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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
       他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辛亥革命前夕，三叔带着两个镖客回到成都，大哥便跟镖客学习武艺。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使他做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每天清晨，大哥便起来，穿一身短打，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那灵活的舞刀姿态，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
       他后来进了中学，毕业时又名列第一。归来那天，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为他的光辉前程庆祝。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后到上海或北京有名的大学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留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
       然而不到几天，他的幻想就被父亲非常残酷地打破了。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叫他娶妻。
       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那个姑娘是我的一个表姐，我们都喜欢她，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
       父亲选择的方法很奇怪。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父亲不能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的媳妇，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上面，揉成了两个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父亲拈了一个“张”字，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被淘汰了。
       大哥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升学的志愿没有，但是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
       于是嫂嫂进门来了。祖父和父亲因为大哥的结婚在家里演戏庆祝，结婚仪式自然不简单。大哥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在这些日子里他被人宝爱着像一个宝贝，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他似乎有一点点快乐，又有一点点兴奋。他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我们有了嫂嫂，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他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他得了一个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年轻，读过书，会做诗，会画画。他满意了，在短时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梦想到的种种乐趣。
       他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个晚上父亲把他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
       方；可是我这两年来人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
       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他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场。
       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不用说狂风大浪在等着他。
       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没有反抗，也不知道反抗。
       月薪是24元，为了这他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然而灾祸还不曾到止境。一年后父亲突然死去，把我们这一房的生活担子放到他的肩上。他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有几个弟弟妹妹。他埋葬了父亲后就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我们一房人的生活费用自然由祖父供给，他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应付。他永远平静地忍受了一切，只有一个办法：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
       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自然非常高兴。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儿子是他的亲骨血，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在儿子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
       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
       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我们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接受新的思想。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
       祖父死后，大哥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有用处；同时，我和三哥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我和三哥不肯屈服，不愿意敷衍别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婶娘。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对他加压力，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婶娘，她诬我打肿了她的独子的脸颊。大哥要我向她赔礼认错，我不肯。结果他自己代我赔礼认错，还受到了二叔的申斥。他后来到我的房里，含着眼泪讲了一两个钟头，惹得我也淌了泪。
       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幸而发病的时间不多。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同路离开成都，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一种专长就回成都“兴家立业”，但我和三哥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
       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分别六年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我把他送到船上，他已经泪痕满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说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了我。他进舱打开箱子，拿出一张唱片给我，一面抽咽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手一看，是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唱片拿出来送给我。我默默地接过了唱片，心情不能用文字表达。
       我和表弟们坐上了划子，让黄浦江的风浪颠簸着我们。望着外滩一带的灯光，记起送别了一个所爱的人，我的心开始痛起来，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竟然淌下了泪水。
       他回到成都写了几封信给我。后来他还写过一封诉苦的信，说他会自杀，倘使我不相信，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明白一切。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并不曾重视他的话。
       然而就在1931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果然用毒药断送了年轻的生命。两个月后我才接到了他的遗书：
       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作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顺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
       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吧。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
       这就是大哥自杀的动机了。他究竟是为了顾全绅士的面子而死，还是因为不能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我虽然熟读了他的遗书，被里面一些极凄惨的话刺痛了心，但是依旧不能了解。我只知道他不愿意死，也没有死的必要。他这一生完全是在敷衍别人，任人播弄。他知道自己已经逼近了深渊，却依旧跟着垂死的旧家庭一天一天地陷落下去，终于到了完全灭顶的一天。他便不得不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拿毒药做他唯一的拯救了。
       他被旧礼教、旧思想害了一生，始终不能够自拔出来。他是被旧制度杀死的，然而这也是咎由自取。在整个旧制度大崩溃的前夕，对于他的死我不能有什么遗憾。然而一想到他是悲惨的一个，一想到他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一想到我所带给他的种种痛苦，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
       (李岐摘自《我的家》，作家出版社，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