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惊悉美国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遇刺殒命的噩耗，感慨多多：“他的遭遇与我相似。约翰·肯尼迪死于非命，我也险遭不测。美国总统在达拉斯惨遭暗杀；法国总统在1960年、1961年、1962年，在阿尔及尔或在巴黎，本会落得同样的下场。”
暗杀戴高乐的活动均系“秘密军组织”所为。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戴高乐冲破重重阻力，果断地着手政治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顽固坚持“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的殖民军官、极右政客和形形色色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相继策动街头暴乱、军事政变以搞垮戴高乐，均惨遭失败。最后孤注一掷，拼凑“秘密军组织”，在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进行大规模的爆炸、暗杀活动，以期阻挠和破坏戴高乐实施阿尔及利亚独立政策。恐怖主义活动的顶峰，是直接对戴高乐下毒手。
第一次轰动一时的谋杀发生在巴黎塞纳河桥畔。
1961年9月8日，星期五，晚间8时15分，戴高乐照例离开爱丽舍宫前往科隆贝乡间寓所度周末。车队由5辆小车组成。总统专车由戴高乐和夫人以及副官泰塞尔上校乘坐，另有4辆警卫车。从巴黎到科隆贝有4条主要行车路线，为安全计，临到出发时才确定走哪一条线。不过，由于戴高乐的时间安排很有规律，暗害分子很容易推算出他每月四次去科隆贝的具体时间，也往往容易估计到他的行车路线。
当时车队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速度奔驰在19号国家公路上，越过塞纳河桥约600米处，当总统专车从桥梁公路工程局堆放在坡道上的沙堆旁绕行时，突然响起猛烈的爆炸声，顿时升起一道高高的火网。总统座车受到了像龙卷风似的火焰的袭击。戴高乐事后形容说：“火焰窜得像公路两旁的树一般高。”专车司机弗朗西斯·马鲁被火光照得两眼发花。他沉着镇定，猛踩油门，穿过火网。车队在几百米处停了下来。戴高乐安然无恙。他从容地走下车来，询问是否有人受伤，然后轻蔑地摇摇头说：“一群十足的笨蛋!”总统专车的右前灯严重损坏。戴高乐和夫人换乘另一辆车重新上路了。
原来，秘密军一个爆破专家把足足45公斤红黄两色的塑性炸药装在一个德国造的丁烷瓶里制成炸弹，里面还掺入一种易燃的黏性混合物。炸弹由电动装置引爆，爆炸时瓶子的碎片可击中百米范围内的任何人，释放的火焰可以把汽车烧毁。炸弹就埋在沙堆里。引爆用的雷管引线一直拉到400米开外的树林里。为了确定引爆的准确时间，停在路旁的一辆汽车的前灯向引爆人发出车队到达的信号，亮灯的次数表明总统座车在车队中的位置。事发后赶到现场的宪兵在沙堆上发现了炸裂的丁烷瓶残骸，塑性炸药片撒了满地。连接瓶口的电线一直伸延到一片小丛林。在电线的尽头，发现一个点火装置，地面上还有一个望远镜空盒。引爆人就曾守候在这里。
据警方鉴定，这次阴谋之所以失败，很可能是由于引爆装置安装不当。加之，制作炸弹的人没有把炸药片揉匀，只是混装在一起。这样，引爆后产生爆炸力的只有三五公斤炸药，其余的炸药统统被喷洒出来。此外，填满炸药后，没有把丁烷瓶底焊牢。因此，刚一点火，瓶底即被掀掉。结果产生的只是爆燃而不是爆炸，炸药威力大大减弱了。
1962年5月4日，秘密军头子萨朗派驻本土的全权代表安德烈·卡纳(又名“独眼龙”)被捕后，形形色色的秘密军联络网和行动小组越来越各自为战。实施暗杀戴高乐的计划也往往由各个行动小组分散进行，其中最活跃的就是巴斯蒂安—蒂里为首的别动队。此人神出鬼没，策划了一系列谋刺戴高乐的行动，被警方视为最危险的对手。
