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1952年生于上海，曾作为上海知青下放回故乡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后考入杭州大学。1977年毕业后在义乌中学从事英语教学8年。1987年，王选留学日本筑波大学，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后留日工作。1995年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王选开始了长达近10年的日军侵华细菌战的诉讼之路。2002年日本法院的一审判决承认了细菌战的事实，但驳回了原告方索赔的诉讼请求，2005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王选的诉讼之路还在继续……
鲁豫：我特想知道，你平常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关于这个话题，每天谈到的比例是多少？
王选：除了细菌战，我跟别人就不大说别的了，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还说什么呢？要么就是谈论一些跟这个会有些关系的话题，比如历史观，谈的都是自己关心的。
1995年8月3日，一则关于细菌战受害者要求赔偿的报道和一幅照片改变了王选的生活。照片上的三名充做试验材料的中国人来自浙江一个叫做崇山村的地方，而王选的父辈正是从这个村子里走出来的。在王选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就曾经对女儿提起过日本人在浙江老家的暴行。父亲讲述时恐惧的神情和事件中受害亲人的冤死，给王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王选：我知道日本人在我们村子里面放鼠疫，这个是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就说过了，我印象很深。它应该是一场灾难，一场很大的灾难，很惨重的灾难，因为我父亲说起来，表现出一种恐惧感。
我们家族死了八九个人，但是我们这一个村子里的人其实都是亲戚，属于一个祖宗、有一个家谱的，总共死了三分之一，1200个人里头死了400个人。鼠疫的死亡率从医学上来讲是97％，所以从死亡率来看，还不能算是死得特别多。当时因为鼠疫已经传播了几次，毒性就减弱了；而且有一些农民到别的地方逃难去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选曾作为上海知青下放回故乡崇山村劳动，后在故乡父老乡亲的帮助下考入杭州大学，毕业时又回到义乌，在义乌中学从事英语教学8年。1987年，35岁的王选与丈夫一起东渡扶桑，留学日本，获得了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鲁豫：你在日本生活愉快吗？
王选：不能说很愉快，我想我这样性格的人在日本这个国家就不会很愉快。日本这个社会把所有东西规范得都很详细，人跟人之间也不像中国那么有亲情。
鲁豫：你打的第一份工是什么？
王选：到日本一年以后，我在东京找到一份教英语的工作，开始去教日本小孩子学英浯。日本人挺喜欢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我觉得喜欢我的日本人还是很多的。我跟他们有文化冲突，所以有的时候也感到比较痛苦，但总的来说，我跟他们还是能够比较和谐地相处。可是在日本人的观念里，外国人就是外人。我在那个学校教书，有一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得意忘形了，就说，我觉得我和你们一样，跟你们在一起没有一种外国人的感觉。日本人就大吃一惊，还是他们当中最善良的一个人，说，王选这你就不对了，你当然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你还是一个外国人。我的心“哗”的一下就凉下去，我不再说了，还怎么说呢，我什么也不能说。可以想见，当你跟他们非常融洽地相处的时候，他们在心里仍然把你当成外人。
鲁豫：你在日本能够像在国内读书时那样在学校里跟别人辩论吗？
王选：在日本没有那样的环境，日本人不辩论。但有意思的是，日本人会写东西辩论。日本人这种做法非常不好，因为他们会憋在心里，等到说出来的时候，已经变形了、扭曲了，成为一种情绪上极其不满，甚至有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尖酸刻毒的那么一种东西了。所以日本这个社会非常压抑，我觉得非常不好。比如说，中国人说日本对战争不反省，他们却认为反省了。那就应该说出来，可他们就不说，憋在里头。等到时候说出来的那个话，已经不是原来要对你说的了，不知道变成什么东西了。
1995年，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其中提到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三个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参加会议的一群富有良知的日本民间人士随即展开了对细菌战的深入调查，并准备帮助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
王选：这个诉讼是我家乡崇山村的农民发起的，不是别人让他们去打这个官司，而是他们自发的。他们写了一个联合诉状要交给日本政府，要求谢罪和赔偿，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举动。而且他们还组织了一万人的签名。我1994年回去的时候，我的一个叔叔告诉我这个事。当时我还不了解情况，就说政府不是已经放弃赔偿了吗？他就说，哎呀，不一样的，政府放弃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赔偿，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受害者个人的赔偿，这是两回事。
鲁豫：听到叔叔这么说以后，你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件事跟我开始有什么关系了吗？
王选：我想要介入，想跟来调查的日本人取得联系，但是我没有他们的地址，只知道其中一个人的名字，这如何跟他们联系呢？我找不到他们，我们全家就帮我找，妹妹也找，弟弟也找。当时国内的报纸刊登过日本人到崇山村去调查细菌战的这件事。但怎么也找不到了。后来，我看到1995年8月3日那一天的《日本时报》，那是一份英文报纸，上面有一则报道，报道的就是首届关于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我很兴奋，终于找到了，当时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说，我要参加这个事。我没有任何伟大的冲动，也没有想,王选啊，你应该不应该去做。这些凡是类似电影里要表现的东西，都是没有的。但是我马上就去联系，然后就跟他们联系上了。
