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将引发一系列深刻变革
李昌平
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温总理宣布要用五年的时间取消农业税。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如果按照总理所说的农业税率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三年后农业税率就减少到了5%以下。当农业税率减少到5%以下时，就没有必要再收农业税了——因为征收的成本会大于征收的税额。如此大的力度解决三农问题，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农业税取消的意义，不仅在于每年减少农民人均五十元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以农养政”的时代即将结束，由此会引发一系列深刻的变革。
“农不养政”乡镇体制和机构改革要来真的了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部门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攫取剩余的数百种税费负担，且“取之于民”不是为了“用之于民”，而是为了解决乡镇“干部”的吃饭和福利的需求。中西部地区的乡镇政府部门的职能进入了一个怪圈——“收钱—养人—养更多的人—收更多的钱”；政府=干部=收钱=管理=寻租；政府财政=干部饭碗=农民口袋=农业税费。
面对日益膨胀的机构和越来越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央部署过三次乡镇机构改革，目的就是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政府服务效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回顾历次乡镇机构改革，我们不难发现每次机构改革都是加强条条的权力，削弱地方块块的权力，上收农民的权力。北京的各个强势部委的权力是要加强的；地方政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应付中央，一般情况下，地方的权力也难以削弱；每次改革的结果是农民的权力更小了，管农民的权力部门越来越大了，农民身上的绳索越来越紧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配置人才、技术、资本对小农经济是不利的，农民需要技术服务和金融服务，但是每次改革都是削弱农村技术服务和金融服务部门。
一般认为乡镇机构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抓住转变职能——“收刮”职能转变为服务职能这个关键。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县乡依然靠“以农养政”，“收刮”农民依然是县乡财政的主要来源。中央财政不养县乡政权，上面发帽子，农民开票子，中央、省市各级不会产生真正改革乡镇体制和机构的动力。而农民有改革乡镇体制和机构的动力，但农民没有权力。只有县乡政权靠中央财政统筹，县乡政权的基本职能才有可能转变为服务农民。中央政府才会下决心解决县乡如此庞大的机构和官僚队伍。
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不养政”变为现实，县乡体制和机构改革不得不真正开始了。
“农不养政”开创乡村社会“民本位”新时代
在我国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农业税既是县乡“收刮”体制存在的理由，又是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收刮”体制的存在既是“官本位”体制的存在理由，又是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只要县乡“官本位”体制存在，民主容易成为欺骗人民的招牌，法制容易成为桎梏人民的工具，市场容易成为权力和资本合谋的平台，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就难以用到老百姓的身上，公共财政就难以建立起来，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无法兑现的白条，建立公民社会也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的财政来源主要就是上级政府的拨款，乡镇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一致性——向上级争取资源和优化配置本乡本土资源是乡镇政府和民众共同的基本目标。取消农业税后，“收刮”体制就没有了合法性和经济基础，乡镇政府必然转向服务型政府。在另一个层面，当县级政府不找乡镇政府要钱了，而是反过来给钱，县长对乡长的要求主要就是把下拨的有限资源用好，以保证乡民安居乐业。谁当乡镇长对县长而言不是特别重要，只要人民满意就行，这时县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目标也是高度一致的。民选乡镇政府、让人民群众监督管理乡镇政府才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同样的道理，当乡镇政府不找农民收钱了，谁当村长对乡镇长不是很重要，只要农民满意谁当都行，这时村民自治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当村长和乡镇长都是民选民管的，当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不找小农要钱，而是给钱时，官方控制乡村社会最佳的选择是提高民间社会的组织化水平，以降低乡村社会的管理成本；反过来，乡村社会组织化程度提高，民间力量得到增强，有利于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的、民主的、法制的、公平公正的自治为主的乡村社会的建立。很明显，农业税取消后，支撑乡镇“官本位”体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了，预示着一个“民本位”的乡村社会开始发育。
实行“税转租”开启乡村组织发展和村民自治新时代