1962年5月17~22日，戴高乐去法国中部巡视。秘密军密谋在戴高乐结束中部之行从利摩日返回巴黎途中炸掉总统专列，把装有雷管的丁烷气体瓶放在铁轨下面，待专列经过时立即接通电缆引爆。10个气体瓶同时爆炸，路面将炸成一个大坑，甚至可能造成火车出轨。总统即使未在爆炸中丧命，埋伏在附近的杀手可以在火车出轨时袭击侥幸逃生的总统。5月23日，总统专列果然从这条线路经过，但居然没有发生爆炸。25日，一些养路工发现了埋在道砟下的长达500米的电缆，但是没有发现炸药和引爆装置。据警方估计，可能由于保安人员看得紧，在最后时刻埋设爆炸品未能按预定计划完成。更重要的原因是：5月20日，警方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逮捕了专程从阿尔及尔前来执行暗杀任务的别动队头目让—路易·布朗希，查获了包括丁烷气体瓶和配套雷管在内的一批武器弹药，戴高乐又一次幸免于难。
秘密军还有一个备用的暗杀计划，准备一旦爆炸总统专列不成时紧接着执行。5月23日，戴高乐返回巴黎的当天，将去爱丽舍宫接待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秘密军筹划利用这一机会暗杀戴高乐。按照传统的礼宾安排，当外国元首座车开进总统府大院停下时，总统立即出现在台阶上。贵宾走出车门登上七级台阶大约需要几十秒钟。这时总统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台阶最高处，成了一个绝好的射击目标。
秘密军制定了代号为“岩羚羊行动”的暗杀计划。首先，必须找到一个有利的隐蔽的射击点。秘密军发现，在圣奥诺雷街86号大楼，每层楼都有一扇窗户同爱丽舍宫的台阶处在一条线上，特别是二楼的窗户恰好同总统习惯站立的位置形成一条理想的射击线。这幢楼的底层，是一家俄国古董商店，二层套间住着一位俄国老画家。一名杀手可先潜入房间将老人控制起来，另一名携带反坦克火箭筒和配有瞄准镜的步枪同他会合，还将配备一名获得过优秀射手证书的老士官。在这里，杀手可以从容不迫地向等候在爱丽舍宫台阶上的总统瞄准射击。但是，巴黎警察局事先得到消息，及时逮捕了杀手，并于5月21日查获了准备用于“岩羚羊行动”的武器储存处，使这一暗杀计划化为泡影。
秘密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8月份，戴高乐照例要在科隆贝度假。空袭科隆贝总统私邸之说甚盛。内政部长对该地采取了特别戒备措施。防空司令奉命进行反空袭部署，其中包括：科隆贝周围20公里内禁止任何飞机在任何高度飞越，在总统私邸周围部署轻型高射火炮，在日出前30分钟到日落后30分钟的时间内，一架驾驶员就座待命的F84F式飞机随时准备起飞。由于戒备森严，空袭事件未曾发生。
秘密军谋刺戴高乐多次失手，进而策划更大规模的暗杀行动。1962年8月22日演出了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那天是巴黎少有的炎热的一天。居民们大都还在海滩或山地避暑休假。但是，星期三下午的内阁会议是雷打不动的。戴高乐特地从科隆贝赶来主持会议。内政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情报表明，秘密军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行动。戴高乐夫人坚持要陪丈夫去巴黎。戴高乐要正在科隆贝休假的女婿德布瓦西厄一同前往，加强保卫。自从塞纳河桥暗杀事件发生后，总统往往先乘直升机到巴黎郊区维拉库布莱机场，再换乘汽车赴爱丽舍宫。这天戴高乐有急事，换乘汽车后，德布瓦西厄便选择了最近的路线进城：从勒珀蒂-克拉马经夏蒂荣门、马恩大道、蒙帕纳斯大街、残废军人院大道。那天上午，秘密军分子准备在马恩大道靠近雷蒙、洛斯朗街的路口谋刺戴高乐。但是，由于沿途车辆拥挤，杀手们耽搁了几分钟，等三辆杀手车赶到，风驰电掣般的总统车队已无影无踪，扑了个空。不过，惊险的场面还在后头。
这天内阁会议开得比往常长，到傍晚7时半部长们才陆续从爱丽舍宫台阶上走下来。不到10分钟，大院里停放的汽车都走完了，只有供总统乘坐的特制的“雪铁龙”牌防弹轿车还留在院内。7时45分，戴高乐夫人先出来，戴高乐照例身穿老式双排扣深色西服，紧跟着跨出门来，然后挽着夫人的胳臂走下台阶，来到等候在那儿的总统专车，车号是DS5243HU75。戴高乐有个习惯，只要不是参加正式仪式，总坐在后座左边，让夫人坐在右边。因为按照传统规矩，车上的荣誉座位应当让给妇女。戴高乐的女婿德布瓦西厄上校随行，坐在前排司机旁边。
