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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罢还休
       蒋经国走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扼杀中国核计划的各种可行性。其中，由美国飞机空投蒋军破坏小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曾提出所谓“布拉沃（BRAVO）”计划，即非常规作战计划。其性质是准军事的，即由一个跨部门的小组来“考虑如何阻断中共核计划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应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之邀，考虑了一个应急性的常规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以多批次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
       就在这时，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提出一个警告。他声称，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那么印度就会因为惧怕中国的原子弹，而寻求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从而使南亚大陆上发生核扩散。鲍尔斯的这种立场，同他在1961年猪湾事件中的态度大相径庭。
       肯尼迪本人也在考虑除武力以外的方案。他还是希望促使苏联在部分针对中国的防止核扩散协议上予以合作。1963年秋，腊斯克在联合国会晤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两人讨论了防止核扩散问题。当葛提到多边核力量时，腊斯克故意刺激葛说，由于苏联曾经对中国核计划进行过援助，因而它已丢失了“自己处女的纯洁”。然而苏联人的反应是，防止核扩散协定仍然是有效力的。在10月10日同肯尼迪的会面中，葛罗米柯表示愿意间接地对中国施加压力。葛承认，一个防止核扩散协定会使中国政治形势更加困难和脆弱。
       当肯尼迪考虑采取什么行动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时，国务院的一个不同声调出现了。这就是罗伯特·约翰逊所完成的他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有200多页长，题为《共产党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考虑到报告篇幅过大，10月间约翰逊又把它改写成一个100页的版本，以便于传阅。
       约翰逊研究的最可取之处，是它没有危言耸听。报告指出，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在约翰逊看来，中美之间巨大的力量差异，以及中国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国的核威胁减小到了最低的程度。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的范围之内，而中国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中国就不得不考虑，在它进行“侵略”时，会受到美国核武器或常规武器的反击。这种情况使中国决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国大陆处于严重的攻击之下。约翰逊认为，中国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来威慑敌人对其领土的攻击。它不可能改变自己谨慎的、后发制人的军事政策。
       尽管约翰逊把“中国冒险”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但他没有忘记强调中国核试验的政治含义。他认为，中国在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之后，会相信它的核能力可以“削弱”那些同美国结盟的邻国的“意志”，使他们同中国和好相处，从而消蚀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正如国务院另一份支持约翰逊观点的报告所说，中国会“避免莽撞的军事行为”或“核讹诈”，而把自己的核武器作为“政治武器，以赢得尊敬，促进中立主义，鼓励革命”。
       据此，约翰逊建议，对中国的核计划，美国目前做的已经足够了，不必再更多地做什么。一旦中国的核试验成功，美国应向所有友好国家再次承诺，它将帮助它们对抗中国。这种重新承诺，既可以对抗中国的压力，也能防止其他亚洲国家单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约翰逊报告的两个版本都没有经过官方批准，但它仍可认为是代表国务院的立场。而且在1964年4月，它还以纲要的形式提交给了林登·约翰逊总统。