过去是国家权力下乡，推行“税外费”、“费改税”，剥夺了土地集体所有者权利，所收的正税、附税和各种费都掌控在官方的手上，村自治组织成了一个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空架子，民间组织成了无本之木。官方掌控了乡村社会的一切经济资源，民选的弱势的村长不得不向官权乞讨，民选的强势的村长也会遭到掌控资源的官权赎买，如果赎买不成，官权也可以对强势的村长行使合法的“加害权”。这就是十几年来很多地方的村民自治——只是“选举游戏”的根本原因，也是民间组织艰难生长的根本原因。
取消农业税后，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三年后，当农业税取消了，农民种地还要不要交负担？
在一般的学者和政策研究者看来，农民种地再不要交任何负担。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农民种地一定要交费。第一，土地承包一定三十年或五十年不变的政策，导致农民占用土地极不平衡，不收费就无法体现公平。特别是贫困的地方，土地依然是生存的惟一资料，不占用土地的农民如果得不到相宜的补偿，就等于他们的基本生存权被剥夺了，这是违反宪法的（土地承包法必须尽快修改）；第二，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所有者的权益通过什么来体现呢？第三，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必须要有自治的财政基础；第四，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个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水利、道路、技术服务、合作互助、发展基金、五保照顾等，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源；第五，农民放弃土地的权益要进城发展，必须要拿一笔钱加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这笔钱从哪里来，应该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从地租或承包费中支付。
时下在减农业税的同时，要研究“税转费”或“税转租”的相关政策。种地的农民一定要向村集体交纳承包费或地租，租金或承包费收多少、怎么收、怎么管、怎么分配，以及国家未来的农村养老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合作互助制度、农村人口转移制度等等，都必须加紧研究、统筹安排。
随着村民自治和民间组织的发展，长期困扰乡村社会进步的诸多问题会得到突破：小农户无力应对大市场、大资本的局面会有改善，生产成本会大大降低，生产收益会显著提高；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会大大提高，管理成本会大大降低，乡村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会大大增强。“政府只管该管的事，不该政府管的事民间自然有组织去管”会成为现实；民主政治有了组织保障，农村民主不再是少数人操纵的民主；法制社会才有基础。如果穷人不是生活在一定的组织之中，法律是不能够平等地保护穷人权利的，弱势的人没有组织做后盾，法律就会成为强势者欺负弱势人的工具。总之，民间组织是好的市场经济和好的法制社会的基石。
二十五年后 又一个新起点
中国农村改革改什么？开放放什么？改革就是要革除“高度垄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开放就是要对内和对外开放国营垄断经营的领域，总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在一个高度计划和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构成农村社会的三大基本要素：农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都在严格的管制之中，整个乡村社会缺乏活力和效率。改革的必然逻辑过程就是：放活农民、放活基层组织、放活乡镇政府。
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正是从放活农民开始的。
二十五年前，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根本障碍是人民公社把个人、家庭和大队管得过死，在以“收刮”为主要职能的人民公社的体制中，大队没有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家庭更没有生产的权力，社员消极怠工，整个乡村社会没有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公社制度不仅不能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更多的农业剩余，相反，随着越来越多的拖拉机、化肥、农药、钢材等“支农”物资下乡，国家通过公社获取的农业剩余相对减少了；另一方面，随着支农物资越来越多的下乡，农民从公社得到的分配越来越少，吃饱饭越来越困难了。公社体制维持到七十年代后期，既不能满足国家利益，又不能满足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国家、集体和农民都在困境中突围，这就决定了公社体制必然灭亡的命运。
小岗村的家庭承包经营——分田单干冲破公社体制的牢笼，家庭有了活力，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得以释放，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高。由于家庭经营制度的制度收益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后，还有“更多自己的”，所以，微观的家庭经营制度冲破貌似强大的公社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像黎明的太阳，腾空而出。不仅如此，随着“留够集体的、剩下自己的”不断积累，大队和家庭有了发展的本钱，在当时的短缺经济的环境条件下，社队（乡镇）企业和家庭非农经济——民本经济也获得了飞速发展。
