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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若尔盖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罗永佑是江西南康人，他的母亲是湖南湘潭人，是彭德怀的堂妹。也正是因为这层亲属关系，1928年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时，年仅14岁的罗永佑在其父亲的带领下投靠舅舅彭德怀。当时他身体羸弱，年纪尚小，出于爱惜，彭德怀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要他回去“好好读书识字，长大当红军，给穷苦人打天下”。
       1931年，17岁的罗永佑只身闯到红三军团，找到他的舅舅——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从此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第二次反“围剿”时，他是三军团团部的传令兵，经常单枪匹马，身着便装出没在前沿阵地，非常机智勇敢。
       1934年4月11日广昌战役打响，当时罗永佑已是三军团团部通讯班的班长，在奉命死守硬拼的战斗中，部队伤亡惨重，通讯班减员一半，罗永佑在腥风血雨中侥幸生还，跟随三军团长征。
       1935年8月29日至31日，红四军一部与红三十军在求吉、包座击溃了胡宗南的主力第四十九师，打开了出川北进甘南的门户。部队集结在这一带加紧筹粮，等待在阿坝（今阿坝县）的左路军（张国焘率领），准备共同挥师北上。
       罗永佑与战士们一起整天忙着收割青稞。9月5日，罗永佑奉命率全排战士到离巴西较远的羊依寨收割粮食，通过寨子中间的一条道时，左边林丛里突然“叭”地射来一枪，走在前边的罗永佑应声倒下，当即昏迷。等他醒来时已是第三天了，躺在巴西的中央后方医院，当时他的左腋下第三根肋骨被打断，肠子溢出腹腔，伤势很重。
       这时，张国焘率左路军驻扎在阿坝，他不顾中央三令五申的劝阻和批评，坚持在阿坝按兵不动。
       9月9日，是罗永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护理人员给罗永佑刚换完药，军长彭德怀出现在他的面前。军长摸着他的额头，给他试了试体温，仔细地察看他的伤情，然后满怀忧虑和关切地对罗永佑说：“永佑，安心养伤，如果部队出发了，所有的伤员都可能交给群众就地治疗，康复后你们一起再追赶部队吧。”
       罗永佑的保护人是一名叫扎巴的藏族老人，他被再三叮嘱，一定要保证红军伤员的安全，将来红军回来时就向他要人。后勤部付给扎巴100块大洋的治疗费和150块大洋的生活费。扎巴牵来一头毛驴，将担架上的罗永佑扶上毛驴走进了巴西侧面的密林深处……
       这是非常特殊的待遇。当时的红军条例规定：如有必要，负伤或生病的团级和团以上干部必须用担架抬着走完长征，留下来的普通红军伤员一般发10至15块大洋，罗永佑仅仅是一个排级干部。
       伤员罗永佑经藏族老人扎巴半年多的精心护理康复了。他想方设法要去追赶部队，可前是巍巍岷山，后是茫茫草地，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他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生存。为了生存他隐姓埋名，不断更换居住地。1936年春季流浪到牧区——草地阿西牙香寨子（今若尔盖县阿西乡），在这与世隔绝的草地深处落户了。他的执著与勤奋得到了牧民的信任，环境逼迫他学会了藏语，学会了放牧，一位纯真善良的藏族姑娘次仁卓玛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从此，那个英勇顽强的红军排长罗永佑成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名身着羊皮袄、头戴狐皮帽、脚穿长统靴、名叫更特尔的草地牧民。
       1953年若尔盖草地（当时称为松潘草地）解放。其实，那时只建立了一个临时性党的过渡机构。1954年，更特尔在放牧时见到了着汉装的外地汉族——那是共产党派往草地的进藏干部。整整19年了!他等待着，等待着红军胜利的消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像见到自己家乡的亲人一样激动得语无伦次。他向汉族干部述说了自己的身世。因他的家乡在江西，于是大家都叫他“老表”，这样“老表”的名字在草地传开了，渐渐地没人叫他“更特尔”，牧民们都喜欢叫他“老表”，觉得既亲切又顺口。
       1956年，彭帅给若尔盖县包座行政委员会（县）来函，证实了罗永佑是他的外甥，也证实了他的真实身份。松潘草地解放之际，他就和当时的包座行政委员会取得了联系，后又给罗永佑写信，让他回原籍探亲，告诉他“如果愿意可来北京”。罗永佑给军团长（彭帅）回信：“……我习惯了草地的生活，我已有妻儿老小，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再说哪里都是为革命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