       约翰逊的报告在美国的官员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罗伯特·科默所说，如果真像约翰逊估计的那样，我们阻止中国核计划的行动，便离题太远了。他对邦迪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中国仍坚持其谨慎政策，那么我们攻击中国核设施的动力就极大地失去了。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总统承认，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他在上任几星期后即打电话给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告诉他美国或早或迟要承认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林登·约翰逊明显受到院外援台集团的牵制。他仍然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看作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威胁。事实上，此时的约翰逊同时在顾虑两件事情：A.即将到来的大选；B．中国的核能力。他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休·赛迪的采访时说，我们不能让戈德华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中国同时得到原子弹。然而不管怎么说，约翰逊与他的前任不同。他没有公开评论中国的核计划，也极少提到要采取步骤打击它。
       1964年4月中旬，罗伯特·约翰逊完成了他的新报告。报告题为《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这篇报告当时被列为“绝密”。它至今还未被解密。人们只是从国务院所编《外交关系》中知道了它的结论。
       约翰逊在报告中总结了四种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的方式：A.由美国公开进行空中打击；B．由国民党空袭；C.在中国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D.空投国民党的行动小组。约翰逊认为，由美国实施空中打击，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只有派很多波次的飞行，才能完全摧毁目标。而在大陆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的方式，也是极不现实的。因为你根本就雇不到这样的人。国民党实际上也无能力单独实施空中打击。约翰逊还总结了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弊端：首先，情报的出入太大，以致华盛顿根本不能精确地锁定所有目标。其次，实施打击只是延缓了时间。最长也就是4到5年，北京又会再次启动它们的核计划。第三，中国会对台湾或美国在东亚的基地进行报复。最后，一个师出无名的军事打击会付出沉重的外交代价。
       约翰逊提到，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要赢得世界舆论对美国做法的支持，惟一可行的是，在世界范围订立防止核扩散和对核材料生产进行的核查协议。一旦这类协议进入到谈判中，中国再公开无视它，就给了打击它的口实。然而约翰逊相信，当这类协议能够进入谈判时，中国大约已经完成了核试验，像法国那样，成为一个“现存”的核力量。在任何情况下，法国是不可能支持这样的协议的。此外，约翰逊还认为，要苏联默认美国对中国的打击，是“绝对不可能的”。
       约翰逊认为，只有在对侵略做出反应时，世界舆论才会接受军事打击行动。比如说，中国如果以支持者的面目出现，在老挝或越南进行干预，造成一场有限战争的时候，军事打击就会被舆论所支持。此外，还有一种非公开的打击方案。这就是由国民党来干。但约翰逊指出，即使可以相信国民党的破坏小组有能力分别搞掉包头和酒泉的核设施，但由于他们几乎不能同时在两处得手，因此必会遭到中共的报复。而中共对台湾的打击，会把美国置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总的说，约翰逊的看法是，阻断中国核计划的行动是危险的，它很可能失败；它会损害美国的形象，削弱美国的地位，使世界力量格局变得难以捉摸。这些结论，同1963年肯尼迪总统的想法是大异其曲的。
       约翰逊后来写道，他当时的研究反映了“各部门间广泛的一致”。因此，在高级官员们考虑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时，还有相当的分量。1964年4月底，腊斯克曾经把一份高度压缩的约翰逊报告呈送给约翰逊总统。鉴于腊斯克的这个做法，美国最高层对约翰逊的观点应该说是认可的。
       正在美国人欲罢还休之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在1964年前8个月里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兰州气体扩散厂在1月间已经生产出第一份浓缩铀，并开始了试验；4月，酒泉基地生产出了第一个核部件；6月，第九研究院进行了同比例的爆炸试验；8月，酒泉厂装配出第一个核爆炸装置。
       这一切，使美国人又一次紧张起来。
       重新定位中国的核进展
       1964年初，美国从秘密渠道得知，中国在1964年将“肯定”爆炸原子弹。前国务院情报研究室的艾伦·怀廷回忆说，他是从一份关于周恩来访问马里的情报中了解到，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当时，周恩来告诉马里总理莫贝多·基塔，中国将在10月进行核试验。可当时不知为什么，人们对这条消息的价值却未加充分注意。
       当时美国对中国核情报的获取，主要是通过空中侦察。从1964年春起，U-2间谍飞机从印度东部的查帕迪亚起飞，已经可以飞到罗布泊上空。从1963年7月起，美国共发射了10颗“加贝特”卫星。这些卫星携带有高分辨率照相机，可以清晰辨别地面小到18英寸的物体。1964年8月初，间谍卫星发现，在罗布泊试验场，已经树立起铁塔和其他设备。据此，情报分析得出结论：“罗布泊地区明显的可疑物体表明，那里是一个试验场。它在为两个月后的使用做准备。”
