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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四那年，我还坐在北大三角地为“我们”文学社招新。有熟人碰见我，就问我：“又在这儿骗人啊？”是啊，是啊，又在骗人了，我真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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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开学初，我总能看见许多对大学充满幻想的新生，他们面对形形色色的社团招新摊位露出了腼腆的笑容。许多对文学充满热诚的人选择了文学社。我总觉得愧对他们的热情，因为如果你不主动担任文学社的负责工作、不主动参加文学社的活动、不主动交朋结友，你很可能就会在交完会费后和文学社没有一丁点儿联系，而这正是发生在大多数入社者身上的结局。
       文学社成立在我们还在读大一的时候。那时，我们几个人也一样充满幻想，想有所作为。我们想办刊物，为此成立了一个社团。我们决心办的是一份全国大学生之间的文学交流刊物。“只要稿件质量提高了，名气打出去了，我们以后甚至可以与《收获》分庭抗礼。那样，大家毕业后就都不用找工作了。”当时，我们中的一个豪情万丈的人G这样描绘了我们的前景，大家居然都心安理得地默认了，仿佛这是确定无疑的。后来真的动手干起来，才知道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了找稿子，要和全国几十所大学打交道；为了找钱，要和资助方进行拉锯式的谈判。第一期刊物出来的那一天正在进行期末考试，我无法忘记第一眼看见那本淡色的朴素的刊物时心里那种狂喜的感觉。这种感觉真是好，它让我们着魔似的继续下去了。
       文学是无用的东西，这决定了它永远是贫穷的。出第二期社刊的时候，我们再也找不到钱了，只好出了一份简单的诗歌专号。我仍然记得我和S在他打工的公司里偷偷地排版打印的情景。不幸的是，当晚，S的老板也在上班。他看见我们在偷用公司资源，很不高兴，扭头就走了。过了一会儿老板叫S到他的办公室去。S在办公室里显然被训斥了一番，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我们到楼顶上去，想等老板走了再下去打印。那是一个下雪的晚上，楼顶上堆着厚厚的雪，我们在平台上滚雪球玩。街道路灯橘黄的光温柔地洒在白雪上，偶尔有一辆车慢慢地驶过。这美丽的雪景让我们多少产生了一点儿超越感。过了一会儿，老板屋子里的灯熄了，我们就又溜下去工作，竟干到凌晨。好容易挨到天蒙蒙亮，我和S从一道三米多高的铁门上翻了出来。我怀揣着那几页清样，在雪地里摇摇摆摆地骑车往回赶。回来头脑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当天就把刊物制作出来了，分发到社员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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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永远是文学社最匮乏的东西。有一次，我们举办了一个讲座。讲座结束后，有一个人找到了我，是某公司的副经理，现在在光华管理学院进修。他对我表示，他可以和他的几个同学给我们捐一点儿钱。我感到很高兴，但我不知道他图个什么。过了几天，他打电话给我，约我在一个茶馆见，并说可以多带几个社员大家认识认识。我带了本社的另一个负责人C去见他，他和他的一个同学坐在那里。我们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些话，所谓给钱也始终停留在一个构思的阶段。几天之后，C告诉我，两个经理又找她了，是约她去唱卡拉OK，为了不得罪他们，她只好去敷衍了一下。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悲愤。我当即告诉C以后不要再违心地接受他们的邀请。我也没有再和他们联系。我们还曾经试图通过拉广告的方式来获得经济援助。我记得我和J在大夏天里穿着拖鞋跑遍了北大周围的各种营业场所，但除了学会了各种礼貌地拒绝别人的方法之外，似乎一无所获。
       因为没有钱，干什么都束手束脚。我们一直在为没有一个投稿箱而发愁，一天，社长F兴致勃勃地提着一个生锈的大铁箱回来了，说是在垃圾沟里捡的。我们对箱子进行了精心改造。刷漆太麻烦，我们就在它的上面包了一层蓝色的彩纸，然后用透明胶密不透风地包了一层又一层。这个远远看上去就像缠满了绷带的伤员的箱子在三角地支撑了一年多。
       我们的美术人才也比较缺乏。每次排版印刷，往往要借助于手工制作。比如，用剪刀把某处的一幅比较好的图画剪下来，贴到打印稿上，再复印一遍，就成了带有插图的页面了。还有一次，为了出一张宣传海报，我们找不到画画的人，F郁闷地把手拍在桌子上，不料竟拍出了一个好看的图形—他的手上沾着墨汁。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作图的方法。比如，我们需要一个耳朵的图像，我们其实可以把耳朵涂上墨水贴在纸上，纸上就会有一个耳朵的大致形状，这样出来的效果是专业画家都达不到的。我们就依照这个方法制作了很多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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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搞和文学有关的活动，我们也搞其他的联谊活动。有一次招完新以后就快要过国庆节了，我们组织社员骑车去天安门看升国旗。我们在晚上12点钟出发。街道上几乎没有人，车也很少，黄色的路灯照着空荡荡的街道，让人觉得城市的夜真好。我们骑得像摩托车一样快，大声谈笑，快活异常。骑到天安门，才不到两点钟，气温降得很低，而我们大多单衣薄裳，所以都瑟瑟发抖。好不容易天蒙蒙亮了，广场上慢慢有人了，不料一个消息传来：要清场。意思就是要把所有的人赶到广场外面去。我们只好在广场外边踮起脚看了一会儿就走了。回去夹杂在上班的人流中，都失散了。
       文学社带来了许多“累”的感觉，当然，也有许多高兴的时刻。比如，我们在三角地卖我们的社刊，由于买的人很多，形成了交通阻塞，这时有一种劳动得到承认的兴奋心情。杂七杂八的事情太多了，有些成功有些失败，但回头去看，都觉得非常有意义。大学结束后，我几乎什么都没剩下来，只剩下文学社办过的8期社刊。它们记录了我每一个阶段的成长。
       我常常想，为什么会干这件事呢？只是因为我们年轻。我记得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除了年轻的激情，我们委实一无所有。也正是因为年轻的激情，我们才这样无怨无悔地找累。是激情驱使我们要在沉寂的校园里喊出文学的声音，是激情导致了‘我们’社的发生、发展与壮大，是激情让我们虽屡遭挫折、疲惫不堪，但拒绝改悔。”
       （赵杨摘自2008年2月19日《北京晨报》，季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