打到总参谋长罗瑞卿那里，决定让陈士榘将“剩料”原数退还20基地，并十分严厉地说：“国家供给20基地的建材是不允许随便挪用的，本来运进去就不容易，又把它运出来，下一步20基地的建设怎么搞？！如果陈士榘执意不退还这些‘剩料’，那他就是窃国大盗！”
       陈士榘如数退还了“剩料”，了结了这场纠纷。其实，陈士榘和孙继先的私人感情一直很好，陈司令员很赞赏战争年代自己手下的这员战将，孙司令员也一贯敬重这位身经百战的老上级。这个时候，他们没有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而闹别扭，而是为国家、为士兵的利益发生争执。事后，他们言归于好，友谊长存。只是孙继先去世后，陈士榘对孙继先的儿子说：你父亲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大！
       20基地的初创，正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的大饥荒使创业者们原本十分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此时的孙继先将军做过不少的惊人之举：
       ——一天，孙继先召开常委会，他说：“今天不为别的事，请大家算一笔账。”他说：“20基地的同志除了享受11类地区(北京是6类地区)的工资外，国家还允许享受一定比例的边疆补贴，两项加在一起，与在内地工作的同志相比，差不多等于拿双份工资。如果我领取这双份工资，数额将超过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比比贡献，自己怎么能和毛主席相比？”
       他明确表示：国家面临困难时期，他只按当地标准拿工资，别的补贴一分不拿。
       司令员不拿，别人谁还敢领？于是，20基地的官兵只拿当地的工资，不再另要边疆补贴了。
       直到国家经济状况好转以后，20基地才恢复边疆补贴。
       ……
       ——他召开基地党委会，请来了一个司务长。他说：“今天我们请他讲讲外出采购的情况。”原来，这位司务长路过甘肃省境内的一个村庄，发现村里死气沉沉，甚至有人饿死在街上。青壮年身体虚弱得难以出门，不少人躺在床上饿得奄奄一息。
       孙继先说：“从明天开始，组织部队轮流到这个村去看一看，回来后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于是一场自发的募捐活动开始了。孙继先和基地领导带头捐了粮票和衣物，指战员们把自己原本就十分紧张的粮票和油票捐给生命垂危的饥民。有的同志本身就营养不良，甚至患了夜盲症或浮肿过多次，也从自己的口粮中扣出一斤、两斤给饥民；有的同志刚结婚，就把新婚的红毛衣和花被子捐了出来……看到这样的场面，孙继先脸上有了点表情，说：“这才是20基地的作风！”
       他的秘书因营养不良腿脚浮肿，体检时发现转氨酶增高，秘书怕自己的病传染给他，有意与他保持距离。他说：“没有关系，我回北京吃点好的，抵抗力就上来了。”秘书跟他回到北京家里一看，才知道司令员说的是假话。他的上中学的长子十四五岁，已连续三次发生浮肿；70岁高龄的老父亲和妻子也得了浮肿病。孙继先把飞机上发的黑面包(陪同苏联专家才有)省下来，带给了老父亲。看到这一切，秘书含泪走开了。
       与苏联专家的碰撞
       与合作
       有一年，孙继先应周总理邀请回京参加“五一”节活动，在总理住所紫光阁参加舞会时，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把他请到了春寓宅。毛主席见面就问：“孙继先，你学到了点东西没有？”
       孙继先当然明白是指向苏联专家学习，就回答：“学了一点。”
       毛主席问了一些苏联专家的情况，鼓励孙继先尽量多学一点东西，使自己能独立指导导弹发射工作。那时，孙继先几乎每周去专家那里2—3次，认真观察和学习，尤其是最关键的技术——地对地导弹的操作。他不但学会了地对地导弹发射指挥操作技术，而且连地对空导弹等操作技术也学会了。
       孙继先接触的第一个专家是盖杜科夫少将。他是第一批专家中军衔最高的。此人做事喜欢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态度十分傲慢。孙继先最不能接受的是盖杜科夫用讽刺和挖苦的语言讥笑中国军人缺乏导弹知识。孙继先认为，“我们请你来当专家，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不是请你来讽刺和挖苦的”。
       1958年，火箭运载核弹头的弹着点问题提上了日程，组成以陈士榘为组长、孙继先为副组长的勘察小组，成员有安东、万毅、赵东华(工程兵参谋长)、随行秘书、翻译7人和苏联专家盖杜科夫少将一行4人，共计11人。
