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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在上海瑞金医院的病房里，元化先生静静地走了。
       先生离去的时候，身上披盖着斧头镰刀的党旗。他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烽火连天的1938年，还是在充满血腥的上海沦陷区。先生是在“一二·九”运动中，怀着一腔救国热忱投入革命，属于“老派共产党人”。老派共产党人—一生恨爱，统统融化于其间，他们对党之荣辱、理想之执著，难以为后人所理解。
       先生不仅“老派”，有滚烫的理想，而且有独立的意志和理论的思考。先生从属的地下党江苏文委，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书记孙冶方，副书记顾准，有理论，有思考，皆是领先时代的党内大知识分子。先生是幸运的，一加入革命，便在这样一个充满理论修养的氛围中熏陶成长。江苏文委，对于年轻的他无异一所大学，塑造了他一生的人格。先生是共产党员，但在他看来，自己也仍是一个知识分子，是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共产党人。
       年轻时候的先生，有一种英雄情结，喜欢读尼采、鲁迅、罗曼·罗兰，他相信，这个肮脏的世界要由具有超强意志力的摩罗斗士来拯救。当年他喜欢的人物是鲁迅，从沦陷的北平出逃，什么东西也来不及带，唯独藏着一幅自描的鲁迅小像，那是他心中的偶像。他最喜欢读的书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倾倒之至，觉得这位理想主义者的言行举止，都代表了批评的正义和艺术的真理。先生青年时文章就写得很好，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党内小有名气。他少年得志，恃才而骄，解放初期的同事这样形容他：有一股凌人的盛气，很飙。
       1955年一场反胡风运动，将先生卷进旋涡。两年多的隔离审查，到处是冷漠的眼光和严厉的呵斥。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的被我信奉为美好以至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被轰毁了。”在隔离审查期间，他读了很多书，不再是英雄列传，而是哲学名著，从毛泽东、列宁到马克思、黑格尔，逐一回溯，返归原典。人生的挫败与哲人的智慧，让他变得沉思，从一个激进的文学青年蜕变为具有深邃反思力的思想者。
       90年代初是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段时间，原本热闹非凡的客厅冷落了许多。先生远走南国，在珠海白藤湖畔隐居了一段时间。那段日子，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描绘了他的心境：“我在此与外界隔绝，如居世外。我还是童年时享受过这种宁静。住处前有一小庭园，铺着草地，种着花木，在风和日丽之际，坐在草地上，仰望上空，白云苍狗，使人的心也去掉了浮嚣，变得宁静起来。”
       先生晚年发表的著述，偏爱用“思”与“反思”二词。他将反思视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视为自己的生命本性。反思对于他而言，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未必不是痛苦的，因为反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他喝着“五四”的乳汁长大，其思想和人格深处，充溢着启蒙的精神。不过，白藤湖畔的孤独沉思，令他对20世纪激进主义造成的时代悲剧产生了警觉，并苦苦寻求其历史上的思想渊源。
       可惜的是，先生的“悟道”有点儿晚了!特别是过了80岁生日，身体更是每况愈下，经常住院，各种疾病和痛苦折磨着他。先生再也无法写出大块的文章，只能通过随笔、访谈、口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最新思索。他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每段文字都要逐字推敲，反复斟酌，寻找最恰当、最完美的表达，近乎达到苛刻的程度。他的晚年，文字不多，但字字珠玑，凝聚着全部心血。
       晚年的先生，心境常怀苦痛。身体的痛苦尚在其次，真正折磨他的，是精神上的忧患。他在给学生信上说：“记得鲁迅晚年曾给一位青年写信说：‘人生实在痛苦’，诚哉斯言。”先生的苦痛，源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他曾经是一位充满乌托邦幻想的理想主义者，相信历史进化论，相信文明总是在进步，自认是过渡一代的人物，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先生目睹90年代以后中国发生的巨变，一则欣喜，二则心忧。晚年他看到的世界，不再是他所期望的世界，现实变得格外的功利、支离和媚俗，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先生最忧虑的、谈得最多的，莫过于三件事，思想与学术的分离、知识界的党派林立与人类古老文明的衰落。
