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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偌大一个对于高级管理人才急迫需求的中国市场，我们眼睁睁看着“大学生就业难”这么快就延伸成“留学生就业难”，由此引起的惊愕，不亚于当头浇下了一盆凉水……
       中国的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对技术工人到高级管理的各种人才都呈现出迫切的需求。这使得各国留学生都羡慕不已，有的香港和台湾的留学生就是瞄准了这个市场，希望能够到大陆来找一份理想的工作。他们到英国留学，不过是为了取得一张进入这个市场的通行证：他们知道大陆对文凭的重视正在日益高涨。
       一个来英国读本科的学生，很可能是为了追求浪漫的理想，可是一个来英国攻读硕士的学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说就是为了文凭——因为在文凭的背后，就是很实在的经济收入。其中有这么一位，当他在国内获得了某热门专业的学士学位后，当时的月工资是4000元人民币，他觉得太少，就奔英国去读硕士。可拿到硕士学位之后一打听：回国后每月工资只能挣到6000元。这位先生突然觉得自己花了这么多钱到英国来读这个硕士太不划算，一咬牙：“再读个博士！”在英国本土，读个博士要四年的功夫，不是立志于将来去搞学术研究的人，一般是不会去读博的，所以留学生要读博也并不难，有的学科英国政府还承担每月1200英镑的生活费用。
       可问题是：当他读完了博士回国，能不能拿上理想的薪水，恐怕还是个问题。在他出国那阵，国内正流行一种说法，说是现在1000元钱月薪的工作不好找，可是如果你手里有了一张洋文凭，就可以放开胆子去奔百万年薪。没想到才过了两年，一个新名词在中国的大地上广为流传，闹得留学生们人心惶惶，这个新名词就是：海归(龟)变海待(带)。有关调查结果显示：身在海外的留学生中，近九成(87．7％)有回国意愿；已经回国的有大约30％在6个月内没有找到工作，还有大约10．2％在1年内没有找到工作，另55．5％已经找到工作的对现在的工作不太满意，其中两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无法施展才能”和“薪酬低”——他们中有40％的人把薪水定在1万元左右，可是实际情况却相去甚远。北京中关村“海归”跌破月薪3000元大关，一些人已经把月薪降到了2500元；成都的一位从英国回来的女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连续报考了两次公务员、向企业递交了十多份申请、获得三次面试的机会，最后得到的那份工作，三个月的试用期内月薪只有800元，其后连同商务提成的年薪，算来也不过3—4万元。不过因为前景看好，她还是比较满意。
       近年来为了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中央、地方政府出台了多种优惠政策，各地还创办了各种为留学生服务的特区。为此，有两成多“海归”选择了自己创业，创业领域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比例最高，占到32．2％，其次是咨询业、教育文化行业和对外贸易业。可是很快就有专家指出：不应过多鼓励“海归”创业。中国北京望京留学人员创业园办公室负责人认为，创业园确实是扶持留学生创业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满足了一部分真正有创业愿望的“海归”的需求。可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而不是解决就业岗位，就业的解决最终还得靠市场。对于“海归”回国创业，北京物美商业集团副总裁吴坚忠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舆论不应该过多地鼓励“海归”创业，这无形中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压力，似乎海外留学回来的就一定要比别人强。尤其是没有工作经验的“海归”，回来后最好先不要创业，而是应该先找一个企业熟悉环境。
       面对偌大一个对于高级管理人才急迫需求的中国市场，我们眼睁睁看着“大学生就业难”这么快就延伸成“留学生就业难”，由此引起的惊愕，不亚于被当头浇下了一盆凉水，所有的美丽幻想都被浇了个灰飞烟灭。
       这其中的原因很多。
       首先，中国已经不再是百年前“幼童”时代那个极度封闭的中国，当年连林则徐这样开放的官员都不知道英国地处何方，还以为与俄罗斯毗邻。可是现在，中国已经敞开了大门，信息和网络畅通无阻，把全世界联成了一片。改革开放后学成归来的那17万留学生，很多已经被安排在国家重要的岗位上，具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留学生从过去的“资源稀缺”到现在的“资源泛滥”；与此并行的，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质量不断在提高，因为熟悉国内的人文和经济环境，免去了“适应”这个重要的环节，这些都让用人单位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一些留学生不但学业不精，就连德性也成问题。2004年6月29日，山东临沭县对两名从牛津大学毕业的MBA提起公诉，国内传媒对于这桩案件的报道全文如下：
       今年38岁的安森林是湖北黄岗人，2000年通过考试，自费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MBA，32岁的尚贤华(女)是浙江湖州人，在英国攻读MBA时与安森林结识。2002年，临沭县支柱企业常林集团招揽海外人才，聘用安森林为常林集团外贸公司总经理、尚贤华为副总经理。集团对于这两位“海归”人才寄予厚望，而上任伊始的安森林和尚贤华工作也非常卖力。但在2003年，他们因涉足并不熟悉的木材市场，做下两宗生意净亏损300多万元，安森林觉得自己无法向集团交代，绝望之下，与尚贤华两人携带公司300多万元现金溜之大吉。他们于2003年的9月转道张家港飞往深圳，10月27日被警方抓获。