       在这次勘察中，经历了一次“钻口袋”般的惊险飞行。天山一条幽深神秘的峡谷吸引了盖杜科夫少将。他对驾驶员说：“飞进去。”驾驶员说：“这里不是航线。”“那也飞进去。”飞机飞进峡谷。结果越飞山越高，越钻谷越深，钻到后来，看不到山顶了，峡谷也越来越狭窄了，飞机像钻进了一个袋子，一片阴森的感觉，令人毛骨悚然。
       驾驶员说：“这里不是航线，请首长有思想准备！”顿时，几个苏联人脸色苍白，陈士榘也有些紧张。
       飞机的机翼碰在树叶上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响声，不知谁冒出来一句：“完了！”
       话音未落，飞机又拉了起来，在峡谷中探路飞行。孙继先平时话就不多，这时，他说了一句：“请大家不要紧张，飞机上有足够的油，是可以飞出去的！”他深信有山就有谷，有谷就有口，只要驾驶员冷静下来，就能选准航线，飞出峡谷。他用十分坚决的口吻指挥驾驶员：左边是苏联，右边是中国，只要见到山口就朝右拐，哪怕是飞回原路，也能飞出去。驾驶员照此办理，终于飞出了峡谷，在阿克苏降落了。
       下飞机后，孙继先对盖杜科夫少将说：“这次勘察，你没经过小组长的同意，就进了驾驶舱指挥驾驶。飞机出了问题怎么办？后来又提出钻进峡谷的要求，险些出事故！你必须好好地接受教训！”
       回到乌鲁木齐，同行的另外三名苏联专家和在家的苏联专家一起，对盖杜科夫好一顿批评。一直到半夜，据翻译传来的消息说，大家批评他说：“要知道飞机上有一个上将、三个中将，你这样做，万一飞机出事，怎么交代？”他却十分轻松地回答：“到那时还交代个屁，连我自己都‘交代’了！”
       紧接着，他们又到葫芦岛勘察海军导弹弹着点。临近县城的时候，天已近傍晚，盖杜科夫突然提出要到城南边的深山里转转。
       同行的人劝他：“你还是不去的好，那里边可能不太安全。”
       他说：“不安全？！我们苏联人不怕！”
       孙继先毫不客气地接上一句：“我们中国人更不怕！不让你去是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对你的安全是要负责任的。如果非要去，我可以陪你去。”
       “你敢去？”盖杜科夫执意要显示自己的胆量，并想将中国人一军。
       孙继先轻蔑地一笑，说：“走！”
       天色暗了下来，这山沟越走越深，周围静悄悄、阴森森的。孙继先告诉他：解放前这里有土匪，现在山里边会不会有坏人出没，难以料定。盖杜科夫有点害怕了，对孙继先说：“还是回去吧，在这山沟里，真出来几个土匪，我们就都完了。”
       孙继先却来了精神，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还怕土匪？我不怕，你怕你回去吧！”
       盖杜科夫知道孙继先话中有话，再也没有了平时的骄横，执意要孙继先一起返回。
       第二天，苏联专家们狠狠地批评了盖杜科夫，说他逞能，逼着中国的将军进深山，很晚才回来，出了问题是要负责任的！盖杜科夫却说：“孙，胆子大。”
       直到他回国临别时，还伸出大拇指说：“孙司令员——真正的军人。”
       当年，我国向苏联聘请专家，并不是要几个就来几个，而是他们想来几个就来几个。有时我们需要测试或发射专家，他们来的却是安装或者工程方面的专家，甚至还出现过什么都不会的“专家”。其中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安装专家”，什么技术也不懂，来了几天就回去了。今天来，明天走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个别“专家”是克格勃，对其他专家暗中监视。有一次，一个专家讲课讲到要害处突然不讲了，孙继先当场问：“为什么不讲了？”
       这个专家见孙继先十分严肃，慌慌忙忙地答了一句：“下边的内容保密，不能讲。”孙继先火了，说：“老师教学生还要保密？”说完拂袖而去。当晚，这个专家独自来到孙继先的宿舍，搂着孙继先的脖子说：“你别生气啦，是有人不准讲，明天我接着讲！”
       孙继先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日子里，和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几天之内撤走全部专家的时候，有些专家还在许多细节上帮助了我们，使基地的建设减少了许多损失。
       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上校是苏联的靶场副指挥，是内行专家，什么都亲手干，把着手教给中国人技术，讲课也不对中国人“保密”。孙继先与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有一次，讲完地对空导弹的课后，他悄悄对孙继先说：“给你们的资料都不能用。地对空导弹资料有两种：一种是实验阶段的，另一种是成功阶段的，你们选后一种用。”后来他又告诉孙继先“地对地导弹的资料也不行，是实验中已被淘汰的资料”，这引起了孙继先的警惕。
