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在学术上做到了心口如一，对人对己如一。这是需要勇气的，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学术上。
在我眼里，王元化是一个既单纯又丰富、具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当年——五十年代初，忠厚长者孔罗荪背后笑称他是个“性格演员”。那是说他是个有棱角的人。如果让我形容他，我说他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
我形成这样一个看法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说老实话，我对他不但没有好感，而且还相当反感。五十年代初，他很被领导器重，身负文艺界好几个方面的重任。当时胡风问题初露端倪，隐约间也听到过视他为胡风派的议论，而且几度传闻在他担任总编的新文艺出版社，为社内的“胡风派”所不满，遭到他们的攻击。但他仍受到上海的领导、至少是夏公的信任和支持。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少年得志”(听说他十七岁入党就得到地下党领导人的另眼相看了)、恃才而骄、颇为自负，甚至有一股凌人的盛气。平时不苟言笑，发言每每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这种神态用普通话说是“很凶”还不传神，要用俗语说“很飙”才行。因之，即使到了文艺工作委员会，我和他办公室门对门，我也不想和他多打交道，连当时我写了文章，夏公叫我先拿给他看看，我也尽量拖延。
让我对王元化改变看法的是反胡风运动。据我接触所及，胡风除去文艺主张不见容于当时最高领导之外，他还被认为有“宗派主义”。夏公一直认为王在这两方面都与他们有所不同，1954年还将他吸收进上海批判胡适、胡风学术思想的领导小组。但待到胡风“反革命材料”公布，涉及他们之间有过通信往来之后，谁也无法保住他了。凡有信件公布者一律立即沦为审查对象。他的情况还相当严重，不仅宣布进行审查，而且当即抄家隔离。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谈到过我目睹他被检抄办公室时，他以臂掩面直挺挺地躺在帆布床(当年处长以上干部都在办公室配一帆布床，供午休之用。)上情景的感受。尽管后来在“文革”中我自己也反复被抄家，但这第一次亲眼看抄家所受到的精神震撼至今仍难忘。由此不仅看到党内斗争的残酷，同时，还看到人作为个体脆弱的一面。王元化，还有一些所谓“胡风分子”，都是当时已很少见的“飞扬跋扈”、桀骜不驯的文人，但在强大的政治运动面前不堪一击，只要政治机器压过来，毫无挣扎余地只能束手待毙，甚至化为齑粉。后者给我的震动尤大。
王元化在隔离审查中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他“结案”时的表现，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前面提到过，夏公对他一直很欣赏很器重，周扬同志似乎也如此。周扬曾说过他是党内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家。在他的问题即将“结案”时，我在宣传部文艺处听说，周扬提出，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他认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拒绝。领导层给了他逃出“阶级敌人”厄运的机会，他居然不接受。结果他是戴上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出来的。许多人为之惋惜，我则为之一惊!这是什么样的骨气!这种傲骨真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悲壮!我不由得修正了过去对他的成见。我开始悟到不能以某些浮面的表现来论人。他身上的“骄横”之气，并非无端的自负，其实包容着一副不屈的傲骨。人是需要骨气的，这样才能在突发的灾难面前保住自己起码的尊严。
我是在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安排在刚成立不久的上海文学研究所古典组之后，带着几分钦敬的心情与他逐渐接近，也与他的家庭逐渐接近起来的。如果说更进一步的接近，那则是在“文革”之后了。
文研所小环境对他不错，无论是所一级领导郭绍虞先生和孔罗荪，还是组内的田念萱、黄屏，都对他有一份理解、一份同情，还有一份尊敬。在知识分子当中，获得同情不太难，而得到尊敬则大不易。我想，大家大概都和我一样，主要是为他这种保持住了独立人格的精神所感动。
应该说，他的真正的学术生涯是从此时开始的(如果更准确地说，则是从隔离审查后期、被允许看书的时候开始的。自那时起，阅读成了他全部生活内容)，政治前途已然断送，社会交往也大大缩减(其实这时留下来的倒都是至交或新建的知交)。他开始逐渐走出流行的革命文学的限定，沉潜了下来，沉潜到对于学问的追究中去。“文革”后，我曾与他开玩笑说，如果您没有遭到接连而来的厄运，中国就少了一位大学问家，而多了一个作风峻急不太高明的文化官员。当时的文学研究所的所长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他的蜚声海内外的《
