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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面，我就同他吵了一架。
       一上车就去了补票的7号车厢，补卧铺的人已经把补票台挤得水泄不通。夏末是出行的好季节，西宁回来的车是热线，我原本个子就矮，如此，一下就淹没在拥挤的气味和身形高大的一群男人中间。他们的手臂越过我的头顶，一个一个在我前面拿到了卧铺票。我烦躁起来，忍不住喊，能不能先来后到啊？但压根儿没有人听，终于等到列车长接过我手中的钱时，我已经站在那里被挤了近一个小时。
       补了3号车厢的硬卧，拿着票，拎着硕大的行李箱艰难地穿过几节车厢，终于气喘吁吁地站在了4号和3号车厢的连接处。车厢里散发着阵阵方便面泡开后的气味，已经是午饭时间。我喘了口气，又走了两步，路过敞开的乘务员室时，被一个声音阻拦了。听到对方问，喂，你几号的？
       站住，转头，看到狭小的空间里，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正一边咀嚼着饭菜一边看着我。
       男人略瘦，眼睛小小的，有些秃顶了，坐着也能感觉到身高的优势，眼神说不出是厌烦还是疲惫，边问我边肆意地吃着东西。
       忽然有些生气，原本就为补票烦闷，又碰上这样的称呼和眼神，根本不知道他问什么。于是没好气地回，什么几号？不知道。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又说，我问你是几号？我的脸也冷着，但想了他问必定是有原因，或者是换牌吧。于是低头看手里已经捏皱了的车票，只写了车厢和下铺，有“补”的字样，并无卧铺号。又抬起头答，不知道几号。
       他终于停止了咀嚼，一把将我的票拿过来，看了一眼，瞪我，不写着4号吗？什么叫不知道？
       我的火也噌地上来了，当然是4号，不然我能往这走吗？谁知道你问的是车厢还是卧铺号？
       他说你什么态度？这么厉害干吗？也猛地站起来，足足比我高了一头多，然后忽地伸出手来。
       我的心一慌，本能闪躲了一下，说，你什么态度？有你这样对待乘客的吗？他却是伸手将挂在墙壁上的黑包拿下来，打开，一边拿了我的车票换牌，一边又瞪眼睛，我怎么对待乘客了？问你话还不说，脾气大得不行。
       有你这样问的吗？我脾气大还是你脾气大，没见过你这样的乘务员……我接了牌，扫了一眼。心里还是气，口中也没有停下。
       两人声音渐渐高起来，我越想越气，忽然喊，我投诉你！
       随便你！他也不示弱。两个人都当真地生了气。旁边的乘客听到争执围过来，一个年轻的军官走到两人中间将他按下，说，师傅，先吃饭吧。然后拿起我的箱子扯着我朝4号车厢里面走去。
       争执终究算是平息，我将东西放好，把自己摔在卧铺上，原本上车前有些饿了，这样一挤一闹，竟然什么都不再想吃。
       埋头生气的时候，他从车厢里经过两次，一次打扫卫生，一次给下站下车的乘客换票。我看到他，眼皮都没有抬，他更不说什么，在我眼前把卫生收拾好，站起来离开。休息了一会儿，我的火气渐渐消去，拿着杯子去接水。
       又看到了他，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他正站在那里抽烟，神情有些贪婪。必定是个嗜烟的男人，随意一扫，可以看到他的手指有些泛黄了，另一只手里捏着烟盒。他抽的是“白沙”，我认得那种烟，三块钱一盒，最普通的香烟，在公司，只有看大门的大爷才抽。
       他也看到了我，面无表情，一口烟幽幽地吐出来。
       回去睡了一会儿，天就渐渐黑了。起来吃晚饭，是自己带的面包和火腿。对面的两个男人在喝啤酒，吆喝着有些吵。然后我又看到他走过来，看到空的啤酒瓶，沉默地收进另一个袋子。离开后，听到两个男人说，现在的列车员也够可怜，工资低，又累，一个大男人还要干女人的活，铺床叠被的。现在连啤酒瓶子都收了卖钱……
       我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想起刚才高高大大的他弯腰捡酒瓶的情形，忽然就不想怨他了。
       喧闹终于停止，到了熄灯时间。我躺下来，希望尽快入睡，到站是凌晨4点，不合适的时间，却没有办法。片刻，听到隔壁传来说话的声音，夹杂在火车和铁轨摩擦声中，倒也听得清。
       好像是他，和那个劝解了我们的年轻军官。两个人聊天不再讲普通话，都是地道的济南口音。听到军官劝他要少抽烟。他说，这么枯燥磨人的工作，一条线，来来回回地跑，一跑就是十几年，几点路过哪个村子哪个门都一清二楚了，不夸张地说，住在铁路边上的孩子都是我看着长大的……这样的日子，不抽烟还不疯掉。