随着民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民间和地方政府也有了经济力量，越来越不满意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的速度和力度，财政“递增包干、分灶吃饭”的制度随之产生了——家庭承包发展为“政府承包”了。这种财政包干制度在一定的时期确实调动了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在于“官本位”的“收刮”体制没有任何的改变，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虽然“承包”了，但不是对等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承包”。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级政府得到的经济发展的好处越来越多，下级政府得到的越来越少；上级政府为了控制下级政府，延伸到乡村社会的权力（发帽子）越来越多，下级政府权利越来越少而“开票子”越来越多；上级政府甩给下级政府事权和达标升级工作越来越多，下级政府背在身上的包袱和套在脖子上的绳索越来越多。村一级是“收刮”体制的最末端，因此，捆的最死，受害也最深重。
从家庭承包到“政府承包”，二十五年过去了。放眼二十五年，我们惊奇地发现，乡村社会的问题和人民公社时期的问题有惊人的相似性——乡政府中央不满意，村委会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现在的财政递增包干体制，乡政府没有积极性、村委会没有积极性、老百姓没有积极性；现在的农村税费政策，地方政府捆死了没有活力，村集体捆死了没有活力，农民也面临“十几顶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的遭遇。
所不同的是，现在的农民比公社时期的农民有了流动就业和在土地以外发展的自由，农村经济制度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本经济已经成为乡村社会经济主体的现实无法逆转了。在“放活农民、放活组织、放活基层政府”的农村改革中，我们用了二十五年，竟然还没有走完“放活农民”这一步啊！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当一种声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终于成为共识的时候，当“取消农民负担”、“农不养政”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终于欣喜地看到民间组织每年将获得数百亿的资源，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即将从“官本位”的“收刮”体制中解放出来，久违的、一个充满活力的乡村社会即将来临了。
二十五年前的“放活农民”引发了民本经济大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变革。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的“放活基层组织”也必然会引发乡村社会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将促进乡村社会的治理制度和组织结构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必须果断地抓住历史性的机遇，推进乡村社会朝着“民本位”的正确方向前进，以促进中国政治制度发生深刻的变化。
小岗村的悖论
王晓毅
研究中国农村的人很少不知道安徽小岗村的故事，全村的十多户人家聚在一起商量包产到户，最后村里的干部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决定包产到户。同时村里人商定，一旦干部因为包产到户被捕，那么他们负责将其子女养到十八岁。正是这样一个事件引发了全国的农村改革。
这个故事不能不说是很悲壮的，但是它里面所包含的悖论却是难以解释的。如果说小岗村的农民那么齐心，愿意承担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包括经济风险），为什么他们却不能在公共的土地上共同劳动？承担这样大的风险无疑是需要作出牺牲的，愿意作出如此大牺牲的人可以被假设为具有很强的集体主义精神，用集体主义精神去促成集体的瓦解，在逻辑上很难解释得通。如果像以后所解释的，他们有很强的个体主义精神，聚在一起的社员不愿意出工出力，只有分田单干，个人利益与个人劳动直接挂钩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那么甚至为别人多牺牲一些汗水都不愿意的人，为什么能够集体承担如此大的风险？我们如果不去探讨历史的真实而去关注这则寓言所隐含的道理，可以看出农村社会的两种倾向：第一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人主义，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他们不希望受到其他人的拖累，这种观念在中国农村社会应该说是一直存在的。前辈先贤对此多有论述，如说中国农民的“私”、“散漫”等等。在官方对小岗村故事的诠释中，一直强调的是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热爱，农民对集体、对大锅饭的抵制和拒绝，也就是农民的个人主义。区别只在于，前辈先贤对农民的个体主义多持否定态度，而改革以后对农民的个体主义却给予了很高的赞颂，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农业发展归结为对个人主义的解放。
与个人主义相对应的应该是集体主义，农民要形成社会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集体主义。甚至在小岗村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到集体主义的影子，如果全村的农民不能聚在一起开会，一起承担责任，我们很难想像他们会将土地承包到户。不论是在中国或者西方，人们一直追求依靠农民集体来克服农村社会的困难，从家族、村庄的构建，到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生存伦理和道义经济曾经对农民的集体主义做过一些解释，因为农民处于生存压力之下，它们需要村庄为他们提供保护。此外国家远离村庄也是村庄集体主义得以保持的条件之一，当然人们更多地从功能的角度去理解和设计集体主义。