文心雕龙》研究就是由此而来。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清华大学的王芳荃教授为他开辟了新的道路。获难之后，自六十年代起，他开始就黑格尔哲学、传统哲学求教于父亲的同学、好友——大学问家韦卓民、熊十力先生，这就为他铺平了学术研究之路。元化所研究的这些领域，博大精深，而我又特别拙于抽象的思考，所以对他所从事的研究，我没有资格置喙，不过当年也曾发生过一件滑稽的事。元化从那时起就有一个习惯(这习惯一直保持至今)，每当他正在思考哪一方面的问题时．如有人来访，他必讲他对这问题的看法。不论你懂不懂，他都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就在这滔滔不绝中，他逐步形成、明确自己的新观点。因之对他所研究的问题我虽不懂，但我却能知道他这时的研究中心。“文革”后期，开展大规模的尊法批儒运动，尊韩非子为法家。元化开始对此问题进行思考。“四人帮”倒台前夕，他写就了《韩非论稿》给我看。我虽似懂非懂，但是他所作出的论断还是让我吓了一大跳。他说韩非思想以“术”为主，他所主张的以“术”治民，并非法治，而是正好相反的“君主本位主义”。这不是和当时的批儒评法运动、和对韩非的评价正好唱反调吗?特别是他对“术”的解释——说“术”主要指一种极端诡秘的权术运用，更是非常可能会被上纲为影射、攻击运动发动者，那不再一次引来殃及全家的大祸吗?我劝阻他千万别拿出去，等将来形势有所变化时再说。这件事让我更懂得了他这类知识分子，有言在心不得不发，哪怕杀头也得发出来，对自己以为是的，执著不屈。更可贵的是，他对自己也不断地进行反思，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甚至进行自我否定。当然，这是八九十年代之后的事了。
尽管如此，刚直，不屈从于任何压力，冒杀头的危险也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文革”中期，1970年又发生了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一天，他突然主动站出来坦白自己有“翻案”思想，结果再度惹出祸事，并且牵累到家人。这件事与我还有一些关连。
“文革”开始，我们这些人统通被赶进“牛棚”，他算是算过旧账的“死老虎”，与我们这些新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还有些不同。如果他“老实服罪”，埋头劳动，一切遵守命令，
也许不会发生大问题。但是他按捺不住“破门而出”。1970年，我们都在郊县劳动，在张春桥命令下，上海要进行一次深挖“黑线人物”的运动。上海作家协会(当时叫“文化四连”)造反派、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将我重新“挖”出来批斗。我事先得到几位“革命群众”打过招呼，(当年“革命群众”实在不是铁板一块)，告诉我将在次日早上“天天读”的时候，把我重新揪出来批斗。因此我倒事先有思想准备。斗争会进行到最后，班组“天大读”的负责人照例要做一个“杀一儆百”的总结发言，当他声色俱厉地喝道，我警告你们全体牛鬼蛇神，不要翘尾巴，翘尾巴是没有好下场的。话还没有落音，只见王元化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报告，我不但有翘尾巴思想，我还想翻案!一下子全场鸦雀无声。时在隆冬，我却感到全身冷汗淋淋。我抬起头，定定地望着他，真想大声喊，你这是干什么!他们只是要把我重新“揪”出来，有你什么事!而他对一切都熟视无睹，还接着往下说，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我一直思想不通、不服。我一直等着翻案机会。这几年我埋头研究莎士比亚，我又担心我对马克白斯、李尔王、奥赛罗的分析被怀疑为自己不满情绪的流露——这时会场上有人带头喊起口号：痛击翻案风、打倒反革命分子王元化等等，打断了他的话，于是，本来针对我的批斗新高潮转向了他。当时我简直对他的“迂腐”感到愤怒。对我的批斗是张春桥钦定在劫难逃，你这种自投罗网、自找苦头算是什么!对这些人、这种运动讲什么忠诚老实。他的问题自然升级，“死老虎”变成“活老虎”。抄家、审问义重新来过。他居然将他“翻案”的心理过程、他十几年来的苦闷情绪全无保留地倾泻出来，弄得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然后有一天下午，他突然离干校出走了。造反派去追，原来他准备回上海去取莎士比亚全集。不少人都觉得他精神崩溃了，而且想起在反胡风运动后期他一度患过心因性精神病。当然某些造反派骨干分子还想藉此扩大事态，不予承认。幸亏当时未进牛棚、当年参加过肃反小组工作的茹志鹃挺身而出说了话，并且坚持带他去精神病院作了检查，才算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这里我横插出几句，就我接触所及，当时的革命群众，工、军宣队当中，仍有头脑清醒，明事理、知是非的人。我个人也曾受到过这些“好心人”，有的甚至是夙不相识的好心人的关照和精神支持，至今我对他(她)们心怀敬意。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又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他的问题才得到平反，恢复了正常的工作权力，而且在1983—1984年还当过一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当然，这期间磕磕绊绊的事在不可免。比如，他牵连进周扬撰写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文章的公案，比如他曾主编新启蒙杂志事。在社会大转折、大变动时期，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切都要经过实践检验的号召下，长期被禁锢的各种思想开始活跃。有时，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不一定合乎时宜。显然，一切只能惟上级意图是从的仕途于他仍然是不合适的。最后，尘埃落定，他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位置，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应该说，回到独立思考的学者生活中去，使他得到一个幸福而辉煌的晚年。可惜的是，就在他1979年即将平反的前夕，张可高血压中风，并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这成为他晚年幸福中无可弥补的遗憾。
