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常回国。一次在返程中，我和邻座的小女孩聊上了。她虽然离开大学校门不久，却满脸是成年人的自信与干练，举手投足间处处流露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自信与老练。她告诉我她是到美国去攻读商科硕士学位的。
“第一次出国，心里有点儿紧张吧？”我想起了自己当年初次漂洋过海时，差点儿没被那个神秘的新大陆给吓得灵魂出窍。
“有什么可紧张的？”她不屑地笑笑，“鬼子也是人，是不是？”
“没错。”我很佩服，“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可没你这个胆量。哦，对了，你会做饭吗？独生子女可缺这一招。到了那儿总不能天天吃比萨、汉堡包什么的吧？”
“那您可就错了。从八岁起我妈就让我学着做饭。”她笑笑，“那时她就在为我出国做准备了。”
“真是深谋远虑！”我由衷地赞道，“你父母是不是错过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想从你身上找补回来？唉，中国人就这样，上辈人完全是为了下辈人活着，这样，下辈人因为良心负担，又为上辈人活着。闹了半天谁也不知道为谁活着，反正不是为自己活着。”
“我当然是为自己活着。”她坚定地反驳，“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活着。父母现在为我，最后还不是为他们，为他们脸面上、人前人后活得有光彩，您说是不是？”
我哑然。我从来没想到过我父母是为了他们的虚荣心来教育我的，也难以同意我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去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我想起了阮籍说的母子关系的实质不过是“寄物于瓶中”，不禁有点儿恶心。沉默良久，我换了个话题：
“你出国了，男朋友怎么办？哦，对不起，你不介意我问这种私人问题吧？我们都是中国人，彼此年龄又悬殊，我只是好奇而已。”
“那有什么关系？”她落落大方地说，“我没有男朋友，原来的在毕业时吹了。”
“是吗？”我顿时无限同情，“那一定很痛苦吧？”
“那有什么痛苦的？”她满脸是真诚的惊讶，“这早就是明摆着的。您看，他不是北京人，毕业了不能留北京，我又不可能上他原来居住的城市去。我们早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明白这一点，又不是突然出现的问题。”
“什么？”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们早在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知道将来一定要分手？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相处呢？”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学校里没有不谈恋爱的。反正他喜欢我，我喜欢他，就这么回事。”
“既然你喜欢他，为什么不跟他到他居住的城市去？那儿也不是农村，也算个一流的大城市了。”
“什么？我跟他去？”她再一次惊奇地扬起眉毛，“上那种地方去？不可能！我父母都在北京，他们只有我一个孩子。”
“你现在不是去更远的美国了吗？”
“那怎么能跟这扯到一块儿去？完全是两回事儿嘛！”她有点儿不耐烦地看看我，似乎我是个白痴，看不出太阳与月亮的区别来。
我再度沉默。过了许久，我说：“难道你们分手时一点儿都不痛苦？”
“痛苦？为什么要痛苦？痛苦有什么用？这年头大家都现实得很，没工夫痛苦。”
“对不起，我实在不能理解。俗话说：一块石头抱怀里也要暖三年，何况是个自己爱过的人！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不可能？”她再一次奇怪地看看我，“痛苦有什么用处？莫非痛苦了他就能留北京了？既然不可能的事，痛苦只会折磨自己，有什么好处？”
“所以你们就平平静静地分手了？”
“对。”她笑笑。
“天哪，小姐，你不觉得你有点儿不正常吗？”
“我什么不正常？”
“一个人怎么可以活得那么理智那么冷静？我承认痛苦是一点儿用处一点儿物质利益都没有的事，只会损害健康。不过年轻时代是做梦的时代，是发疯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活一辈子不至少丧失一次理智，发一次疯，这个人就算白活了！”
她似乎有些糊涂了，疑惑地看看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于是我给她讲了我当年失恋的故事，讲了女朋友离我而去时那撕心裂肺的痛苦，讲了我是怎样一个一个公园地凭吊过来，在我们当初坐过的每一张石椅、每一个亭子中枯坐到半夜，回想她坐在我身旁时的一颦一笑。尽管往事尘封已久，恍若隔世，讲到后来我的眼睛还是禁不住湿润了，只能转过头去看着窗外那蓝得发黑的苍穹。
她一点儿也没感动。等我把眼泪忍回去，最后能够转过头去看她时，发现她那白皙的小脸如同平静的秋水一般纹丝不动。
“怎么样？”我问她，“你对我的故事有什么感想？”
“要我说实话吗？”
“当然。”
她斟酌了半天，寻找合适而不失礼貌的词：“你们那代人真怪！”
付迁摘自《资料卡片》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