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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进宁等\译
       黑猩猩的手语
       有一项特别有利于自我欺骗的课题，就是动物与人的交流。研究人员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被投射到动物身上，然后又反射到研究人员自身，而动物自己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类例子中，最出名的是一匹叫做“聪明汉斯”的神马，它似乎会做加减运算，甚至还会解算术题。
       训练汉斯的是一个叫做冯·奥斯滕的德国教师。他真诚地相信他教会了汉斯如何数数。汉斯会用蹄子蹬地报数，报到正确的答案时便停止蹬地。它不仅为自己的主人报数，也为其他人报数。心理学家芬斯特却发现人类不自觉地为这匹神马作了提示—当这匹马蹬蹄的次数达到正确答案的数目时，冯·奥斯滕便不自觉地猛点一下头。
       到1937年，关于“会思维”的动物，已有70多例报道，其中包括猫、狗和马。到了20世纪50年代，时髦的动物变成了海豚。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怪癖，即研究人与动物对话的热潮。内华达大学的黑猩猩瓦舒学习美国手势语言，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瓦舒和模仿它的其他猩猩很容易地学会了大量手势语言的词汇，更有意义的是，它们会把许多手势联在一起，组成好像句子一样的形式。到了20世纪70年代，会做手势的猩猩已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门。
       但后来，在研究一只叫做尼姆·钦普斯基的黑猩猩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训练尼姆的是心理学家特勒斯，他发现尼姆和其他黑猩猩一样学会了手势，它会把手势联在一起，但它的句子缺乏句法上的严密性。根据记录，尼姆发出的最长的话是由16个手势组成的陈述性表示：“给—橘子—我—给—吃—橘子—我—吃—橘子—给—我—吃—橘子—给—我—你。”
       最后，特勒斯不得不断定，钦普斯基以及那些神奇的其他黑猩猩，都不是按真正的语言所特有的方式使用手势的。它们只不过是通过模仿或按“聪明汉斯”的方法，看老师点头而已。
       学问掩盖下的轻信
       贝林格是18世纪德国的一个医生，同时又是一位博学的杂家。他对自己只是一个医生和学者并不满足，所以一心扑在对“地下发掘之物”的研究上，开始收集化石。到1725年，他的收藏已经相当可观，就在这时，三个维尔茨堡青年第一次给他送来了他们从附近艾弗尔斯塔德山上挖来的一组奇异的石头。
       这组化石极其珍贵，上面有昆虫、青蛙、蟾蜍、鸟、蝎子、蜗牛和其他动物。当这些年轻人把更多的发掘物送给贝林格时，这些化石上的东西显然更不寻常了。1726年，贝林格在一本描述这些惊人发现的书中写道：“这里有画得很清楚的太阳、月亮、星辰，还有拖着火焰般尾巴的彗星。最后，像是最伟大的天才向我本人和我的伙伴们表示敬意，还有用拉丁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刻着耶和华圣名的牌子。”
       在贝林格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他在艾弗尔斯塔德山上又发现了一块最不寻常的化石：上面竟有他的名字。
       事情闹大以后，应贝林格的要求，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调查，以弄清究竟是谁要对这一恶作剧负责。经查明，有一个年轻的挖掘者是受了贝林格两个对头的雇用。他们的动机是要让贝林格出丑，因为“他太狂妄了”。
       在调查中还了解到，这些恶作剧者们中途也曾想大事化小，他们试图在贝林格那本书发表前让他知道这是一场恶作剧。他们起初散布说那些化石都是假的，当这一招不管用时，他们又让人直接告诉他。但贝林格还是坚持出版了那本书。
       这一切正如帕金森所总结的：“学问不足以防止一个遇事皆不提出疑问的人成为过于轻信的傻瓜。”
       谁发现了恒星视差
       1669年，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胡克有一项奇妙的发现。由于地球绕太阳公转，因而造成人们所见恒星方位的视差，这是一项证明日心说的证据，也是很多人早就想得到的。胡克是最早用望远镜作这种观察的人之一，他观察了天龙座γ星，并很快向皇家学会报告了他的发现。
       可是不久，法国人皮卡德宣布，他用同样的方法观察了天琴座α星，但根本没有发现任何视差。几年后，英国首位皇家天文学家、杰出的观象家弗拉姆斯蒂德却报告说，北极星的视差至少有40角秒。
       胡克和弗拉姆斯蒂德都是当时杰出的科学家，也是科学史上的名人。但实际上他们都成了自显效应的牺牲品。所谓自显效应，就是实验者自以为看见了想要看到的东西。恒星视差确实是有，但由于所有的恒星离地球都很远，所以这种视差实际上极小—大约只有1角秒，用胡克的望远镜根本看不出来。
       自我欺骗在科研中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问题，即使经过最严格的客观观察训练的人，常常也无力克服想获得某一特定结果的欲望。大量事例证明，许多实验者在记录实验数据时完全出于自己对实验结果的期待，这种无意识的误读会通过各种微妙的方式实现。
       对某种结果的期待导致了自我欺骗。而自我欺骗又导致了轻易受他人欺骗的倾向。无怪乎职业魔术师们说，科学家们由于过于相信自己看问题客观，所以比其他人更容易受骗。
       在临床研究中，由于医生(更不必说病人)的期待心理对研究结果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为了克服这种影响，一般都采用所谓“双盲”实验的做法，即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都不让知道哪个病人得到的是试验用药，哪个病人得到的是安慰剂。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曾作了一系列研究。在一次实验中，他把两组老鼠发给学生作研究。他告诉这些学生，一组是经过专门培养，善于走迷宫的老鼠，另一组是不会走迷宫的老鼠。他让这些学生测验两组老鼠走迷宫的能力，果然，这些学生们“发现”，前一组老鼠的成绩比后一组要好得多。其实，这两组老鼠都是标准的实验鼠，唯一的区别仅在于学生们对每组老鼠的期待不同。但这些学生把他们所期待的区别变成了实验的数据。
       （邓伟明摘自《背叛真理的人们》，上海科教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