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农村的个人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集体主义，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这种个人主义的盛行带来了什么结果，以及这种个人主义是如何来的。从现代化的观点来看，个人主义无疑是一种进步，个人主义带来了理性化和效率。理性的农民是精于计算的农民，他们知道如何才能达到利益最大化。理性农民是最容易接受利益信号的，他们受到利益的驱使。理性农民也是关注个体的，他们不再受原有传统的束缚。理性农民只是市场上的一个行动者，或者购买，或者出售，包括他们的产品和自身的劳动力。当然在个人主义后面隐含对效率的高度关注，因为个人主义是现代的，所以符合个人主义的制度安排才能提高效率。最符合个人主义的无疑是清晰的产权，也就是将所有能够产生收入的资源都加以清晰的划分，归属到个人的名下，个人对它们有全部的权利，特别是使用权和收益权。在这种假设下，村庄被一步步地划分到个人名下，土地承包了，村办工业被分了，集体的山林也被发包给个人，甚至荒山荒地也被拍卖了。而所有这些举措的背后都是对个人主义与效率的关注。但是农村的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因为并非一包就灵，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关系中。如何现代化，人还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现代主义者也不会断然否认个人之上的集体，只是他们希望以政府和功能主义的集体来代替原有的集体。政府是先赋的，要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人们为了个人的利益，也可以组成一些群体，但这个群体的成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的，他们加入组织是为了扩大个人利益，因此有加入的自由，也有退出的自由。
尽管现代化的理论在逻辑上是清晰的，但是在实践上并不是如此清晰，首先农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我们很难设想农民的需要都能靠功能性的组织来完成。尽管现在这种功能性的组织越来越多，如合作医疗服务于农民的健康，专业技术协会满足农民的技术需求，甚至一些地方成立了家长学校以发挥家长与学校共同教育的作用。但是他们存在着两个困难，首先是功能组织不能适应农民多样性的要求，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远远不是只有这么简单的几个方面需求，他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靠几个专业组织很难完成。我们也不可能设想为农民的每一种需求建立一个组织；其次，即使是在功能化组织的范围之内，他们也只能服务很少的人，甚至有许多组织与所预期的功能已经相去甚远。
尽管政府承担了许多公共职能，但是我们很难想像政府直接面对公民的社会格局。首先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还不强，受到财政和技术能力的限制，政府提供的服务在很多时候是低效的；其次政府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不仅不能服务社会，甚至主要的努力用于控制社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的目标要高于服务的目标。因此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农村个人主义代替集体主义以后，尽管收入可能有所提高，但是农民被投入到巨大的不安全当中，因为他们缺少了集体的保护。在他们收入提高的时候，他们的社会生活可能不是改善而是下降了，比如医疗水平降低了，社会变得更不安全了，人际关系恶化了。人们所预期的随着个人主义而一同到来的普遍法制化环境、功能组织发育似乎还遥不可及。
农民集体主义的解体不能不说是农民的悲哀。这里所说的集体主义解体主要不是指人民公社的解体，这是一个整体的结构变迁过程，包括随着国家进入对村庄原有结构形成的破坏，集体主义伦理解体等等，甚至包括人民公社的建立。这个过程并非是过去二十年的事情，可以追溯更遥远的历史。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农民的个人主义不仅仅是社会现代化（包括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过程，就像小岗村的故事中所显现的，经过二十年的诠释，个人主义已经被称为主导的话语，而非自然发展过程。实际上，不能不说个人主义是有意识建构的结果。从意识形态到制度安排都在不断地强化个人主义，而这又是在发展和效率的名义下进行的。如果说农村社会都有个体和集体主义两个方面，现在也可能需要在制度安排上考虑一下集体主义了，这正是社区发展的基础。
第一位关注环保的经济学家
秦胜军
《读书》二○○四年第一期、第二期分别刊登雷启立先生《坚持一种可能》和王诺先生《“生态整体主义”辩》的文章。两文介绍的均是从生态、环保角度反思工业文明、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著作。雷文介绍的书的作者是一位中国学者；王文则在自己书中把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关注生态的学者的观点做了简介。可见，从一九六二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生态、人类生存环境逐渐成为东西方的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东西方学者终于走到一起。不过，两文均没有提及一位最早反思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西方学者，其他类似的著述也常常忽略这位倡导环保的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他就是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处于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十九世纪的一位经济学家竟然反对经济的无限增长，反对人们对奢侈豪华的物质生活的追求，这的确令人疑惑。但如果我们简单了解他的经历，他的社会理想，也许就不再感到费解。
