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河湖海话波兰》
人们在重新审视人民波兰时期的风云人物时，会不约而同地认为，哥穆尔卡当时不怕丢官、不怕坐牢、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并不因时光流逝和沧桑剧变而被淡忘。哥穆尔卡以其波兰共产党人特有的执著和勇气所坚持的原则，至今仍具有自身的生命力。
1956年10月，我在华沙求学时，目睹了波兰现代历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早已被官方舆论遗忘多年的哥穆尔卡重新登上了波兰的政治舞台，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大事。我所在的学院，同华沙大学等高等院校一样，失去了往日的平静。我的波兰同学不再准时到教室听课，他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教学大楼的走廊上，或窃窃私语，或高声辩论，有人兴奋，有人沉思。我觉察到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命运，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哥穆尔卡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当时，我对哥穆尔卡可说是一无所知。我的许多波兰同学热心地向我介绍哥穆尔卡的经历。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发现，绝大多数人对哥穆尔卡持拥护态度，特别是对他那种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维护波兰的民族利益、敢于反对斯大林的错误意见的大无畏精神赞颂不已。当然，也有人提到了哥穆尔卡过去犯过的“错误”，即所谓的“右倾民族主义倾向”问题。正是从这时开始，我对哥穆尔卡过去的命运产生了兴趣。在他重返政治舞台后，我利用在使领馆工作的机会，注意观察和了解，试图弄清楚哥穆尔卡1948年在波兰政海中沉浮的缘由。
领袖—罪人—领袖
人们公认，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是现代波兰史上和国际共运史上的著名人物之一，他为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进行奋斗，走过了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
哥穆尔卡生于1905年，从1922年起就投身于波兰工人运动，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42年，在希特勒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哥穆尔卡置生死于度外，积极地参与了创建波兰工人党的地下活动和工作。在波兰工人党先后痛失第一任中央书记诺沃特科(1942年11月)和第二任中央书记芬德尔(1943年11月)之后，哥穆尔卡出任波兰工人党中央书记，肩负起领导波兰工人党和波兰人民抗击德国侵略者、解放祖国和建立人民波兰的重任。1944年7月，人民波兰诞生了。又四年，即1948年，横祸飞来，所谓的“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罪名，突然落在哥穆尔卡的头上。一夜之间，哥穆尔卡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由人民的领袖变成了人民的“罪人”，此后又身陷囹圄数年之久。
1956年10月，在波兰人民群众深切同情和热烈拥戴下，在赫鲁晓夫粗暴干涉和反对中，哥穆尔卡东山再起。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重新选举他为党中央第一书记。此后，波党中央全会撤销了对哥穆尔卡犯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错误的决定，肯定了他过去所坚持的思想和理念。
14年后，即1970年，由于波兰国内爆发了“十二月事件”，波兰统一工人党内一些领导人趁机发动了一场被波兰史学工作者称之为“特有的政变”，哥穆尔卡再次被迫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从这时开始，哥穆尔卡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十余年，直至1982年与世长辞。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它会对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作出正确的评说。1982年9月6日，在哥穆尔卡的安葬仪式上，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巴尔齐科夫斯基致悼词说，哥穆尔卡的“丰富遗产，对我们党和人民来说，不仅在今天，而且在未来，都保持着不容否认的价值”。哥穆尔卡的名字，以及他在波兰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已载入史册。
两次请辞，未被接受
哥穆尔卡在1948年犯下的“右倾民族主义倾向”错误的“弥天大罪”，主要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及其决议的态度，二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态度，三是对波兰工人运动传统问题的态度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问题。
对情报局的态度问题。哥穆尔卡曾经反对成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情报局成立之前，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过哥穆尔卡，同哥穆尔卡商讨关于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出版一份刊物的问题。斯大林认为，这样一个刊物有利于各党之间交流经验，并建议由波兰工人党出面倡议召开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哥穆尔卡同意并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1947年9月，九国共产党和工人的代表在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举行会议。当哥穆尔卡从联共(布)代表日丹诺夫的报告中了解到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即会议的目的不是共同出版刊物，而是成立一个协调国际共运的组织——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时候，哥穆尔卡感到惊讶和恼怒，他认为是斯大林蒙蔽了他。鉴于过去共产国际解散波兰共产党的惨痛教训，哥穆尔卡担心情报局的成立也会像共产国际那样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所以他坚决反对成立情报局。