也就是从此开始，王选踏上了漫漫征途。她取消了留学美国的计划，辞退了已经在日本拥有的固定工作，甚至放弃了做母亲的机会。通过这份《日本时报》，几经周折后，王选与两名日本民间人士取得了联系。
于是，从1995年开始，王选正式参加了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她又一次回到了故乡崇山村。因为她既精通日语，又会说当地的方言，所以调查团里只有她能和当地的村民没有障碍地进行交流；而当时王选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调查团的日本人取得当地村民的信任。
鲁豫：调查的第一步工作是什么呢？
王选：去崇山村找几乎所有70岁以上的人采访，把我们这个村子里对战争有记忆的人全部都采访了。对每个人都采访了两到三遍，有些主要的见证人是三遍。
鲁豫：第一次去的时候，你是带谁去的呢？
王选：只有我一个人，我是先遣队，我一个人先去的。一下火车，皮夹子就被人偷了，里面有大约6000元人民币，是我刚去银行用日元换的，现在全部没有了，我是身无分文了。怎么办？刚好火车上同座的是两个义乌中学毕业的，他们借给我10块钱。调查工作开始得很有意思，从一开始就很不平坦。
我去了以后，和农民解释，来调查的这些日本人是好人。我告诉他们，的确有很多日本人对战争中的许多事情不了解，但并不是说他们不反省，而是有许多普通的日本人确实是不知道。而且我还告诉他们，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必须要有前期准备，我们首先要形成一个主体，让它成为我们中国自主的一场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我就开始和村里人商量事情该怎么办。他们说要成立一个索赔委员会，我说不要用这个字眼，因为这个在当时比较敏感，我说我们就先成立一个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所以，在日本人要来支持我们打官司之前，我们已经正式准备要有意识地，有主体性地投入这么一场诉讼活动。
鲁豫：你夹在中间是挺难的一个位置？村里的人会不会说，王选你帮助日本人。会有这样的误解吗？
王选：这个倒不会。但是因为他们是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农民，他们不了解国际社会，所以我要让他们了解一些我的想法。包括现在有些地方干部也一样的，也是不了解的，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了解，其实是不了解。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社会的传统思维方法往往简单地把人分成好人坏人，如果说这个人是好人，于是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另外一个人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他马上就是坏人了。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在跟另外一个国家的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做这个事情，他们的许多想法和目的肯定跟我们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可以互相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彼此需要相通，但是你也要认识到这种不同在什么地方。
事实上，在承受心理压力的同时，王选还不得不以一己之财力来推动整个案件的进程。迄今为止，这位会说流利的英语和日语、熟悉中国和日本国情的女人，在往来于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做调查取证和咨询时，费用全部是由自己承担的。
鲁豫：经济上会有困难吗？
王选：我们调查团的每个成员都是自愿加入的，我也要用我自己的收入，但还是不够，所以要华侨或者其他地方资助我一点，当然只是很少一部分。到现在，包括我的存款，我所有的钱都用完了。我在上海买过一所房子，已经好几年了，还没有装修，我付了物业管理费，就没有装修的钱了。可是我必须咬着牙关继续做，我不能跟原告们说，我没有钱。大伙儿都要撑下去。撑到现在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了，所有的费用基本上不是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给我付一点，总有人给我弄一张飞机票或者是给我弄一个旅馆住，慢慢地就不再需要我用自己的钱支付了，当然收入是没有的。
1998年我们第一次带原告团到日本去出庭作证时，还有后来的第二次开庭和第三次开庭，用的是日本和平运动方面的经费：从这以后，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经费，我们自己集资。现在还有许多原告是自己出钱去的，而且去了不止一次。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了，特别是我们浙江，那里的人有钱，他们完全有条件去。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1997年8月11日，王选代表180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第一次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然而，在法庭上，日本政府始终否认日军曾在战争中使用过细菌武器。由于受到政治影响，东京法院的案件进展非常缓慢，许多时候王选不得不作为唯一的中国原告代表，一次次面对漫长的法庭审理。
鲁豫：我特别想知道，你在日本法庭上发言的时候，语气语调是什么样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王选：也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发音的方法不一样，日本女性说话都是细声细气的。我在法庭上一站起来讲话，声音特别响亮，好像有回声。日本人总是说我这人特别有魄力，魄力就是有气度、有气魄。每次我在法庭上讲话的时候，日本人都听得特别认真，那时候我心里头真的有点难过。因为我想我跟他们其实都是平等的，而且他们其中有许多是我的老师，我搞细菌战调查的时候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他们作为加害国的国民，必须要听一个中国的女性在法庭上这样地慷慨陈词。我真正是从内心觉得，日本应该下定决心解决这个历史问题，整个日本国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鲁豫：在见你之前，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很了不起，你自己牺牲很大。然而今天跟你聊了以后，我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得很投入，你很有成就感。这个工作给你带来一定的快乐或者是别的什么吗？
