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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山坡上有盏灯。
       那盏灯在风里不停地摇曳着，很多次我想它一定被吹灭了，却都在奄奄一息的时候，挣扎着又挺了起来。满天是残碎的和漆一样黑的云，下弦月乍隐乍现。我刚从邻镇朋友那里借了钱回来。
       没有多久，我就走到山坡底下，一条隐约的小径从公路岔出去，曲折地向坡上伸展，那盏灯就放在十几步外的一块大石头上。“谁在那里？”我向山坡上喊。
       没有回答。我迟疑着，就在那盏灯附近，我看见了一辆脚踏车。那是一辆很破旧的脚踏车了，除了全是铁锈的车架，便只有两只秃秃的轮子。就在我想回身继续我的行程的时候，从那盏风灯附近，传来一阵呻吟，声音非常低。
       顺着小径走去，就在大石一侧，看到了他，一个年龄大约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的瘦削的中年人，紧靠着石头蜷卧着。当他被我唤醒，抬起满头大汗的前额，睁开充满着泪珠的眼睛望着我时，我打了一个寒战，他和一具半活着的僵尸没有分别，灯光闪烁地从侧面照着他的面庞，也照着他那只肿得几乎跟炉子一样粗的赤脚。
       “我愿意帮你的忙，朋友。”我嗫嚅着说。他怔怔地望着我，喉头缩动着，下巴不停地抖擞。我知道他有话要说，就蹲下来，耐心地鼓励他开口。
       “我叫王有德。”他终于说。“我住在临江街一百八十六巷七十五弄四号之三，”他吃力地克服他那不太灵活的嘴唇，“先生，求求你！我被毒蛇咬了。”
       “天啊，”我叫起来，“我要立刻背你去台北治疗。你为什么半夜跑到这里？”
       我弯腰去扶他起来，但当我的手触到他身子的时候，他发出痛苦而尖锐的哀号，额上的汗珠霎时间沿着眉毛往下淌着，双手痉挛地绞在一起。
       “我知道我死定了，”他缓缓地说，似乎每吐一个字都使他痛苦，“草药失了效，我嚼了比平常两倍还多，都没有用。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只有听他继续说下去。
       “求求你，先生，那一盏灯，还有那一辆脚踏车，求求你替我送回家，不要告诉我的妻子我死于非命，告诉她我临时被约到船上出海捉鱼去了。”
       “我的身份证放在家里，我死之后，希望能当做无名尸处理，埋掉烧掉都可以，我恨我不能毁灭我的尸体，我怕它使我的妻儿蒙羞，还要使她花钱埋葬。”
       我想说话，他用手势阻止我。
       “我身边那口袋里，还装着三条蛇，我不知道你肯不肯也带到我家，那大概可以卖三十元，脚踏车或许也值三十元，这是我的全部遗产。”最后一个字刚出口，他停下来，忽然间他的身体像被蚂蚁围攻的蚯蚓一样反复地扭曲成一团，用他的头部猛烈地向地上撞击着。经过一番挣扎之后，他才软瘫到我的膝上，哮喘着，汗珠大雨般地流着。
       “你走吧，先生。萍水相逢，我不应该这么烦你，只求你念及我是一个垂死的人。听你的口音，也是北方人吧。”
       “对了，老王。”
       “我老家还有二十亩稻田，这样死了，我的妻儿将来怎么回去？她们以后的日子使我死不瞑目，我对不起她们！啊，先生。”
       他的声音低下去，接着又是一阵抽搐，口中喷出大量白沫。我像一个吓坏了的呆子似的，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倒在我怀里的陌生人，我不认识他，却接受了他托付给我的后事。显然他以捉售毒蛇为生，而终于在可怕的煎熬中死了。山风吹过，那盏灯突然从石头上滑下来，我急忙把它接住，耳边只听见乱草索索和我自己的心跳。
       2
       我到临江街的时候，夜已更深。我一度想要先回到我自己家，明天再去的，玉珍和孩子也一定盼望得心都碎了。但我还是决定先到临江街。
       在一条满是刺鼻的从猪圈里发出的酸臭气味的狭小巷子里，我伫立在一家一团漆黑的门前。那油漆剥落的破旧屋门在我刚要举手的当儿轻轻地打开了，从阴影里伸出一团蓬松着长发的头。她向四周张望着，疲倦的眼睛停留在我手里推的脚踏车和拿在手里的风灯上。然后她全身走出来，惊慌失措地看着我。
       “我找老王—”我说。
       “我就是他的妻，”她说，“他出了什么事？”
       “不，他刚刚出海。”
       她让我到房子里，扭亮灯，一个四口之家呈现了出来，床上睡着两个女孩，一个约七八岁大，一个似乎只有三四岁。没有蚊帐，几只蚊子正在她们脸上盘旋着，灯光底下，她们小脸上已布满了被叮过的红斑。