日丹诺夫报告后，哥穆尔卡利用休会间隙，召开了波兰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向政治局委员们介绍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同他商谈的内容(只是共同出版刊物，根本未提过成立情报局)，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他认为，他必须辞去波兰工人党书记的职务，别无其他选择。但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既支持成立情报局，又拒绝了哥穆尔卡的辞职。他们的理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哥穆尔卡辞职或反对成立情报局，都会被看成是对斯大林和联共(布)的示威，其结果只会对波兰党更加不利。哥穆尔卡接受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但他坚决拒绝日丹诺夫关于把情报局组织机构设在华沙的要求。日丹诺夫强调，把情报局驻地设在华沙，这是已同斯大林事先商妥的方案。哥穆尔卡回答说，这样的事应先征得他的同意，然后才能决定。
1948年6月20日，情报局在罗马尼亚举行会议，通过一项要求东欧各国立即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出席会议的波兰代表团在未请示哥穆尔卡的情况下就表示赞成这项决议。代表团的这种做法同哥穆尔卡的看法和想法背道而驰。哥穆尔卡认为，波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尚未成熟，这项决议蕴藏着农民不信任、甚至反对人民政权的危险后果。他指出，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尚未表态之前，参加情报局会议的波党代表团无权同意这项决议。但是，哥穆尔卡的意见被波党政治局否决了。
南斯拉夫问题。1948年春发生了联共(布)与南共之间的冲突，这同情报局的存在与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情报局成立伊始，哥穆尔卡就一直担心像情报局这样的国际中心会破坏各党的主权，会干涉各党的内部事务。时间不过半年，他的担心果然变成了现实。他感到此事“犹如晴天霹雳一样击在他的身上”。他同情南共，不相信、更不同意联共(布)对南共的指责。1948年5月25日，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参赞雅科夫列夫奉命前往哥穆尔卡家中，向他递交了有关联共(布)指责南共的文件。哥穆尔卡阅毕当即对雅科夫列夫说，他不相信联共(布)对南共的指责是符合事实的，他表示反对联共(布)对南共采取任何措施，他希望雅科夫列夫向斯大林转达他的意见。哥穆尔卡认为，苏南两党之间的问题，应通过谈判和讨论的方式求得解决，而不应采用开除和谴责的做法。哥穆尔卡担心南斯拉夫问题会危及波兰的主权，影响波兰工人党的内部团结。事实证明，哥穆尔卡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哥穆尔卡会见雅科夫列夫后当天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当讨论南斯拉夫问题时，唯独哥穆尔卡一个人坚持自己的看法，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却站在联共(布)一边。哥穆尔卡处境孤立，再次提出辞职的要求，但未得到政治局的同意。
波兰工人运动的传统问题。1948年6月3日，波兰工人党举行中央全会，哥穆尔卡发表了关于波兰工人运动传统问题的著名讲话。在起草这篇讲话时，哥穆尔卡有意避开了政治局。他知道政治局不会同意他的观点，他试图在中央委员会上寻求支持。在这篇讲话中，哥穆尔卡批判地分析了历史上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共产党对待波兰独立问题的立场，指出其卢森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赞扬了波兰社会党在波兰独立问题上的立场具有“更多的政治现实主义”。讲话中，哥穆尔卡还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的问题。
本来哥穆尔卡同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关系已因南斯拉夫问题而尖锐对立，为什么他还要专门论述波兰工人运动中各政党对待波兰独立问题的态度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呢？显然，他不是为历史而讲历史，他是在借古喻今。他希望他的讲话会引起中央委员们的重视，使大家明辨是非，提高警惕，避免在国家独立和主权问题上重犯历史错误。然而，哥穆尔卡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讲话，非但无人支持，反而引起与会者的尖锐批评。次日，也就是6月4日，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哥穆尔卡的讲话，同时还作出两条规定：(1)政治局委员们要在6月8日对哥穆尔卡的讲话提出书面修改意见；(2)今后，党的领导人在发表公开讲话时必须事先征得政治局的同意。几天之后，哥穆尔卡收到了政治局委员们的书面意见。这些书面意见，实质上是一份由政治局委员们共同提出的批判哥穆尔卡的决议草案。6月15日，哥穆尔卡写信给政治局委员们，逐条驳斥了他们的意见，捍卫了自己的观点。自此之后，哥穆尔卡同政治局委员们之间的冲突就迅速地走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约在6月24日前后，哥穆尔卡离开华沙，前往西里西亚山区休假。
灾难临头，自有缘由
波兰工人党领导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由来已久，但公开化则始于情报局成立之后。这些矛盾和斗争，十分明显，是同战后初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发展，以及同联共(布)反对南共的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波兰工人党政治局中以贝鲁特为首的多数人，也是随着南斯拉夫问题的复杂化而加快了批判哥穆尔卡和向哥穆尔卡夺权的步伐。贝鲁特等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斯大林的支持。历史的事实就是如此。在当时国际共运大背景的情况下，不仅在波兰，而且在东欧其他国家，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948年7月6日至7日，以贝鲁特为首的一些领导人，趁哥穆尔卡在外地休假的机会，在华沙召开了波兰工人党的中央全会。贝鲁特等人在会上假借批判南共问题来影射哥穆尔卡。会后，他们又先后于7月10日和8月12日两次前往西里西亚，会见正在休假的哥穆尔卡，要求哥穆尔卡就南共问题和波兰农业集体化问题公开作出自我批评。哥穆尔卡的回答是：坚决拒绝。