王选：在这个工作当中，有很多跟我个人的兴趣也是相投合的，比如说科学调查、历史调查、外交活动、学习法律知识等等，都是我所喜欢的。所以我没有觉得我付出很多，也没有那么悲壮。以前我会觉得有一些悲壮，现在看来一点都没有。这个悲壮，只是人们在做远距离观看时产生的想象。我觉得任何工作，都是一种辛苦的积累。
经过这漫长的斗争，王选和她的原告团在去年的8月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否认犯罪事实达几十年之后，日本终于开始承认731部队犯下的暴行。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岩田，针对1940~1942年细菌战中180名中国受害者提交的诉讼，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结果。他判定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指出使用生物武器是日本战争计划的策略部分并在军部的命令下开展。至此，长期被掩盖的真相终于得到承认。这是王选等人在经过多年艰苦努力后换来的重要成果。然而，此次判决仍以不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权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鲁豫：在日本方面，法院第一次作出认定。你当时听到这个结论的时候，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法官呢？他在宣布的时候首先讲的是什么呢？
王选：按照规程，首先就是从法律上把我们提出的要求一点一点地进行反驳。你在听他读的时候，听到的都是一种否定的东西，一种NO。但是法官出来的时候，我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不对。因为这么些年，我已经对他很了解了，都不要他张口说。
鲁豫：法官出来时表情是怎样的？让你感觉到最后这个结果会是个什么样子？
王选：这很难用语言来描绘，因为每个人用表情来表达自己情感的形式都是不一样的。总之，我觉得法官出来以后，他好像有压抑感。他是一个日本法官，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决定。我觉得日本确实是不希望法官的那些判决结果会使中国人更加仇恨日本人，造成在这个问题上的更大的分歧和对立，扩大相互之间的鸿沟。他们希望中国人能够接受他们的东西。他们的心里有这一部分东西。
鲁豫：当时中国原告团的成员的表现是什么样？
王选：首先他们是听不懂，念的是日文。等结束后听说了整个过程，他们就像马上要火山爆发了一样地愤慨。我也是比较愤慨的，因为法官讲了很多一条条的“NO”，好像非常冷静地把我们提出的这些法律上的理由全部驳回来。我心里感到很难承受，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主张是对的，却被别人驳回来。但是我还是冷静下来，因为他毕竟对事实作出认定了嘛，这一点的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也许这个法官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鲁豫：宣判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王选：其实不管他怎么样判决，我从心理上都能够接受，我觉得自己能够顶住。因为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和关注，使我感到很温暖。
27次赴日开庭，犹如排兵布阵进行27次重大战役，而兵马是一群年逾古稀身体病弱的老人。从出庭人员的行程到法庭申诉作证的各个阶段，让王选耗尽钱财，耗尽心血；而时间又是诉讼之大敌，在这历经四年多的庭审中，部分原告们却因年老多病、渐渐精力不支。面对着一个个无法愈合的伤口，王选的心在流泪，眼前的情景让她无法回头。而今后的路还有多长，却仍是一个未知的答案。
鲁豫：像你这样往里投时间、投精力，还要有一部分经济上的投入，你家里人能理解吗？
王选：家里人看我忙成那样，还要花那么多钱，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来特地阻止我。当然，我妈也会唠叨几句，我丈夫也会说几句，但是他们还是让我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虽然这对他们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负担，因为他们也帮我做了很多事情。我的先生容忍我这个样子，他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鲁豫：将来要是有一天，你年纪大一点了，精力不像现在这么充沛了，跑不动了，也辩不动了，那怎么办呢？
王选：我倒没有想我会跑不动，因为像我做这样事情的人，确实是有一种责任和义务的，不是说我自己想歇就能歇的。这件事情还在继续的时候，我是必须要做的，所以我也不去想(休息的事情)。但是，我确实是希望有一天能够作为我自己生活，买一张我觉得坐得特别舒服的椅子，安安静静地坐在我自己的书房里，一边喝着绿茶一边看书。我想那时我还能够有时间有精力去写文章，而且我相信我会写出不赖的文章来，现在我对许多事情就有我自己的看法，我想把它们都写出来。
鲁豫：其实你现在要想过这样的生活也可以，因为这很简单。
王选：不对，这并不简单。第一，这件事情还没解决，我就坐不下来；第二，我现在没有房子，没有书房，我的书还在我妈家里的楼梯上放着。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所以我就不多想。但有时候想想，啊，真到了那个时刻，我想我一定是非常的安静，外面可能在下雨，因为我很喜欢雨天。我是属龙的，从小就喜欢水，喜欢雨天。下雨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安静，只有雨声，或者甚至就没有声音。那时候你觉得你在家里待着是心安理得的，就在我自己的空间自己看书、思考。我不知道我是希望那天早点到来呢，还是晚一点到来。我只能说，我希望在我生活中还会有这样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