关注生态环境的经济学家必然热爱环境、热爱大自然。密尔正是这样一个经济学家。密尔对自然的热爱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是父亲詹姆斯·密尔影响的结果。密尔在《自传》中说，父亲不仅亲自教授他各科知识，还在自己很小（七岁）的时候就带着他四处远足旅行，教他学会领略大自然的美(John Stuart Mill, Autog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46.)。密尔对自然的迷恋在他十四岁游学法国时得到加强，法国南部的自然美景给密尔留下深刻的印象，并给在异国他乡独自求学的密尔以心灵的慰藉。其次，密尔二十岁时那次“精神危机”的解除有自然力的襄助。密尔从小接受边沁功利主义的教育，他坚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信条。但密尔在二十岁时突然怀疑自己的信仰与理想。这部分是他父亲只注重“智性”教育、忽视“情感”培育的结果。此时，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中描述的自然美景和沉醉于美景中的情感唤醒了密尔的生命力，这是密尔从危机中得以渐渐解脱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经历使密尔认识到情感培育在人类幸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大自然在培育情感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密尔对自然的热爱终其一生。在不算长的一生中，他游历过许多地方，英伦三岛的景区自不待言(密尔写了大量的游记)，密尔还经常到欧洲大陆旅行，法国、意大利、希腊、德国都遍布他的足迹。
密尔对生态的关注和保护、对自然的爱体现在他的具体行动上。密尔的一位传记作家兼密友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记述了几件密尔的轶事，表明密尔对自然真切的爱。其一，密尔曾惟恐下院关于圈地的法律会损害自然景观，会减少风景旅游区的面积。这是密尔改革土地法“五点”主张之一。其二，他曾在一八三六年写文章表明：过多的铁路建设会造成英国乡间风景的大破坏（他父亲也持这样的观点）。另外，一次伦敦市一条街道要拓宽，需砍伐格林公园（Green Park）的一排树。密尔闻讯后，立即介入此事，经过有关方面的斡旋，大树最终得以保存。
不过，密尔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信念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有虽简洁却更为有力的体现。
在其几乎影响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四编第六章中，密尔专门论述了一些“著作家们所惧怕和嫌恶”的所谓财富与人口的 “静止状态”。密尔说，人们所谓社会的经济进步通常指的是资本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以及生产技术的改进。前两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经济进步会有终点，“人类工业的水流最终将不可抗拒地汇入表面平静的大海”，他们认为这是个令人不快的、使人沮丧的前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总是把经济上美好的东西同、而且仅仅同进步状态联系在一起。这些经济学家中甚至包括著名的亚当·斯密。密尔说，他则不“以厌恶的心情看待资本和财富的静止状态”。他指出，毫无疑问，如果生产技术进一步得到改良，资本继续增长的话，整个世界的人口，就仍有大大增长的余地。但即使人口增长是无害的，也没有理由再让人口增长。密尔认为，现在，在所有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人口密度都已达到使人类能够从合作与社会交往中得到最大利益的限度。即使人人都能得到充足的粮食和衣物供应，人口仍然有可能过分拥挤。接着，密尔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人挤人、人碰人的状态是不好的。孤独，即人能经常一个人独处，是思想深刻和性格沉稳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一个人面对大自然的美和壮丽，则是使人产生思想和抱负的摇篮，具有思想和抱负不仅对个人是有益的，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是有益的。他说，一想到世界将丧失其生机盎然的景象，变得一片光秃，每一寸能为人类种粮食的土地将被耕种，每一块长满花木或青草的荒地都将被耕翻，所有野生禽兽都将因与人争食而灭绝，野生灌木和野花都将在农业改良的名义下被当作野草而予以铲除，想到这样的世界，就叫人不舒服。密尔的这些预言很不幸地变成了当代的现实。密尔进一步说道，如果仅仅为了使地球能养活更多的而不是更好、更幸福的人口，财富和人口的无限增长将消灭地球给我们以快乐的许多事物，那我则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而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子孙最好能早一些满足于静止状态，而不要最后被逼得不得不满足于静止状态（《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版）。
密尔持这样的“异见”的原因还在于，他相信当时的技术已能够使人类免于匮乏，一部分人（如工人阶级）的贫困在于缺乏公平的分配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持续增长不过使有事可做的富人变成“无所事事的富人”，穷人则无法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由此可见，密尔对建立良好的分配制度以使物质财富惠及所有人的强调，也与当代环保主义者对穷国富国间公平分配财富以保护环境有共通之处。
由密尔所引发的保护自然、热爱自然的清风，现在已掀起巨大的绿色潮流。我们希望这潮流有助于遏制人类对自然无止境的贪欲，使人类对“发展”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一些，使当代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从大自然中获得基本的物质资料时，能更多地获得精神方面的享受。
三只眼睛看英语
颜治强