       “有德出海太突然了，”她说，“晚上走的时候，还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我尽可能把故事编得很严密，告诉她我就是刚从船上下来的船员，老王就是抵我的缺。渔船不能等他回家通知家属，必须马上出海，所以才托我把脚踏车和风灯带回来。她立刻便相信了。
       “我多高兴，”她说，“我多盼望他能找到别的事情。先生，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逼迫他去和毒蛇握手。因此我常常地，会无缘无故地心跳。这样地，天天都要一直等到他的脚踏车在门口停下来，开门看见他那真实的身子，我才向上帝感恩，他又一次平安无事。”
       “捉蛇的生意一定很好。”
       “最毒的像竹叶青、百步蛇，一斤可卖到二十五六元。”
       “哦，”我失声说，“那不过两张电影票的钱。”“普通的毒蛇一斤只能卖到八块钱。”
       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这是我们逼他的，”她沉思着说，“假如不是我们母子，有德可能好一点儿。初来台湾的时候，我们都在教书。”
       “教书？”
       “是的，先生，”她木然说，“我和有德是济南师范的同学，证件在战乱中遗失了，来台湾之后，当了一年的代用教员，后来教育厅要提高教员水准，我们没有证件，只好解聘。再加上没有了人事关系，而第二个孩子又要降生了，有德……”
       她坐在那张吱吱作响的小竹凳上，看着地面。我打量她，她脸上像贴着一张淡黄色的纸，太多的忧愁把她的眼皮沉重地拉下来了。在举止间，我蓦地看出她的右手，猴爪一样地缩在袖口里。
       “我的右手是残废的，先生，”她说，似乎说的是别人，“那是有德失业的第二年，我们没有钱买床，就睡在水泥地上。一张毯子，垫在有德和孩子的身下。只几个月工夫，我的右臂便害上小儿麻痹，又没有钱去医治。先生，我并不难过。”
       最小的女孩扭动着身子，母亲走过去，用她那裂着伤口残存着的左手，轻轻地拍抚着，接着说:“天冷了，孩子还穿着单衣服，蛇店里欠我们四块钱，有德说要攒到二百元，便可给她们姐妹一个人做一件棉袄，去年她们小手上都长了冻疮。”
       ……
       我决定我要走了，我把口袋里的钱放到桌上。
       “我的脑筋真坏，”我说，“要不是你提到钱，我便忘个干净，这一百元是老王借支的薪水，托我带给你。”
       她那残废的右手几乎都要举起来，她用左手接过那十张几乎被我的汗水浸透了的钞票，捧到胸口，眼睛闭起来，一颗泪珠摇摇欲坠地垂在睫毛上。“有德，难为你，一百元，多么大的数目，我要把它留下来，再攒几个钱先给你买一双鞋。啊，有德，祝福你在海上平安，你的妻子和女儿日夜都盼你归来。”
       我悄悄地打开门走出去，她被开门的响声惊醒，像游魂一样地发着嘶哑的声音，向我抱歉她没有招待。她今天捡的柴已用尽了，所以连开水也没有烧一杯。我告诉她没有关系，我以后会常来看她的。
       3
       整个台北像一座被夜的灰尘埋葬了的废墟，只有我一个人像虫子一样，向我的巢穴蠕动。我的巢穴，那被世人称为家的地方，有半生坎坷生活的妻和一个六岁大的男孩，他们也在盼我归来。我在越走近家门的时候，越觉出心头畏怯，而且十分后悔，我竟做出了不可原谅的傻事。
       “借到钱了吗？”玉珍没有等我完全踏进屋子里便迫切地问。
       钱，钱，钱！我不相信她竟真的曾经是艺术系的高才生，她在灯影底下僵直站着，我不安地看着她的右手。
       “没有借到？！”
       她像受到枪击的母牛一样跳着，奔到床前，不声不响地躺下来。我把她露在外面的枯干的腿推到补丁斑斑的蚊帐里。
       “我是借到钱了的，数目是一百元，”我说，微笑着，“但是我拿它活动了一个工作，那就是出海，出海打鱼，最贵的五十元一斤，真的。老板告诉我明天就可以出海了，还有脚踏车，晚出早归，生意很不错。对了，我还有一盏风灯，我们以后也可以每逢初一和十五吃肉。玉珍，不要难过，我已找到工作……”
       妻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正在枕上耸起耳朵倾听，我想我的微笑是出自真诚。我终于找到工作，工作使我高兴，可惜我没有把老王那口袋拿回来，明天一定还在吧！隐约间，附近已有鸡在叫，天也似乎突然很冷，我拍拍面颊，发觉面颊刺骨的凉。
       （魏明摘自《秘密》，人民文学出版社，刘展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