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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过境迁，当一些出人意料的档案文献浮出水面之时，实在叫人无语凝咽。
       谁能想到，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出现小规模批胡适运动的时候，他会在1951年给蒋介石写了一封4000余字的长信（此信1997年在台湾《联合报》公布）。在信中，胡适分析了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成功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劝说国民党领导人应“切实研究敌人文献”，他还特别推荐蒋介石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他在信中最后竟要求蒋介石辞职，当务之急，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其实，这比起当初袁世凯逼清帝逊位，要实行宪政，也没显出多少新意。所不同而恰恰又最致命的是，袁世凯有六镇的北洋军做后盾，而胡适手里只有一管自由主义学人的笔，要蒋辞职自然也就软弱无力了。不知海峡这边若是闻听了此事，还会不会在1954年11月开始搞那场长达8个月的大规模批判胡适运动，光把批胡的文章汇总就编成了《胡适思想批判》，8集，300万字。
       有趣的是，在美国的胡适非常关注这场针对“他”的批判运动，他每天都搜集各方面的批判文字，把《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剪下来做成简报，甚至还兴致颇浓地在《胡适思想批判》一书里作了许多批语。更有趣的是，胡适并没有因这场大批判，而耽误劝说蒋介石辞职。1956年，蒋介石庆70大寿，胡适居然在贺信中表示：“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显然，胡适最不满的是蒋介石一己独裁的专制统治。这样一来，胡适真是两边不讨好，台湾也开始“批胡”了，指出他所谓的言论自由是一种“毒素思想”，是“荒谬绝伦的言论”，甚至指摘他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帮凶”。
       最有意思的是，台湾当局在1956年底发起的对胡适及由胡适任发行人的《自由中国》杂志的大批判，使用的已经是10年后的“文革”语言—“批评总裁个人，阴谋毒辣！……广大革命群众如果一心一德，坚决服从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领袖的领导，则革命事业必获进展与成功，反之，必然遭到重大挫折与失败”、“要党内同志提高警惕，分清敌我”、“要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围剿敌人”。
       意味深长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在1946年到1948年表现出典型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和行为范式，并得意于曾是胡适式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争着检讨自己那源自胡适的“毒素思想”，其中包括提倡建立英美式的政治体制。就此而言，毛泽东绝不喜欢胡适这个“帮凶”。再看海峡另一面，虽然蒋介石于1957年底任命胡适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本人也于1958年4月由美赴台，但蒋内心里也并不待见他。
       曹聚仁曾于1956年受毛泽东单独接见之后，给居美赋闲的胡适写信，称希望他组团赴大陆考察。并以自己“所看到的实情和所获得的结论”说明，“批判胡适思想是一件事，胡适的著作并未被焚被禁，又是一件事”。
       也许并非出于巧合，胡适的老友周鲠生，同年9月赴伦敦，与陈西滢（周鲠生和胡适旅居英国时的共同好友）密谈了三个小时，除规劝陈西滢返回大陆，还请向胡适致意。9月20日，陈西滢致信胡适，在提及对胡适的大批判时，原原本本转述了与曹聚仁同样的“好意”：“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我说你如回去看看，还能出来吗？他说‘绝对没有问题’。”周鲠生敢于如此打保票，可见绝不是他个人的意愿，他一定是负了特殊使命的。接信后的胡适十分不悦，将传信者称为“妄人”，并在陈西滢的来信中写下了一句旁批—“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胡适的思想，在他的著作里，在他的演讲中。其实，简言之，他的思想只有一个，就是他晚年写成文章，又以此做了演讲的题目—“容忍与自由”。
       “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没有容忍，一定没有自由。但有容忍，就一定有自由吗？这是胡适的天真，在政治家眼里顶多属“秀才造反”这个量级。所以，当毛泽东参观北京图书馆，站在胡适留下的一架书前说：如果胡适回来，我们还要让他当北京图书馆馆长；对于蒋介石，不论是他在抗战期间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还是曾一度想让他当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以及最后委任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都不过是用胡适的名字往自己脸上贴好看的颜色。而包括胡适在内的许许多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问题常出在：一旦“仕”出有因，便自以为可以“仕”出有道。这也恰如鲁迅早在1931年写成的《指难行难》一文中，挖苦胡适曾接受末代皇帝召见，又“来京谒蒋”，接受蒋“对大局有所垂询”时所说：“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才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说好听的话，这是自由主义之累。胡适终以71岁在蒋介石的思想“围剿”声中病倒而逝，便是这“累”的一个明证。
       1957年2月16日，离“反右”还有短短几个月时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与应邀前来的政协一些知识分子座谈，提及胡适批判的问题时，也许是玩笑地说过：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撇开名誉，至少现在早已经能够历史地从学术视角审视胡适了。
       （马瑞摘自2005年12月29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