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初夏，一天下午，母亲去地里收菜回来，她蹬着的农用三轮车翻落在路边的水沟里。侧翻的车压住了她，满地奔跑、叫喊着的土豆、莴苣、茄子和青瓜压住了她。她费了好大劲才从车身下爬出来。
揉着手臂，她听到了里面骨头碎裂的声音。碎裂的骨头隔了一层皮肤在她的指头下滑动，像是要支到外面来。她奇怪的是怎么没有了痛，就好像她在揉着的是一节枯枝，或者一截锄柄。
母亲坐在翻转的农用三轮车旁边，要把她的痛找回来。然而，痛，突然地，不期而至地到来时，她连站起来迈出一脚的力气也没有了。
她坐着。坐着。不知坐了多久。下午就要过去了。一个被巨大的痛包围着的妇人，坐在暗下来的田野中央。坐在痛的中央。这些痛，是成片被晚风压倒的青草的忧伤。
这些痛。哦，这些痛。
我们在夜色中找回她，她的半边脸还是歪的。一张痛歪的脸。
连夜送到第一医院。急诊。拍片。送检。从一楼跑到四楼。又从四楼跑到一楼。长久的等待。排队。张望。
才芽表哥——他在这家医院做骨伤科医生，拿着X光底片说 ：三娘，全碎了。
父亲看着穿着白大褂的外甥，目光里闪动着畏怯，全碎了？
是的，全碎了。
哪儿碎了？
是肘关节第三根小骨与第四根小骨的连接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饭撬骨。才芽表哥绾袖、屈肘，在自己手臂上演示着他所说的部位。
哦，是饭撬骨碎了。母亲说。
哦，是饭撬骨碎了。父亲说着好像还舒了一口气。
才芽表哥拿出了两套医治方案：1.在肘关节第三根小骨与第四根小骨的连接处进钢钉，一枚，甚至三枚、四枚；2.石膏加夹板，使之固定。
母亲坚决不用钢钉，于是采用第二套方案。但才芽表哥后来发现，母亲肘部的骨头摔得太碎了，实在太碎了，都碎成骨头渣了，再上石膏夹板也没有了意义。于是，配了些消炎的氟派酸、头孢拉定和清淤化血的云南白药之类回了家。
母亲右手的痼疾就是这样落下的。它再也不能举高，不能提重物，抱孩子。这只残疾的手，不能伸展、曲拢。前臂与后臂之间，永远的130度角，或者140度角。
到了雨天，它就痛。在130度角和140度角之间，喊着痛。痛。痛。
之前的半年，也是在这家医院，妇科手术室的一张铁床上，母亲割去了她腹内重达1.5公斤的肌瘤。同时她还失去了她的子宫。
手术是在冬天，术后的母亲陈年的支气管炎又犯了。可又不能咳。一咳，腹内鼓动的气流就会撕裂缝好的刀口。
她憋着，狠命地憋着。脸涨得通红。后来用了120元一小时的化痰机。一种雾状的药剂顺着长长的管子，从面罩处喷向她张开的嘴，才止住了咳。
出院那天，我们扶她躺在父亲拉来的平板车上，平板车的下面垫着新鲜的干草。她说，痛。她还说，小腹下面空空荡荡的。
这巨大的虚空，这空空荡荡的痛。我知道是身体的，更是内心的。一个女人的痛。将要和她一起走过余生，就像她的影子。
接下来是牙痛。不不，这痛，寄生的时间更早。只是它一直潜藏着，像黑暗中的兽，猛一下拧紧你面部的某根神经。
母亲张开她的嘴说，啊啊啊。她发出这样的音节是向她的儿子展示她黑暗的口腔。里面的牙，没一颗好的了。她说完，就会咝咝地吸气。风穿过她空空的牙缝，那声音是多么的冷。冷入骨髓。
病牙让她的梦境也透着吹过瓦楞般的细风。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
她睡不着了就会起来，坐在灶膛前烧水。有时凌晨，有时半夜，起来就烧水。直到把所有的热水瓶、水壶、水罐、水坛里都装上开水。她生火，添柴，倒水，再倒水。
她注视着火焰舔着铁锅。她拨拉着柴火的余烬，以期把痛移走。
她一个人在黑暗中做着这些动作，就像堂哥才生，以前半夜里头痛得厉害了，就走到院子里，搬石头，这边的搬到那边，那边的搬到这边。
冬天了，我总避着她。她又在咳了。从早到晚地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我就是不在她身边也能听到这样的咳声。
她说喉咙痛，痛得就像支着两块干燥的大石头。她说，咳得胸都透不过气了。她还会说，总有一天，我就这样，一口气咳不好，死了。
她总是这样说。我怕听到这样的话，避着不见她。我打定了主意，下次她再这样说，我就打断她 ：妈妈，我们都不说那个字。不说。不说。
沈愿摘自《2005中国年度散文》漓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