众所周知，英国的殖民扩张从十六世纪开始，英语也随之附丽而出。前三百年，其影响所及主要限于殖民地，欧洲大陆不在意，亚非拉文明社会也不恐慌。第一次大战助英语成虎，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虎添翼，致使其近几十年有横扫六合，净吞天下语言之势，于是有人凯歌高奏，有人警钟长鸣，有人目瞪口呆。五个主要的母语国面向海外的语言政策措施和相关组织构成了凯旋曲中的一个个音符。喜在天下毕竟有仗义者，从英国杀出来的菲利普森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义士。积数十年奔走各国教学和研究之经验，他禁不住不断地惊呼：“谨防上当！”其《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真佩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这种暧昧时代居然敢于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放出来；也佩服何南林先生，在人家迫不及待地向英语示爱时，敢于站出来说：“她不是处女！”最后还佩服《读书》杂志，当英语的光辉使别人晕眩，甚至聋哑时，敢于当众指出：“它背面是黑的！”
不过客观地说，英语之有今天并不全靠英美政客的阴谋策划，而是得力于三种力量：母语使用者、第二语言使用者和外语使用者。侠义如菲利普森，也不过忠实地、坦诚地把第一组人的眼睛看到的外部英语世界剖析给我们看。另外两只眼睛在哪里？它们从英语看到了什么？
第一只眼睛来自英语国家，尤其是英国从前的殖民地。在讲英语的白人到达之前，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有文明，有语言。由于受到自然、宗教和民族条件的限制，它们多多少少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既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也没有统一的语言。西方征服靠的是软硬两手，硬的是坚船利炮，软的是分化怀柔。两手能够奏效是因为当地先天不足，分裂得太厉害，比如印度的语言和方言竟然多达一千六百五十二种，因而不能避免衰弱和陷落。这种解释至少对整个印度次大陆和非洲来说都是正确的。印度拥有人口和山河之利，自己不乱，英国绝对不能以人数少得可怜的远征军使其臣服。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势力以我为敌，使我们不得不处于紧张的备战状态，研究为政治宣传服务，只采信其殖民统治血腥的一面，不提纵横捭阖与怀柔，难免使读者有偏信之嫌。英国入主以后，是否对原住民采取过英语化政策？几乎从来没有。相反，鉴于殖民地的广大和推行英语的困难，英国人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尝试以印度人治印度人，与此相应的政策是出资帮助当地人建更多的梵语学校。此议一开，殖民政府内部人士的臧否姑且不表，立即引起印度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印度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罗伊愤怒地说，这是使这个国家保持愚昧的最好政策。他接着说，为了改进本地人的知识水平，政府应该创立一种比梵语更加益智的教育体系，延请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博学之士，传授有用的科学知识。不言自明的是，这种体系只能使用英语。事隔十余年，时任英印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英国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麦考利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场争论：“与梵语或者阿拉伯语相比，英语更值得印度人去学；原住民也渴望接受英语，而不是接受梵语或者阿拉伯语教育……现在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培养一个新的阶级，它可以在我们和被我们统治的千百万人之间充当翻译。它是这样一个阶级，血液和皮肤是印度的，而情趣、观念、道德、心智是英国的。我们交给这个阶级的任务是：净化这个国家的方言土语，用从西方借来的术语改造它们，使之成为向大众传播知识的工具。”登载这些言论的《麦考利备忘录》后来成为对印度次大陆影响最深远的语言政策文件。作为旁观者，我最感兴趣的是来自不同世界的两只眼睛看同一个事物时折射出来的影像：罗伊看到的是脱贫和重新站立起来的希望，麦考利看到的是驯服和控制的工具，真是各人打各人的算盘。给我们提供这个画面的是南亚籍美国英语教授卡奇鲁。
南亚的分裂和英国君临造成的一个结果是，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政党是用英语组织的，它们的领袖驱逐英国人的号召是用英语发出的，甚至连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结束使用英语的呼吁也不得不靠英语来发起。在独立即将实现时，尼赫鲁断言英语将于二十年内从印度消失。五十多年过去，今天英语在他的国家与印地语分庭抗礼。讨厌的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没来，谁在那里卖力地推广英语？是印度人自己。原因很简单，赶走异族统治者后，国家内部的民族和部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谁也不想看到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压在自己的语言头上，成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从而使自己屈居下位，结果是由政府承认的地方语言交替上升，竞相与印地语争雄。其次是技术原因。印度近现代教育的框架是用英语构建的，覆盖初中高三个阶段，当地语言无法匹敌。要舍弃英语重来，社会没有这种承受能力，更不用说大学——通天塔的顶端——几乎只对英语使用者开放，少小不学，老大连往那儿挤的分都没有。因此各种地区语言和印地语学校都不如英语学校好招生，质量也不能与其匹敌。从印度土壤中没有产生相当于我们普通话的语言，但是政治统一和现代化建设又需要它，正好英国人走了，原先的民族仇恨淡化，英语变得在感情上比当地的强势语言较能令人接受。