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在校阅《
史记》时，常为其中的英雄人格所感动，因而想到要为青少年编一本书，以唤醒中华民族的人格。他从《
史记》、《左传》、《
战国策》中选出八篇故事，加以评点，定名《中华民族的人格》，于卢沟桥事变前两月出版。
他在《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的十几位，都能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有的为尽职，有的为知耻，有的为复仇，归根结底，都是孔圣人说的志士仁人。这些人都生在两千多年前，可见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人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这薄薄的只有几十页的小书的出版，立即引来日本人的屡次禁绝。
张元济还曾要求胡适为此书作序，而胡适给张的回信，俨然如古板与应时之争，胡适说，“我颇望张先生在这些古代故事之外，另选一些汉以后的中国模范人物的故事，时代比较近些，使读者感觉更真实、更亲切，事迹不限于杀身、报仇，要注意一些有风骨，有肩膀，挑得起天下国家重担子的人物。”胡适建议再增加马援、诸葛亮、陶侃、王导、陆贽、范仲淹、韩琦、王安石、张居正等人。张元济以年事哀孱为由，不复有下编。
然而胡适所说对我们今天所选之模范人物仍有启迪意义，这同当年张元济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的缘由一样。张元济的编书缘由是：近几十年来，设学堂，讲究新学，但在社会上弥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卑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遭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后果，回想四十年前，我们在那里提倡新教育的主张，到今朝，良心上也受着很严重的谴责。我们将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结果是如此了。他还引用张伯苓先生的一句话：我国教育太不适宜中国实际环境。
闲暇时我偶然翻翻现在初中的语文课本，深深感到雷锋年代或董存瑞的战争年代已然过去，新时代人格榜样的确立已是迫在眉睫。当然，这种人格榜样一定是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中去寻找，去寻找的人也一定是有责任，有爱心，对中国之崛起有决定性信心的真正的教育家，这是真正的重任。
想想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在各个兴衰混乱时期的榜样，可以说是无穷无尽，难道在他们的书本里就没有一位人格的典范，在他们心理的危难之时，从他们的心灵深处挺身而出？事实上是现在的我也常有无能、无力之感，大抵源于我小时候在人格培养方面的空白，而这空白随年龄之日增愈显紧迫和危急。
（邓华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2008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