七十年代末，他写作上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期。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犹如井喷般地磅礴而出。除去前面讲到过的《韩非论稿》外，引人注目的还有《龚自珍思想笔记》。以我一个门外人的体会，这篇文章也许可以说是《韩》论的继续。(说老实话，我在这一部分讲到元化学术思想方面的成就，全属班门弄斧。这只是从一个尊敬他的门外人，来讲一些自己对于他学术品格的感受)。“四人帮”将龚自珍也定为法家，元化认为这是“将政治强加于学术的虚伪”，他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还他本来面目。他还写了一系列论黑格尔美学的文章，特别是其中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有关“知性”的发挥和论述，引起文艺理论界的极大兴趣。他在这一时期的压阵之作当属“文心雕龙”研究。元化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采取了以两方古典哲学、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相互阐释的方法，不但另辟了蹊径，取得了带有开创性的成果，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且大大推动了国内国际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使得这一尘封已久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瑰宝重放光彩，也由此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了一门显学。
进入九十年代，元化更加远离一切杂务，摒除了种种干扰，真正静心于学问之间。他思考的中心则已从文学转向文化史、思想史。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不是可以说是对于政治民主和对于新文化传统两个方面的再思考?他对这两个方面的再思考，是不是可以说都涉及了各自的最根本的方面?关于前者，他于1992年写成的《与友人(李锐)论公意书》和后来陆续完成的《社约论三篇》，对于一直被人们奉为法国大革命宪章、民主法典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卢梭所主张的“公意说”，提出了质疑和深入探究。他说“公意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其实质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卢梭在设想公意超越了私意和众意，从而可以通过它来体现全体公众的权利、意愿和要求的时候，他原来是想通过它来为人类建立一个理想的美好社会，可是没有料到竟流为乌托邦的空想，并且逐渐演变为独裁制度的依据。”请原谅我引用了这么长的两段话。这几篇文章，不知别人如何，对我可说是如醍醐灌顶，轰毁了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极其浅薄的理解，并引发我的重新思考。
关于后者，那就是他对于五四运动的再思考。自1966年起，他多次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估价》的问题进行演讲。他在肯定“五四”在个性解放、人的觉醒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还认为“五四”只是停留在民主的表层，那时的民主思想是先天不足的。他提出要对当时流行的四种观念进行再认识，一是庸俗进化论观点，二是激进主义，三是功利主义，四是意图伦理。他不但在文章中，而且在大会小会上反复阐明自己的这些观点。这些观点令人耳目为之一震，引起了学界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最为可贵的是，他在进行历史的回顾和理论总结的时候，不回避对于自己过去的认识也进行严肃的反思。他对历史的批判是尖锐的，对自己的剖析也是无情的。他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儿子，这场文化运动的正面的、负面的影响他都接受过。尽管他后来屡受“左”风的打击，几乎是摧毁性的打击，但他坦承自己也曾激进、也曾偏狭、也曾“左”过。他不对自己“文过饰非”。对这一点，我非常敬重。现在文坛学界，不乏挂羊头、卖狗肉的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对别人是一套，对自己又另是一套。元化先生在学术上做到了心口如一，对人对己如一。这是需要勇气的，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学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