现在，作为跨地区、跨宗教、跨文化的内部交流工具，它与印地语共享普通话的地位。最后，不容忽略的是，教育政策是政府中那些受过最好的英语教育、现在有子女在接受最好的英语教育、将来要把子女送进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接受教育的人定的，他们当然要想方设法加强英语教育。难怪卡奇鲁挖苦他们：“对待英语，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有两副嘴脸：公开地反对英语的嘴脸和暗地里亲英语的嘴脸。”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印度现在有三千多万人熟练使用英语，多少会一点的人则不计其数；英文出版物种类和数量紧随美国和英国，超过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另一只眼睛来自没有被英语国家殖民征服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咱们中国。英语在这个类型区传播的主要动力是各国经济的国际化——国际化的经济需要国际化的语言。受其驱动，不但曾几何时自给自足的人们回过头来，就连一贯傲视英国的法国人都赶着要靠英语挤进地球村的晒场上去分公粮。令人辛酸的是，村里的分配采取的并不是平均原则，而是附带若干的要求和规定。国际化的技术条件是工业化和信息化，这些都要花钱，对那些农业人口超过一半、甚至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的国家来说，福泽仍然十分遥远。再说，外语型英语圈也有中心与边缘，位置不是由学费，甚至也不是由学习年限来决定，而更多地取决于地理位置、幅员以及就业和居住地的类型。日本既是经济最发达，又是在英语上投入资金和人力最大的国家，教员有十万之众，再加一万老外，国民几乎百分之百受过六年以上英语教育，结果会说的人远远未达到百分之五，与我们差不多。为什么费力不讨好？第一怪单一民族，没有内部交流的需要；第二怪大洋环绕，油门踩烂到不了外国；第三怪身处人口爆炸中心，自己与邻国都不愿意向对方彻底开放就业与居住空间。人家荷兰没费这么大劲，说英语的达到百分之四十；丹麦和挪威嫌双语麻烦，竟然有人倡议大学里面只用英语算了；在法国，因为受了英语的滋润，保护法语协会如雨后春笋。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欧洲大陆疯狂地推广英语吗？非也，是欧洲联盟要求各成员国彼此开放就业和居住地的措施把人们逼到了创造通用语的路上。在所谓的大欧罗巴流动最方便的语言就是英语。正因为如此，连一贯对大英帝国的扩张怀着醋意的大陆人也不得不承认：“英语可能是大不列颠对欧洲的惟一贡献。”
我国的英语问题的症结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千万人过独木桥，上不去和挤下河的不在少数。当事者迷，已经受了痛苦和损失，就不责备他们了。可恨的是有些清醒的旁观者，明明知道人多了过不去，偏偏要起劲地宣传、组织和鼓动过河。对外汉语办一九九○年出版的一本汇编就说，当时我国大约有五六千万人在学英语。张中载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估计，现在向英语投资的人数可能又翻了一翻，从业人员自不待言。结果怎么样，没有人调查过，恐怕不会比日本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人都想把投资和时间变成利润，梦想没有实现，自然要骂吸收资金者，所以一九九○年代以来英语教学界逐渐成为众矢之的，赢得了“费时低效”的美誉。都是活天冤枉，其实我们教书的又没有叫人盲目投资，更没有能耐胁迫买股。据我观察和研究，英语教育在我国有实热与虚热两面。经济发展，对外交流增加，对英语的需求有所增长，培养出来的使用者也增长了。同时虚热也很严重。本来，财富照耀穷人就像月亮和星星照耀夜空，求才之路光辉灿烂，谁也不需要指点。英语有用没有用，有大用还是小用，学过几年的知道，人民知道。国家关心和干预的应该是中学教育，大学生和就业人员学不学，学多少应该走放开搞活的道路，让市场和职业决定：好大学多教，中等大学少教，劣等大学不教。专业技术人员按门类和等级区别对待：从西方传入的学科宜考，中国土生土长的学科不必考；要考的学科，以及高级的、研究性的职称要认真考，把那些真正懂，而且会用的人选拔出来。为了避免腐败和劳民伤财——这两者常常珠联璧合，必须把发文件通知考试的政府部门同组织印书和收费的部门严格分开，建立独立的、向政府纳税的考试机构。既然社会对英语技能的需要是通过具体工作表现出来的，那么，要不要合格证书，要什么等级的合格证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事，学校管不着，政府也不要无事忙。
目前，全球学过英语的人四分之三生活在二语区和外语区，所以他们才是推进英语世界化的根本动力。各国自己的需要是内因，美英再妖媚，援助再诱人，也不过是外因。有了英语，通天塔是否可以建成暂且不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能使世界各国的各阶层立即实现共同富裕。因此眼下应该关心的是：就中国的客观条件而论，大规模英语教育的结果是像日本还是像欧盟大陆？现代化是不是等于英语化？推行英语教育是否应该以牺牲汉语和其他学科为代价？以我之见，这种问题对我国人民和我国文化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工业化是否应该以牺牲农民为代价？”一类讨论。
心里的琴弦是怎样拨响的
刘亚丁
语文教学实非小节，它事关民族的精神素质，所以不可小看。《读书》去年十期诸君的座谈，今年一期蔡可先生的《“语文”、“文学”宜分科》，为日益边缘化的文学在学校中吁请安身立命之地，殷切之情溢于言表。其实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开阔点，看看左邻右舍如何在中小学教文学，可以为改革我们的语文教学提供佐证。
近十来年说起俄罗斯的经济大家都会惋惜，说起俄罗斯民族却少有不称赞素质高的。对塑造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素质来说，大学前的文学教育、艺术教育功不可没。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毕生致力于具体的教育工作，他非常重视美育，认为，实行德、智、体、美和劳动教育，并不仅仅意味着使儿童分别在这些方面得到收获，而最根本的在于形成儿童统一的、丰满的精神世界。他说：“每一个孩子就天性来说都是诗人，但是，要让他的心里的琴弦响起来，要打开他创作的源泉。”（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杜殿坤编译，教育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苏联大学前的文学教育，似乎就是要拨响学生心里的这根诗的琴弦。苏联的基础教育一般是十一年制，从八年级起可以进中专，也可继续受基础教育。因此本文中使用的“中学”一词实际上相当于我国的中小学。他们的课程分为自然类：数学、物理、化学、自然、地理；社会类：语言、文学、历史、经济地理；还有思维、劳动等课程。语言课在讲俄语的地区就叫“俄语”。文学课叫“俄罗斯文学”或“祖国文学”，这门课的分量重得令人难以置信。