内阁会议上，内政部长弗雷刚刚汇报了有关谋刺戴高乐的最新情报，总统不予置评，会议亦未作出任何加强安全措施的决定。护卫总统回科隆贝的车队只有一辆警卫车和两辆开道摩托车。德布瓦西厄心里明白，他实际上肩负着贴身保卫的重任。总统副官德博纳瓦尔上校问他走哪条路线。德布瓦西厄说，走默东和卫士海岸那条线。副官不以为然，边看表边说：“太晚了，走这条路会遇到许多赶路回家的郊区居民，公共汽车也经常停车。”德布瓦西厄摇上车窗，对司机马鲁说：“那么，走今天早上来的路线吧。”停在总统府大门入口处的两辆开道摩托车发动了。
车队驶出爱丽舍宫，这时是傍晚7时50分。总统车队在林荫道上加快了速度，很快开到克雷蒙梭广场，一直驶向有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桥。秘密军的观察哨见车队越过塞纳河，就断定车队将走306号国家公路取道解放大街和勒珀蒂-克拉马前往维拉库布莱机场，立即报告这次暗杀行动的现场指挥巴斯蒂安—蒂里。他立即组织实施预定的第一方案，在通向勒珀蒂-克拉马的主要交叉路口的大约500米的笔直、开阔的解放大街精心布置了伏击火力网。在右侧300米处停放一辆雷诺牌轿车，车尾朝着巴黎方向，两个杀手端着轻机枪在车内等待，司机也随时准备抓起放在身旁的冲锋枪；另一个站在车旁，全神贯注地注视着300米开外的巴斯蒂安—蒂里。当总统车队到来时，后者将挥动《震旦报》作为开始行动信号。一辆雪铁龙牌轿车停在左侧离雷诺车200米以外解放大街和森林路的交叉处。这条小街正好与大街成直角，这是第二个火力点。秘密军早就摸透了戴高乐的坐车习惯，算准了这天必坐在车的后座左侧无疑。所以这辆雪铁龙车的车头对着来车方向，车窗已摇了下来，车上三名杀手端着冲锋枪紧张地注视着前方，准备总统专车驶来时集中火力专打左侧，瞄准戴高乐的座位开火。这辆车的后面还有一辆“标致”牌轿车，里面也坐着三名带着冲锋枪的杀手。车上还备有手榴弹和塑性炸药，一旦总统座车遭枪击后动弹不得，就马上实施爆炸。果然，不出秘密军所料，总统专车上了巴黎郊外306号国家公路。这时专车车速加快了，两侧开道的摩托车被抛到车队的尾部。
晚8时5分，巴斯蒂安—蒂里远远看见一辆“雪铁龙”牌轿车飞驶而来。应该是戴高乐的专车了，但怎不见有摩托车开道呢？他疑惑起来，尽量想核对一下车号。他早就知道总统座车的车号，可是天色已晚，一时看不清，待到看清时，专车已从身旁疾驶而过，于是慌忙挥动手中的报纸。戴高乐落入了精心策划的伏击圈里。霎时间，前面这辆雷诺车后边的两扇门突然打开，子弹像雨点般向总统座车扑面袭来。德布瓦西厄果断地对司机马鲁说，“一直开，走中间，往前冲”。马鲁紧紧握住方向盘，向大街尽头的交叉路口冲去，很快超过了雷诺车。落在后边的雷诺车仍紧追不舍，机枪和冲锋枪继续向总统座车的背后射出一排排子弹。与此同时，埋伏在前边路旁的雪铁龙车上的另一组杀手又接着向总统座车的左侧猛烈开火。德布瓦西厄转过身来朝岳父母拼命叫喊：“快趴下!”戴高乐弯身前先朝后面的车窗外看了一眼。就在这一刹那，一颗子弹把后窗的防弹玻璃打碎了。戴高乐忙弯下身子。一颗子弹在离他头部仅几厘米处擦过。一直异常镇静、纹丝不动坐在丈夫身旁的戴高乐夫人这才跟着弯下身子，另一颗子弹正好从她头顶擦过。德布瓦西厄的座椅被打穿，裤子被划破。杀手们共射出150多发子弹，其中14发命中总统座车。密集的子弹把专车的两个轮胎射穿。尽管内胎是自动封闭式的防弹内胎，但轮胎气压突然下降，使得汽车在行驶中摇摇晃晃，像海上汽艇一样剧烈颠簸。弹痕累累的总统专车还是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冲出了杀手们的包围圈，开到了勒珀蒂-克拉马的交叉路口，甩掉了伏击手，一直颠簸着开向机场。
戴高乐和夫人浑身上下都是玻璃碴儿。戴高乐掸衣服时不慎把手指划破了。德布瓦西厄心里直打鼓，生怕岳父母身上哪个部位中了弹而尚未察觉。当戴高乐走出车门时，他赶紧帮着弄掉岳父身上的玻璃碴，一边用手摸他的背脊、双肩和上装前襟，都没有血。警卫车上的军医德加仔细打量戴高乐夫人，也没有发现异常。两人奇迹般地安然无恙。事后有人问戴高乐夫人有何感受。她说：“噢，要是我的女婿中弹，那会是很遗憾的。要是我和将军被击中，那倒是个很不错的结局呢!”过了几天，戴高乐回到办公室，对身边的人说：“要是死了，那倒是壮烈牺牲哩!比死在办公室里强。”