哥穆尔卡似已预感到华沙形势有变。8月14日，哥穆尔卡的密友科尔钦斯基将军到休养地看望哥穆尔卡，两人谈话数小时，哥穆尔卡决定立即返回华沙。8月15日，在哥穆尔卡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贝鲁特以受政治局多数人委托之名，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向斯大林介绍波兰工人党领导内部的分歧和斗争。当时斯大林是如何表态的？从贝鲁特返回华沙后的举动中可以作出推断。8月16日，波兰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出现了一场戏剧性的夺权斗争。从休养地回到华沙的哥穆尔卡准备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开始工作，从莫斯科回到华沙的贝鲁特却已越权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愤怒的哥穆尔卡对这种践踏党章的做法提出抗议，指出只有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才有权更换党的总书记，但已无济于事，党的中央领导权已经落到了贝鲁特的手中。可见，8月15日斯大林会见贝鲁特和8月16日贝鲁特的夺权，两者之间是不无关联的。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会见，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夺权。8月31日，波兰工人党举行中央全会，贝鲁特在会上作了题为《论党领导内的右倾民族主义倾向及其克服的方法》的政治报告，全会决定解除哥穆尔卡的总书记职务，由贝鲁特继任。
在波兰工人党领导层中，贝鲁特之所以特别受到斯大林的赏识，是不无缘由的。早在哥穆尔卡领导波兰工人党从事地下斗争期间，贝鲁特就曾于1944年6月10日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善后委员会主席)，指责哥穆尔卡执行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不愿派遣代表去莫斯科，而同亲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和党派有牵连；批评哥穆尔卡忽左忽右，一会儿搞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一会儿搞机会主义。贝鲁特身为波兰工人党高级领导人之一，把他对本党最高领导人的意见写信报告莫斯科，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会给莫斯科留下何种印象？是不难想象的。
四年后，也就是1948年批判哥穆尔卡的时候，贝鲁特又把这封信拿了出来，当作哥穆尔卡“右倾民族主义”错误始于1944年的证据。这使哥穆尔卡大吃一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做梦也想不到，在那反法西斯斗争极其艰苦的年代，竟然会有这等事！1948年11月，斯大林邀请哥穆尔卡谈话，劝说他进入即将由波兰工人党同波兰社会党合并而组成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哥穆尔卡认为，有了1944年6月的信，有了1948年采取的反对他的斗争方法，以及波兰工人党领导层中一些人的“世界主义”态度，他难于同贝鲁特等人和好相处，难于同他们合作共事。就这样，哥穆尔卡又一次拒绝了斯大林的意见。
由于哥穆尔卡一而再再而三地违抗斯大林的旨意，灾难也就接踵而来——1949年11月，哥穆尔卡被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1951年8月，被逮捕入狱。这既是哥穆尔卡个人的悲剧，也是波兰党、人民和国家的悲剧。
勇气可钦，道理长存
时至今日，波兰历史已翻过了人民波兰这一章。1948年波兰工人党反对“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斗争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一些不实之词也早已推翻。人们在重新审视人民波兰时期的风云人物时，会不约而同地认为，哥穆尔卡当时不怕丢官、不怕坐牢、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并不因时光流逝和沧桑剧变而被淡忘。哥穆尔卡以其波兰共产党人特有的执著和勇气所坚持的原则，至今仍具有自身的生命力。
哥穆尔卡在1948年坚持的是什么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第一，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维护独立和主权；在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坚持平等、独立和自主；第二，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中，谋求走符合本国特点的道路。
我认为，哥穆尔卡坚持的这两条原则，恰恰回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国家在欧洲兴起时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新的重大问题。在各国人民有权选择本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在国际共运中波兰党和苏联党的党际关系问题上，哥穆尔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先行以及表现出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在当时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盛行的气氛中，哥穆尔卡敢于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千篇一律，强调考虑波兰民族特点的必要性，这是多么难能可贵。这是他在二战结束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在波兰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并有益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胆的探索。他这样做了，不仅不是他的罪过，相反，恰恰是他的荣耀。历史已经证明，哥穆尔卡1948年坚持的主张，后来被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主权和独立的概念远未过时。由一个国际中心或一个国家指挥一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用一个模式规定各国发展和建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波兰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由于波兰有过123年惨遭瓜分和亡国的历史，波兰社会对自由和独立问题特别敏感。因此，任何政党和个人，不论过去和现在，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社会的这种情绪和要求，不能以其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对社会的这种情绪和要求的理解，并将其付诸实践，那么，他就不会得到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在1944年至1956年期间，波兰的一些政治活动家，他们以忠于“国际主义”而自豪，却轻视了民族的传统，脱离了现实，结果给国家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反之，哥穆尔卡明白这个道理，并努力实现这个道理。这是哥穆尔卡的过人之处。这个道理，就是在今天也仍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