       但对于中国究竟在何时爆炸原子弹，美国人还是没有把握。7月24日，麦克恩告诉约翰逊总统，还不能预知中国何时引爆它的核装置。中情局则认为，在1964年底之前，核试验不会进行。他们的根据是，中国在此后数月中，还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核裂变材料来爆炸它的原子弹。原因就是，中国的核原料是钚而不是铀。而包头核工厂生产的钚，至少在1965年前还不能填装一颗原子弹。按照这样的推测，美国情报人员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应在1965年中爆炸。另外，美国情报人员还怀疑到法国是否供给了中国核裂变材料。不过，他们没有肯定的证据。今天看来，只有国务院专家艾伦·怀廷的判断最明智。他当时就肯定，中国的核试验发生在即。如果不进行核试验，就没有必要在罗布泊试验场树立起铁塔。此外，周恩来关于10月进行试验的话，也决不是空穴来风。
       在临界点上
       中国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这使得“核危险”这个话题成为总统星期四午餐会的重要内容。参加聚餐会的，通常是约翰逊班底的核心人物。他们是：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和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在9月15日的聚餐会上，这一小群人最后的看法是：如果加以权衡，在中国按自己时间表爆炸原子弹，与美国采取单边不宣而战的打击两者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其可能性只在“军事敌对”这样的事发生时才可成立。尽管如此，这些总统班底的大员，仍然没有放弃试探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这种联合行动包括“发出威胁，反对核试验”等。恰在此时，一则信息鼓励了这些顾问们。9月15日，赫鲁晓夫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谈话。他威胁说，苏联将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歼灭性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这是苏联第一次暗示，它有动用原子武器的可能。
       但在华盛顿，当邦迪希望与多勃雷宁就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问题“做一次私下和认真的谈话”时，多勃雷宁还是老话，说中国的核武器对苏联和美国说来，并不重要。它只会在亚洲造成“心理影响”，而对苏联政府说来无足轻重。
       约翰逊总统所以在中国核问题上持谨慎态度，部分原因是大选在即。当时，他正在缔造一个所谓的“和平平台”，来同共和党对手戈德华特斗法。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约翰逊政府在进行越南战争的同时，也惧怕把战争扩得更大。虽然在战争中，美国高层仍有人主张在轰炸越南北方时，应考虑攻击中国核设施。但约翰逊倒是守住了这条底线。在1965年战争升级之后，他仍谨慎地避免触发与中国的直接冲突。
       8月底和9月中旬的卫星侦察表明，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一位访华的马里政府代表团成员提供消息说，中国准备在10月1日也就是国庆节时，爆炸原子弹。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这时终于想到，得为中国的核试验抢先准备一个声明了。怀廷回忆说，这样一个公开声明，可以抢得先机，减少核试验的政治影响。并且“再次向中国的邻国保证，美国对此是关注和了解的”。麦克恩这时先行一步。他在9月中旬已经向北大西洋组织透露说，中国将在最近6天内进行核试验。
       9月2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宣读了由总统同意的声明。声明说，从各方面的消息判断，中国将在最近任何时间里爆炸它的核装置。之后，声明话锋一转，说，尽管中国爆炸了核装置，但它要拥有运载工具，还得走很长的路。显然，这既是一种自慰同时又是他慰。
       10月15日，美国间谍卫星的照片显示，罗布泊试验场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准备。包括由双层围栏环绕的高340英尺的铁塔，成列的仪器掩体，两个小一点的铁塔和各种地堡、平台。同时，美国情报人员还观察到，自1963年9月就停止的来往于试验场的大批次的飞机，在1964年下半年又恢复了飞行。这表明，最后的准备正紧张地进行。中央情报局负责科技情报的助理局长唐纳德·张伯伦肯定，爆炸就在这几天了。
       原子弹爆炸了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部的荒漠上空，腾起了巨大而美丽的蘑菇云。美国设在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有11个立即捕捉到了这个美丽蘑菇云所释放的巨大电磁脉冲。驻日本美军基地名为“足尖舞蹈者”的探测飞机，爆炸后多次起飞，收集中国原子弹的核灰尘。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检查这些从辐射云中收集的灰尘时，他们简直大吃一惊。原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国情报机构长期认定的钚，而是U-235。这就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铀弹。这意味着，中国的核能力是以一种很快的速度发展的。直到当年底，U-2飞机才证实，兰州气体扩散厂早已经投产了。
