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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作家阿尔弗雷德·乔治·加德纳在一篇题为《论雨伞道德》的文章里，提出一个“雨伞良心”的命题。
       ——一个人在公共场合(也许就是理发店或者餐厅)无意(天知道是怎样的无意)错拿了别人的雨伞。当然，被错拿的总是华贵的丝绸伞之类，留下来作为交换的恐怕只能是破布伞。“我的天哪，我拿错了别人的伞，”这主儿作惊愕状，“再回去也是白跑。他肯定早走了。哎，好在我，把我的一把留给他了!”于是，他跟自己的良心提起迷藏，不让自己抓住把柄。
       加德纳认为，“雨伞现象”相当普遍。
       比如有一位死在头等车厢里的极有声望的牧师，被人发现他口袋里装着一张三等车票；比如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去世，私人藏书公开拍卖，那些难得的珍本全都盖有各地图书馆的图章，可能的理由是一直没有机会还书，比如，帽子，有人就专门跟别人换帽子……
       “雨伞现象”的普遍存在，缘于现实生活中有着一个诚实与不诚实难以区分的良心的模糊边缘。应该承认，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一方面是健全的法制绳规了行为的界线，另一方面是公认的道德衍生出心灵的震慑力。聪明人既惧于法，又惮于德，便去寻觅那个边缘模糊带。“错拿”，是劣迹得以藏身的“隐蔽所”，所以经常被聪明人自觉地运用，几成“奇技淫巧”。
       我感到遗憾，我屡屡看到我周围的“雨伞现象”。
       以我所在的戏剧界，就颇有看头。一部声明是“创作”的剧本，却是从别人的书里“改编”而来，只在文末用小一号或小几号的字体带上一笔，“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过x x x(书名)”，由是心安理得。
       又有一部戏剧剧本，编剧声称改编于“自家”同名电影文学剧本，这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本来署着原著者姓名，此公只是改编，却称作编剧，孰知二度改编之后，原著者的名字“蒸发”了，此公独占“花魁”，由是顾盼自雄，毫无愧色。
       我曾想，“编剧”二字大有“歧义”，独立创作可称编剧，改编小说或电影也可称编剧，职称的范畴里有编剧，从业人员的称谓里也有编剧，这是一条相当有用的“边缘模糊带”!
       我自己也被错拿过“雨伞”，虽然对方没有留下破布伞。我的一部关于评剧皇后白玉霜的作品，当年在报上连载，被某公剽窃，整段整段地抄袭。官司打了一年，版权局最后判定某公侵权，令其赔礼道歉、退还稿费，还要登报公开认错。某公不敢违令，内心忿懑，登报时煞费苦心，措词相当“考究”，他把“抄袭”说成未打招呼的“参考”，且列出一长串“参考”书目，我的作品只是其中一部，既不“唯一”，也非“主要”，很不起眼。
       “参考”取代了“抄袭”，非常模棱两可，既应付了检讨差事，又不失文人面子，过错只缘于疏忽。
       好一个“模糊边缘”!分明是移花接木、暗室欺心，然窝囊如吾辈者，难道为此再打一次官司?也只好笑着任其漏网。
       我不晓得周围的人对“雨伞”现象作何感想，我当然希望人人都讲“雨伞”道德，但我着实惭愧，我除了看好自家的“丝绸伞”，别无他法。我设想过，万一我的“雨伞”又被“错拿”，我将学学加德纳的样子，宁可淋雨，也“不愿举着那么一把像伞不成伞的鬼东西在人前露面”。
       (黄剪青摘自2006年2月8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