       也是。军官附和，跟着叹口气。他又说，二十几岁就跑车，跑到现在了。以前年轻气盛，老跟人吵，还动手。在车上，什么人都碰到，有时候也讲不了理。现在好得多了，制度也严，真被乘客投诉一次，一个月就白辛苦了……
       我侧过身去，下意识地，用被子掩到了耳部。也许他并不是说话给我听，我只是不想再听下去。
       过了一会儿，我睡着了。
       是在到站前半小时被他叫醒的。他轻轻扯我的被角，看到我醒了，神情淡漠地说，换票了。
       我应一声，坐起来，清醒过来，在裤兜取了牌给他，换了车票，重新塞进装了钱夹的裤兜。
       他依旧面无表情，把牌放好，转身离开。走了两步，又回头叮嘱一句，小心点，最近扒手比较多。
       我一愣，想说声谢谢，却没说出口，毕竟几个小时前，我们是争吵着见面的。
       在灯光暗淡的车厢里坐了片刻，看到车窗外的灯火，列车已缓缓驶到我熟悉的城市。
       站起身来收拾了行李，等着火车停下。看到他熟练地开车门，放下客梯。许多乘客和我一起在他面前下车，离开。
       通过地下通道，我很快淹没在出站的人群中，然后随着人流挤到车站口，伸手拿票出站。手伸进裤兜，心里一沉，下车时还饱满的裤兜，竟然空无一物。
       明知不可能，还是退到一边把所有的包和兜都翻了一遍，却悲哀地发现，不仅钱夹，连装在另一边裤兜的手机也一同丢掉了。
       说不出是慌乱还是愤恨，还有一丝懊悔，他明明叮嘱了我的，我却还是大意了。那一刻，在复杂的感觉中，竟不由对他生出一丝感激来，只是感激很快就被眼前的困境淹没了。钱夹和手机丢了都是小事，问题是，现在，我没有票出站。
       面对两个检票员冷漠的目光，我渐渐语无伦次起来，说什么他们都不肯相信。他们看到的各种逃票的人太多了，他们的职业不允许他们有过多的同情心。现在我需要做的，是在质疑的目光中，补一张全程票。可是我身上不仅没有钱，甚至没有电话求助。
       他们却坚持不放我走，言语渐渐苛责起来。分辩着，我的眼泪终于下来了，乘客已走尽，站内只剩下我。那两个人丝毫没有被我的辩解打动，当我又说到我是真的被偷了时，一个人忽然不耐烦地说，谁证明你被偷了？谁证明你买过票？连声的追问，我一着急，没有说出话来。这时却听身后有人说，我可以证明。
       有些熟悉的声音。我不可置信地回头，竟然看到他。竟然是他，以高出我整整一头的姿势站在我面前。神情依旧是淡漠的，甚至没有看我一眼。
       他的两个同行用同样质疑的目光看着他。他不慌不忙地取出工作证来。我是这个车次的乘务员，她是我车厢的乘客，上来时还跟我吵了一架，下车前我亲手给她换的票。
       两个检票员中的一个怔怔地看着他，车都开了，你这趟，还不白跑了。你下来给他做证明，她是你什么人啊？亲戚吧？
       他笑笑，并不答，只说，工作我托给同事了，我坐下个车次回。如果你们相信我，就让她过去吧。
       我听着，更加说不出话来。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会出现，把工作都丢下了，只是为了来给我作证。但是，他是如何知道的？我分辨不出，抬头看着他，眼睛里已经一片蒙。他也看着我，慢慢地说，很抱歉姑娘，下车时，我看到有人偷了你的东西，他们不是一个人，是几个人。我没有告诉你，你走了，可能再不会坐这次车，可是我还要在这条线上继续跑，5年，10年，可能20年，有些事，我也无能为力……
       我摇头，眼泪哗啦哗啦掉下来。我如何还能指责他当时没有站出来，指责他不够勇敢呢？他连这些都无须去做。他说得没错，我们是以吵架的方式见面的，一次太过寻常的萍水相逢，转头谁都不会再记得谁，即使带着怨怼也会轻易忘记。他过着这么枯燥的日子，青春和热情都在无休止的路途中消失，要担着生活的艰辛，每天面对各种面孔各种人心。他有他的小自私、懦弱和坏脾气，可是他有他良心和道德的底线，并自我约束和遵守。
       他们将我放行了。在出站口的这一端，我再回头，再看他，只看到他高而微瘦的背影。而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连声谢都忘记了对他说。站在凌晨四点的站前广场，眼前闪烁着熟悉的城市灯光，不远，就是家了。站在那里，握着他刚才硬塞给我打车的20元钱，微笑着，我再度流下泪来。
       （韩丽霞摘自《人生与伴侣》 2007年第2期，马建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