       核爆炸后几小时，约翰逊总统发表声明。不过这声明已不可能再有什么新意了。它只是说，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诺对亚洲的保护。但中国同时发表的声明，却在世人面前落地有声：一、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二、中国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一切核武器都应被销毁。
       在台湾，蒋介石被核爆炸震惊了。因为，这爆炸声对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不啻沉重一击。蒋曾在核爆炸不久提出，应采取军事行动，在中国大陆研制出核运载工具之前，摧毁它的核设施。但在美国人那里，蒋碰了软钉子。
       约翰逊总统在核爆炸后曾经任命了一个专门小组，希望对防止核扩散问题作出研究。这些加入专门小组被称为“聪明人”的前政府高级官员，对各种所谓防止核扩散的方案进行了披阅，这其中，也包含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实际上，打击中国核设施是作为整个“激进”的防核扩散政策的一部分提出的。这些政策还包括：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实质性地从欧洲撤出战术核武器；封锁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基地；以及最小威慑核战略等等。在政策取向上，专门小组更同意罗伯特·约翰逊的观点，不主张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打击。但他们对核扩散问题看得很重，视其为“重大威胁”。因此，他们建议，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核政策，并形成和通过一个国际性条约。小组认为，接受中国作为一个有核国家已是不可避免。这要求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其关键点，是把中国接纳进军备控制条约。
       显然，这是一项意在“羁縻”的建议。但由于它同受国务院支持的“多边核力量”计划相矛盾，结果没有得到约翰逊总统的支持。国务卿腊斯克虽然一方面在研究防止核扩散条约，但在另一面，却主张建立起“核武器银行”，即使印度和其他可能的亚洲国家加入其中，以对抗中国的核力量。实际上，这是默许或承认这些国家制定自己的核计划。
       这样，从实质上说，尽管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使美国高层对核扩散政策做了新的研究，但原子弹所造成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约翰逊总统在拿出一个意义重大的防止核扩散条约时，仍是困难重重。
       在这场以武力阻断中国核计划“闹剧”的末尾，还有一个小插曲：1965年春，美国海军情报系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侦知，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内拥有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在海上用核武器直接打击美国的领土夏威夷或西海岸。海军甚至还设想，中国会引发一场“催化战争”，即中国使用其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攻击美国本土，而使美国误认为是来自苏联的核打击，从而迫使美国核反击。当时的海军部长保罗·尼采曾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应在中国导弹潜艇的处女航行时，将它击沉。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海军已经紧张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直到80年代，中国才试验自己的导弹核潜艇。
       60年代就在这样的紧张之中度过了。在这10年中，中国不但完成了自己的原子弹试验，还拥有了中近程导弹以及氢弹。成为不能被藐视的核大国。而美国在恐惧和貌似咄咄逼人的外表之下，并没有拿出像样的对策。他们计议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方案，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尽管，美国决策者多少拥有“核时代”的明智，但他们“纸老虎”的形象，仍显得更加真实。虽然，中国核武器的试验成功，在60年代没有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它却为改变这种政策，造成了可信的压力。进入70年代，形势发生了大变化。中国走进了联合国，中美邦交也开始恢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年代。毛泽东曾经笑谈，中国的原子弹只是“吓吓人的”。可这一吓，真把美国人吓得不轻。他们在整个60年代都生活在“火山口”上，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但愿今天的人们，能够吸取这个历史教训：在这个世界上，称霸的人和欺负别人的人，都是没有好日子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