戴高乐遇刺但幸免于难，成了全世界的头条新闻。23日清晨，记者蜂拥而至，被警卫总统私邸的80名机动宪兵挡驾。下午6时整，戴高乐像往常一样到花园里悠闲地散步，等候了一整天的照相机、摄像机全都集中捕捉这个珍贵的镜头，让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戴高乐确实还活着。
后来内政部长特地为总统准备了一辆灰色高级防弹车，代替那辆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的黑色雪铁龙汽车。一个星期五傍晚，司机把这辆灰色汽车开到总统府台阶前，暮色已经降临。警卫人员指望总统分辨不出换了一辆车。可是，他一眼就发觉了：“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的车。快去把我的车开来。”新车乃是一辆美国朗布莱牌轿车。一位名叫夏尔·戴高乐的法国总统能同意乘坐一辆不是法国制造的汽车吗？结果谁也不敢向总统建议改乘这辆防弹汽车。
秘密军心犹未甘，新的暗杀计划又出台了。
1963年2月15日，戴高乐将对高等军事学校进行一年一度的视察。新的行动地点就选在军校。开枪时间可以选在他到达的时刻，也可选在巡视期间。只要选定一扇合适的窗户，枪手就很容易命中戴高乐。开枪后，杀手还可以从容地通过军校迷宫般的走廊和楼梯，神不知鬼不觉地溜掉。这次暗杀行动的主谋是曾经在军校执教英语的一位妇女。她非常熟悉军校情况，认识很多将领和军官。暗杀小组的重要成员就是勒珀蒂-克拉玛事件中唯一漏网的案犯——乔治·瓦坦。此人是原居阿尔及利亚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是个诡计多端的老手，曾多次参与暗杀戴高乐的活动。但是，事到临头，一名参与密谋的军士害怕了，向军方投案自首。1963年2月14日，戴高乐视察军校前夕，除瓦坦外，暗杀小组的成员全部被捕。作案武器被搜缴，包括两支带瞄准镜的自动步枪。暗杀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1964年8月15日，戴高乐赴法国南方土伦军港视察。主要活动之一是参加修建在土伦法龙山顶的烈士纪念碑的落成典礼。总统专车开进了纪念碑所在的普罗旺斯公园，在离纪念碑前的石阶几十米处停了下来。石阶周围草木茂盛，鲜花盛开。第一级台阶两侧各摆着一个普罗旺斯陶瓷坛，里面种着当地人叫做“魔爪”的一种亚热带植物。总统下了车，向前走了几米，跟恭候在那里的退伍军人部长会合，一起登上台阶。当时台阶下面以及总统经过的道路两旁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仪式结束后，总统一行回到土伦，换乘飞机返回巴黎。整个访问平安地结束了。
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戴高乐又一次逃过秘密军的暗算。原来，戴高乐到达的那天早上，土伦部队的工兵用探雷器仔细检查通向公园的道路。可是，纪念碑的负责人科尔纳少校跑去禁止他们的继续探雷。他认为，在他管辖的区域内探雷是对他的不信任，是他无法容忍的。“我保证这里绝对没有炸弹，你们走吧!”探雷的工兵只好乖乖地走了。可是“保证绝对没有炸弹”，并非真的没有炸弹。炸弹倒确实有，只是当时没有爆炸，而是在两周后才被发觉。
8月28日，纪念碑的导游突然发现从陶瓷花坛里喷出熊熊火焰。他慌慌张张跑去报告科尔纳少校。科尔纳出来一看，只见火焰向周围的草丛蔓延。导游连忙提了一桶水向花坛泼去。这时突然发生了一次威力很小的爆炸，花坛被炸裂了。科尔纳发现泥土中有一个几乎被烧焦的小盒子，几节电池散落在外面，上面还挂着一截截电线。经专家鉴定，花坛里埋了炸药和装有定时器的点火装置，由微型半导体无线电接收器控制，点火装置则由步话机式的发射器控制，可以直接由混在人群中的杀手操纵。当时之所以没有爆炸，是由于杀手来得太晚，入口处已经戒严，点火发射器离目标太远，起不了作用。一起谋杀戴高乐的阴谋也像自然爆炸的炸药一样烟消云散了。
秘密军仍不死心，花样翻新，企图以无线电导航的微型飞机等手段置戴高乐于死地。可是，戴高乐福星高照，均得以化险为夷，直至1970年11月9日方在科隆贝寓所“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