五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课的教材搜罗丰富的文学作品，诱导学生大量读作品，在阅读、品评中来开启性灵，培养审美感知能力，雕琢和谐向善的心灵。一九五○年出版的七年级的《祖国文学》教材，六百三十七页，除了在刚好两页的引言中谈了点作家的阶级性、文学的教育性等大道理，全书都是作家的作品，附加必要的注释、思考题和个别名词术语解释。十九世纪文学部分：普希金，传记、《波里斯·戈都诺夫》片段、十六首诗；莱蒙托夫，两首诗、《童僧》、《塔曼》；果戈理，简略年谱、《钦差大臣》全剧；屠格涅夫，两个短篇；亚·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人好算账》全剧；还有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大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作品。苏联文学部分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吉洪诺夫、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小托尔斯泰、法捷耶夫、伊萨科夫斯基、希巴乔夫、肖洛霍夫、西蒙诺夫以及另外四位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一九五三年出版的九年级下期的《俄罗斯文学》篇幅减少了，三百九十页，作家作品数量也少，但大作品更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选了四章，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选了大半篇幅，还有《战争与和平》等大作品的章节、契诃夫的《樱桃园》全剧、丘特切夫和费特的诗等。在后一本书中，还有一些阅读作品的参考资料，比如在契诃夫的《樱桃园》后附有契氏谈该剧的三封信的片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生活和艺术》中的谈《樱桃园》的三页文字。这样的十年开下来，大致相当于咱们大学中文系开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两门课。
从高年级开始，除了读作品外，还要开“俄罗斯文学史”课。一九五三年版供九年级使用的《俄罗斯文学史》，四百三十一页，有三四十年代、别林斯基、赫尔岑、六十年代、冈察洛夫、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七八十年代、谢德林、大托尔斯泰、契诃夫和九十年代等章。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的俄罗斯文学尽在此书之中，当然除了当时还在禁区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外。苏联解体后，中学的文学课依然是重头戏，二○○二年莫斯科大鸨鸟出版社出的《文学·高考辅导资料》包括很多俄罗斯重要作家，只是去掉了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增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米·布尔加科夫和索尔仁尼琴等。我国作为学术著作或大学教材翻译的布洛茨基《俄国文学史》、科瓦廖夫《苏联文学史》、阿格诺索夫《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其实都是他们的中学教材。经过中学如此这般的文学强势诱导，利根之人加上勤于诵读，大半俄国文学便烂熟于心；钝根之人也不至于将文学先贤张冠李戴。更何况他们高年级还要开写作一类的课程。
北方邻居就这样开文学课，缺陷明摆在那里，讲来讲去全是他自己的东西。这样开文学课收益也是大大的，在心里诗的琴弦拨响，自然会吟唱动听的旋律。二○○二年一月三日我同高尔基文学院院长、作家谢尔盖·叶辛聊天：二十多年前学文学、当诗人曾是我国青年的理想，现在愿意读中文系的人已经很少了。你们高尔基文学院好招生吗？他回答说：在我们国家只是部分地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们的民族是让人惊讶的非实用主义的民族。我可以乐观地说，俄罗斯的青年感到作家的职业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尽管作家可能很贫困——他是苦行僧，他是必将到来的新生活的编织者。（详见拙作：《风雨俄罗斯》，四川人民出版社二○○二年版）。二○○二年东正教历圣诞节时，我在圣彼得堡喀山大教堂里遇到个跟我讨酒钱的五十开外的男子，自称是建筑工人，他同我热烈地谈论起了米·布尔加科夫的小说。——落魄与高雅就这样奇异地混杂在一起。我曾见到，一位教数学的副教授用俄文大段大段地背诵《
红楼梦》和《
西游记》中的诗词。浏览《二十世纪俄罗斯作家传记辞典》会发现，马卡宁、索罗金、佩列文这些俄罗斯当红作家好多是理工科出身，率尔操觚靠的还不是中学垫下的文学底子。瞧瞧，美的种子已然挂果。
读者也许要问，苏联或俄罗斯的中学生哪有那么多时间来读文学作品？答案是：当初俄罗斯的中学生有幸免受“黑色七月”的煎熬。原来俄罗斯没有国家统一的高校入学考试，由各大学自主命题考试，猜题押宝自然无从做起，学生不必陪老师玩应试教育那一套榨取脑浆和生命的游戏，自然乐得细嚼慢咽普希金、布尔加科夫们烹调的精神美食。请注意，我用了“当初”两个字。二○○三年九月二日出版的《结果》周刊上载有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费利波夫的访谈录，他庄严宣布：已经开始逐步向国家统一的单一高考过渡，二○○六年秋季将实行新的中学课标。上帝保佑，但愿全国统考和新课标温柔点，不要卤莽扯断北国少男少女心里诗的琴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