       专家组副组长柯瓦廖夫中校与基地副司令员李富泽的私人感情也很好。为了躲避克格勃的监视，有时趁克格勃醉酒之时，他把李富泽副司令员和一些技术干部请到自己的卧室进行个别辅导。
       1960年夏季，苏联专家驻我国国防部首席顾问巴托夫大将刚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就乘专机来到了戈壁滩，名为看望专家，实为秘密布置撤离。在欢迎宴会上，这个外号叫“黑泥巴”的大将突然指着谢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谢列莫夫斯基和孙继先都怔住了。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孙继先起身对巴托夫说：“大将同志，我们这里的工作刚开始，还没有履行完合同，谢列莫夫斯基上校怎么能中途就走？”
       “黑泥巴”说：“这是上级的决定！”
       当天晚上12点，谢列莫夫斯基来到孙继先的宿舍，对他说：“发给你们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隔几天，苏联专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
       孙继先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说了两个字：“同志。”
       后来，孙继先把从笔记本上拍下来的资料拿到“五院”，与“五院”研究的资料一对照，证明了谢列莫夫斯基的笔记本上的资料是完全正确的。这位苏联专家组组长为中国火箭实验少走弯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少年后孙继先说起他，还说，那才叫国际主义战士！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柯瓦廖夫回过一封信，说他回国后，年龄尚轻，就提前退休，回到自己的故乡——顿河旁的一个小村庄里。但他对中国人民的情意仍深厚无比。他在信中说：“我们中苏两国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友谊，尽管天空出现了一团乌云，我还是坚定地相信，乌云一定会散去，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总会结束的……”
       红箭腾空
       基地从开始组建那天起，孙继先就同基地党委的同志一起，本着“边组建，边建设，边训练”的方针，在北京的通县、长辛店等地对试验部队进行技术培训。
       1960年初，基地接收工程设施后，开始对苏制样机、设备进行安装调试、校正等。广大科技人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经过刻苦钻研，初步掌握了设备性能和试验方法。
       我国在东风基地发射的第一枚地对地导弹，是苏制P-2导弹，这枚导弹1958年秋天就运到了戈壁滩。由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基建工程，所以1959年才开始做发射试验任务的准备工作。到了1960年2月19日，国防科委正式下令，决定于1960年的5—6月份发射苏制P-2导弹。这次试验任务的代号是101任务。
       1960年4月2日，孙继先司令员、栗在山政委向基地参试官兵下达了101任务的第一号命令。正在这时，苏联专家以“中国生产的液氧不合格”为由，不让我们用自己的液氧发射导弹。
       按中苏国防科技协定，苏方应派专家到中国传授发射技术。当时，我国尚缺乏液氧推进剂的生产技术，兰州一家化工厂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依靠科技人员和工人研究并生产出了我国自己的液氧推进剂，经化验，完全合格。当时的专家组组长契尔阔夫却借口要回国复核化验结果，硬是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最后，他们的回答是：“你们的燃料不合格！”
       孙继先要求他履行合同，帮助解决技术问题，他却说：“这是国家之间的事，有个责任问题，我们不便插手。”
       孙继先拍了桌子，说：“有责任，我们承担，你不必担心！”
       契尔阔夫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表示：“非常遗憾，这是我们上级的指示，我们不能违抗。”
       当国产液氧从兰州运到基地时，契尔阔夫俨然以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口气劝阻中国人不要用这些燃料，否则会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同时，他一再表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向最讲信誉，由苏联生产的液氧一定按合同准时运到！”
