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具有善恶双重品格。
在全球媒体的惊呼声中，“铜须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2006年4月13日，在某论坛，一位悲情丈夫声称自己的妻子幽月儿有了外遇，并且公布了妻子和情人长达五千字的QQ对话，慷慨激昂地痛斥与妻子有染的小人物“铜须”。随后，数百人在未经事实验证的前提下，轻率地加入网络攻击的战团，其中有人建议“以键盘为武器砍下奸夫的头，献给那位丈夫做祭品”，其他网站也贴出“江湖追杀令”，发布“铜须”的照片和视频，“呼吁广大机关、企业、公司、学校、医院、商场、公路、铁路、机场、中介、物流、认证，对××及其同伴甚至所在大学进行抵制。不招聘、不录用、不接纳、不认可、不承认、不理睬、不合作。在他做出彻底的、令大众可信的悔改行为之前，不能对他表示认同。”
就在短短数天之内，这支“哄客游击队”发展到了数万人之多。人们搜出“铜须”的真实身份和地址，用各种方式羞辱其尊严，把他逼出大学校园，甚至迫使其家人不敢出门和接听电话，令当事人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为了平息事端，“铜须”用长达6分钟的视频来否认桃色事件，而那位“受害者”丈夫，也承认对其妻红杏出墙的说法多有不实之处，从而请求网民取消追杀，但还是无法平息这场惊天动地的网络骚乱。
中国拥有悠久的道德民兵传统。只要查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将所谓通奸男女游街示众，甚至动用私刑加以杀害，乃是中国道德审判的基本样式，它散发出“多数人暴政”的狂热气息。20世纪80年代，经历十年浩劫的知识分子，在人道主义思潮和“新启蒙运动”的推动下，向民众提供了大量反思“封建伦理”的文艺作品。王安忆小说《荒山之恋》，沉痛叙写了两个已婚男女的情爱悲剧；根据沈从文小说改编的电影《湘女潇潇》，以族人把“淫妇”装入竹笼沉潭而死的情节，控诉宗法制度对所谓“通奸者”的残酷迫害；根据陆文夫小说改编的电影《井》、根据郑义小说改编的《老井》，以及张艺谋导演的《菊豆》，都试图对“通奸现象”中所蕴含的微妙人性，予以有力辩解。《红高粱》更以一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轿夫之歌”，对“通奸美学”做出了最高礼赞，显示80年代道德反思的巨大勇气。
所有这些作品都试图在告诫，“第三者现象”不是简单的道德沦丧，而是制度下的复杂情变；对此不能以宗教裁判所的方式加以严惩，而应根据具体情形仔细辨析，并对其中所蕴含的“真善美的人性”，予以理解、同情与呵护。但这种“反封建”的文化启蒙，无力改变乡村暴力的坚硬传统，恰恰相反，它还要在捍卫传统道德的旗号下卷土重来。这无疑是新启蒙运动的最大失败。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它所发动的“封建道德”批判，仅限于对人性的美学讴歌，却没有完成现代伦理学（情感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利及其限度）的法理建构。
2005年6月，一群在温州打工的贵州民工，为“惩罚”族内通奸者，居然动用“家法”和私刑，以“正义”的名义，将“男犯”乱刀砍死。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反复清洗，旧伦理竟然继续保持着鲁迅所描述的“吃人”本性，重写了21世纪中国伦理史的黑暗一页。
然而，本次“铜须事件”的主角并非愚昧的旧式乡农，而是大批受过现代化教育的城市哄客，他们以“无名氏”的方式，躲藏在黑暗的数码丛林里，高举话语暴力的武器，狙击那些被设定为“有罪”的道德猎物。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参与者大多是某个游戏联盟的成员，这意味着猎杀不仅出于某种道德渴望，而且也是集体娱乐的需要。
互联网的“善恶双重品格”，是这项数码技术带给我们的最大困惑。在2001～2004年间，“互联网之善”一度表现出某种令人激动的特性。面对孙志刚案及其一系列侵犯百姓权益的案件，正是互联网民意促成“暂住证”的取消，改善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显示出互联网的强大能量。但此后，“互联网之恶”却逐步上升为主导因素。哄客社会没有发育出健康的公民团体，为捍卫民权和推进宪政提供理性支持，反而滋养了蒙面的网络民兵，在针对“小人物”的话语围猎中，不倦地探求道德和游戏的双重狂欢。这是互联网民主的歧路，也是中国哄客自我反省的沉重起点。
（苏彩彩摘自2006年6月8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