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曾主持湖南文艺广播电台《夜色温柔》，湖南卫视《新青年》，2001年担任《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加盟《新闻调查》。
一
我出生在山西，从初中起，我的记忆里就没怎么见过蓝天，我们家的水要烧开沏很浓的茶才能喝，不然就是苦的。我们家的远房亲戚，每隔一两年，就听说有人在矿下出了事。
十年后，我重回山西，拍摄老窑头村，发现情形比我记忆中的更加糟糕，这里的人们靠雨水为生，这个我所见的有最美的明清时期窑洞的乡村，现在唯一的色彩，是黑灰满天的公路上暗红色的运煤卡车，昼夜不停。
这个村子有一座每年可以挣上千万的集体煤矿，但人们过得比十年前更贫穷。将近1300人的村庄，年人均收入不到600元。
煤矿归历届村委会主任承包。村委会主任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只不过选票出现金买。一张选票2500块钱，在竞选现场，所有的现金就放在大箱子里现场分发。
在场的乡人大主席团的主席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没有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老百姓说，“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做分红。”
年轻的小伙子都很兴奋，骑着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上，看他家新盖的房子，墙上全是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山体已经挖空了。
村里人看着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山下，暂时还没事。
十年前我的制片人张洁拍摄《西古县村纪事》，记录下那里第一次农村基层选举，把农民第一次投进选票箱的动作以三倍的速度放慢时，他心灵的激越与情感可见。
然而一百年前，梁启超已经说过“然吾闻共和政体，以道德为之气者也。”他说的是公民道德，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社会的文化和人民素质。“苟脱威力之制裁，而别无道德之制裁以统一之，则人各立于平等之地，人各滥用其无限之权，挟怀私具。”
制度只是一张纸，选票，是一张更小的纸。
民主，或是进步，并不一定随之而来。
二
一群人，坐在一起喝茶。
他说，我想做一个像《费城故事》里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
“为什么呢？”
“他可以那么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开掉。”他说。
我愣了一下，他一直是我的朋友，一个优秀的、接受过很好教育的律师。
他看了看我：“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
“宽容，”我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他们吗？”
“怎么不理解，”他说，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他从此不再理会这人。
“你可能认识他们，但你知不知道性对他们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自我选择？他们的爱情是怎么样的？”
他打断我：“就是觉得恶心。”
“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他可能是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我的这个朋友，办过很多为弱者鼓呼的案子，是个正直的人，但是他认为可以随意剥夺一个人的工作，因为这个人和自己的性取向不一致。在我们的节目里，这样的事情不会少吧。一个待人很善意的男人可以虐待一个女人，因为她是自己的妻子；一个破案很优秀的警察可以随意传讯一个人并且把他投入监牢，因为他瘦得像一个吸毒者；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可以把无法完全取出的化学品植入女人的胸部，因为它是政府允许的……如果整个社会都容忍，甚至默许这么做，那我们如何能寄望一个能尊重少数人权利、容纳异己的制度？如果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对于价值和秩序坚持的养分，我们怎么能孕育出公平正义的政治理念？
文化看上去无形无色，却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从何处来，往哪里去。
——那么，文化是什么？
1999年龙应台初任台北文化局局长时，接受文化预算的质询，有议员一脸酒色，带着挑衅之意大声地问：“局长，你说说，什么是文化？”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文化，是公民社会的那块黏土吧。离离原上草，从此中萌芽。
所以我们制作《以生命的名义》，为同性恋人群的健康服务多年的医生张北川说：“我希望有一天，看到人们在一起，彼此欣赏彼此的选择，我们看到爱得到了尊重。”
我们制作《流浪乞讨人群调查》，看到无臂的男人在闷热的西安街头，坐在地上，嘴里衔着毛笔写“漫道雄关真如铁……”他对着镜头说：“我不需要慈善，要帮的话，请帮助我有尊严地活下去。”
我们制作《注射隆胸调查》，把希波拉底(Hippocrates)誓言用在片尾：我愿尽余能力及判断力之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并不做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人……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
我们制作《被起诉的杂志社》，判媒体赢的法官说：“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社会的进步就有多大。”
……
《新闻调查》十年了，从办公室的窗口看出去，当初细嫩的榆树春绿冬白，一年一年长大。然而一棵树，不管怎样生长，最上端的树叶，饱含的仍然是同样的土壤的成分。
文化，看似只是不起眼的泥土，然而我们期待的文明而有尊严的社会，就是从这里生根，抽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长出来的。
三
20岁的我，是个刚刚读完财会专业的女生。
我不知道12岁的胡适，背诵抄写的是《新民说》、《天演论》、《群己权界论》。老师们出的作文题目是“论日本之所由强”和“言论自由”。
我抄在本子上的，是大学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二三四点的笔记，边角上还抄着亦舒言情小说里的字句。
在采访陈丹青离职事件时，他说：“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
年轻，是对社会的参与最有热情的阶段，可是，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开始，去面对和了解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政治和我有着什么关系？教育是用来干什么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什么？人与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住的地方楼下是铁路五小，每天早上7点钟，大喇叭里就有一个雄浑的男声高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所有的孩子，像我当年一样，跟着认真齐声大喊口号。
夜里翻书，才发现我的问题，胡适在1930年早就问过：少年的朋友们，请仔细想想：你进学校是为什么？你进一个政党是为什么？革命是为了什么而革命？政府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但是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少年人，仍然像我当年一样，本子上整整齐齐地写着作文，作文题目年年是《难忘的一天》，不知道时事，不讨论时事，不关心松花江的水污染，不了解什么是矿难，不清楚自己班里的干部选举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文化，都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而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这一个个的人是否有独立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的能力。
哪一天，像我这样爱看言情小说的大学女生，也有兴趣和知识去参与公共事务，我住的楼里每天上12小时班的电梯工能有机会和勇气为自己争取到休息的权利，十岁的孩子可以站起来问老师“什么才是共产主义”而且得到认真的答案……我们这些传媒人才不会有那么多反反复复、自疑自问的焦虑吧。
四
1934年，16岁的瑞典少年在魏玛看到纳粹的领袖，他和千万人一起大声欢呼，泪流满面。当人们后来已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他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
许多年之后，电影导演柏格曼突然想通了自己为什么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不管是一片青草、一个人、一个节目、一座村庄或是一个时代，成熟生长，都不是与岁月俱来的——除非土壤中饱含养分，枝叶经过风吹雨打，沉实厚重。还有，门打开着，自由，如春风自然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