       先生深知，思想与学术，合则两美，分则俱伤。缺少思想关怀的学术，无异工匠手下的雕虫小技，而匮乏学理基础的思想，又会流为游谈无根的概念口号。几经思虑，先生提出了“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的主张。晚年的他，最为敬佩两位学界前辈。一位是顾准，充满知识学理的理论大家，无愧“有学术的思想”之楷模；另一位是陈寅恪，大学问背后有穿破时代的深邃关怀，堪称“有思想的学术”之典范。思想与学术合而为一，可谓学人的最高境界。先生本人身体力行，知识学养文史哲贯通，义理、考据、辞章，无不具有一流成就。学术界有“南王（元化）北钱（钟书）”美誉，思想界也有“南王（元化）北李（慎之）”之称，这两种说法虽然不为先生所接受，却证明了其学思双修的最高境界。
       痛感于学界的分裂，先生犹如胡适之晚年，愈来愈认识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不是乡愿，不是放弃自己的立场，迁就别人的观点，而是倾听对方的声音，寻求彼此的理解。先生生前，客厅永远是高朋满座，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先生有容纳的胸怀，有凝聚人气的魅力。无论何种声音，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他都愿意倾听。但接触深了，在理性的温雅背后，先生也有狂狷的一面。他常常讲：“我是湖北人，性格中有楚蛮之气。”他的内心燃烧着岩火，碰到某些大是大非，会突然爆发，情绪激烈。了解不深的朋友，常常会吓一跳，这是读他的文章感觉不到的。
       先生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眼神，非常明亮，有一种威严和犀利，常常透过事物的表征，洞穿人世的真相。在生命的最后几年，70年的政治生涯和跌宕起伏，再加上熟读古书，饱阅历史，深谙人性，先生不再轻信。瞻望未来，他常常流露出莫名的焦虑。在他看来，即使是民主制度，假如制度背后缺乏人文精神和公共伦理，也会变质。先生时时牵念于怀的，是古老文明的衰落，特别是人文精神的式微。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之中，先生开始怀恋并不遥远的19世纪。2001年，他在一篇重要的访谈中表示：“我对19世纪比对20世纪有更多的感情。直到今天，西方19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欢的读物……我在精神上是19世纪之子，是喝着19世纪作家的奶成长的。”
       对于他而言，19世纪首先意味着博大。19世纪是一个文化上的“广漠之野”，那时的人们心灵开放，海纳百川，兼容东西。晚年先生所欣赏的杜亚泉、陈寅恪等人，无不具有19世纪的博大与包容。那是文化上的自信，是不亢不卑的文明大国风度。
       先生喜欢19世纪，还有一个理由，乃是19世纪的启蒙理想，充满着人文精神。抗战初期幽居在孤岛上海，无书可读，19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养分。从英国的狄更斯、勃朗特姐妹，法国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到俄国的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这些浸润着深刻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家，塑造了先生一生的灵魂。
       人文精神的核心，乃是将人视为目的，尊重每个人的人格与尊严。先生对“尊严”二字看得极重，在批胡风、“文革”等政治风暴中，他曾经被深深地伤害过，对人的尊严也格外敏感。他曾经说过：“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人的尊严来自人之精神，源自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他在给学生信中写道：“我一生中—尤其在‘文革’及运动中，经历了太多的残暴、冷酷、兽性。因此，我希望你们一代不再有人格的侮辱，能保持自己的人的尊严。”人的尊严，在以往的运动中受到权力的侮辱，如今又在市场的媚俗之中丧失。这令先生十分痛心，他再三重申陈寅恪为王国维墓作的墓志铭中那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鼓舞世人，自勉勉人。所谓独立与自由，不仅针对专横的权力，也是对市场的流行与金钱的抗拒。
       在先生看来，19世纪的文学与哲学之中，充满了人的精神尊严。晚年的他，虽然清算了黑格尔，但黑格尔对人的思想与精神力量的重视，那句“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依然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先生所处的时代风云诡谲，各种危险和诱惑接踵而来，他坦然地说：“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先生为思想而来，又为思想而去。他是一个精神的存在。当最后一次住进医院，意识到生命无多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唯精神主义者，现在由一个精神人变成一个生物人，这个世界已别无所恋。他再三叮嘱家人，并要向他保证：到最后阶段，千万不可同意创伤性抢救方案。他认为：一个人临终之前，若是浑身插满管子，甚至开膛破肚，这不符合人性。人活着要有尊严，死的时候也要有尊严。
       先生终于有尊严地走了，这位19世纪之子，一生守住了为人的尊严。
       （刘陶然摘自《读书》
       2008年第8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