       就这样，我国自行研制的后来被证明是完全合格的价值150万元人民币的整车箱燃料白白地倒进了沙海，燃起了熊熊大火，中国人民的心血就这样简单地化成了烟云……在场的官兵，许多人都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契尔阔夫“讲信誉”的话说完没多久，苏联国防部就给中国国防部发来电报：“因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不可抗拒的事故，不能履行合同。”
       孙继先再也忍不下去了！他、栗在山代表20基地全体官兵上书军委，强烈要求用自己的液氧发射火箭。
       为此，周总理在紫光阁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彭德怀元帅、聂荣臻元帅和国防科委的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聂帅明确指出：苏联停止燃料供应，绝不是技术上的原因，而是政治上的原因！彭老总说：赫秃子欺人太甚，我们中国人不是随便让人捏的。最后，周总理说：20基地的指战员们一致要求用国产燃料，他们自己检验这些燃料是合格的，我同意他们的意见，同志们的意见怎样？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总理在基地打来的报告上亲笔批了两字：“同意”。
       紫光阁高级军事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招招手说：“孙继先，你留下。”
       总理问孙继先：“你坦率地回答我，第一次发射地对地导弹，你有多大把握？”
       孙继先说了四五条，天时、地利、人和等完全有把握的依据，但还是回答“有80％的把握”。
       总理又问：“那20％呢？”
       “因为是第一次，缺乏经验。”
       总理对这样的回答很满意，说：“不错，万事开头难。这件事我们过去没干过，一定要认真细致，稳妥可靠，争取胜利。你们就大胆放手干吧。”
       会后，张爱萍经过对20基地的实地考察，向军委写报告，建议在9月9—15日期间，选择时机进行发射试验。
       转眼间到了8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断绝援助。老大哥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们一下子停止了对我国提供的一百多个援助项目，使我们的导弹试验部队面临最艰难、最严峻的时刻！刚刚建起来的火箭发射场，有许多仪器和设备将被搁置在沙海之中；不少设施建了半截，被迫停了下来；主要的技术资料和图纸全被苏联专家带走……
       然而，20基地的创业者们以加倍的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他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导弹发射试验任务！由于准备充分，1960年9月3日，罗瑞卿总长亲自批准了P-2地对地导弹的发射计划。
       9月10日清晨，孙继先绕首区3号发射场转了三圈，他要从最坏的方面做好准备！他又来到了消防队，作了最后一次试前检查……
       7时42分，点火按钮起动，伴着一阵震撼大地的轰鸣和尾部燃烧的火光，导弹腾空而起，7分钟后，准确地击中了安西弹着点的目标。成功了！在苏联专家撤走后17天，20基地用自己的液氧，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地对地导弹。
       地对地导弹试验部吕琳部长迅速将参试人员集合在发射场上，孙继先用洪亮的声音自豪地宣布：“苏联专家撤走后仅17天，我们在没有任何经验可提供借鉴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用国产推进剂，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地对地战略导弹。这说明我们的基地有能力完成新武器的发射试验任务！参加这次任务的所有单位的人员都付出了辛勤劳动，我代表基地党委和领导向全体参试单位与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衷心感谢！”
       第一枚使用国产燃料发射地对地导弹试验成功后，整个基地又立即投入了第一枚国产地对空导弹发射试验的准备工作。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11月版
       责任编辑：李宁
       定价：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