       安森林案给人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延揽人才不能“贪大求洋”，博士、“海归”等并不是万能的，适合的人才才是最好的；二是对于招聘的人才除了经济、生活方面给予优厚的待遇外，还要强化监督制约机制。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案件中获得更多的启示：要么牛津大学的MBA课程并不见得就完全适应中国商业领域，要么这两位博士没有把“真经”取到手，所以导致了他们在木材市场上的失误。可是我们完全可以认定：牛津的教授们肯定没有教过自己的学生在生意失败后卷款潜逃。这到底是因为两位博士出国前就在中国市场上培养出这样的“潜意识”，还是他们回国后在中国特色的市场上摸爬滚打后受到了“新启发”，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中国这个市场改造人的能力，实在是不可低估。
       中国的市场很大，所以才有那么多的留学生把目标定在商界。可问题在于：在中国的商界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老总们，不一定就迷信文凭。比如19岁的项黎并不喜欢读书，但是肯定会继承父业当上一个大企业老板。他最崇拜的偶像，是金庸先生在《鹿鼎记》里写的韦小宝，最讨厌的人是学校里的老师，最瞧不起的就是留学生中的“挣文凭派”——因为那些比他能读书、来到英国拼命挣文凭的留学生，很多人就是为了将来能够在他这样的公司里，谋求一个职位。项黎说：“到那个时候，我或许会招聘一些硕士博士甚至是博士后，可是我看重的不一定就是他的文凭。不管什么样的
       文凭，如果在三个月之内没让我的公司见到效益，我就要请他走人。”
       在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文凭高”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对项黎的话嗤之以鼻。可是不要忘了，和那些从中国校门跨进英国校门的人相比，已经涉足商界的项黎起码能够代表一部分业主对于人才的价值取向。当然了，项黎的层次的确不高，他的“三个月见效益”的话也实在不很内行，不过别忘了像他这样“生下来就要当老板”的年轻人从小就在商界耳濡目染，对于个中的利弊知之甚深，其中的优秀者往往怀有超越上一代的雄心壮志，不是其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可比。所以即使那些学历很高的职业经理人，也未必就是他们的对手。现在中国企业的老总们，接班的儿女从企业的最底层的岗位上锻炼的时间，与企业的规模成正比。像万向、广厦这样规模的企业集团，接班人可能要花上8－12年时间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一些规模在几亿到20亿之间的知名民营企业，接班人锻炼的时间得要3－5年；就连一些普通的中小民营企业，也需要一到两年。其中万向集团老总鲁冠球的儿子鲁伟鼎，从小虽然聪明却不喜欢读书，高中还没有毕业就被父亲送到新加坡去学了半年的企业管理。后来一直在企业各个岗位上轮班，到21岁的时候，同龄人还在大学里寒窗苦读，他已经担任了万向集团的副总裁，两年后转正为总裁，5年后才去美国留学。在他任职的10年中，万向集团完成了由普通的民营企业向国际性现代化企业的转变，到2003年，集团的销售额达到130个亿，利税10多个亿，他本人也荣任团中央候补委员、全国青联委员。
       那些仅仅因为手中有了个洋文凭的人想要到这样的企业求个几十万百把万年薪，恐怕得好好掂量掂量。
       投靠企业不顺，还可以去机关，现在从中央国务院到地方的公务员甚至事业单位用人每年都公开招聘。有些企业工资虽然很高，却没有医保和社保，而这一切国家机关都有；这些年提倡“高薪养廉”，很多财政收入丰厚的省市还有数额不低的“阳光工程”，最近又在酝酿“用车补贴”，算起来收入不见得就比企业差。再说国家机关用人规范，想来不像老板们那样“难伺候”，一句话不合适就炒你，工作不但稳定，还可能要轻松一些，再说自己有留学背景，还可能提高被提升的几率。于是在很多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招聘的报名队伍里，都出现了想从企业“跳”出来的“海归”，可是当他们揣着洋文凭去报名的时候，才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一，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的规定：主任科员以下的非领导职务，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下，学历大专以上即可，个别特殊岗位学历要求硕士以上，博士报考的年龄可以宽限到40岁。这样宽松的招聘条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对“洋文凭”的优待，显然是一视同仁。
       第二，所有的应聘者，都要经过国家严格统一的公务员考试。就拿成都市2004年公务员招聘的报名情况来看，只有那些在379名或者是369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进入前3名的，才有可能进入只录取一名的面试。“洋文凭”在此期间依然起不了什么作用。
       第三，即使进入了面试，招聘单位重视的大多也是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洋文凭”的持有者，都是从中国的大学直接进入外国的大学，不但在国外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历，对于中国本土的情况也很陌生，要想在这样的招聘中获胜，非得下大工夫才行。某市外事部门礼宾处招聘口译人才，应聘的三个留学生全部落榜，输给了本土大学生。其中一名法国留学生总分和多项分数都在第一名，偏偏专业分——即口语输给了第二名，原因是第二名已经在口语岗位上工作了三年，期间陪同省市领导去欧洲多个国家出访，口语水平还受到过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夸奖，没有实践经验的法国留学生再是优秀，想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以上这些都说明中国的人才市场，已经在教训中逐渐成熟，其进度令留学生及其家长们始料不及。可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至今少有人在讨论中提到：海归和“环境”到底谁改造谁。
       许多海归出国求学的原因，主观上是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由于不能在国外就业，这个目的就变成了得在客观上改造国内的环境，有学人之所以为众多留学生出国而欢呼，也是相信他们将是改造中国环境的一大生力军。可是个人与环境的抗争，不但需要实力，而且还需要付出代价。好多急于收回“教育成本”的人，恰恰对此没有思想准备。我回国后见到一个在国内的武术比赛中获得过冠军的年轻人，到英国学了“体育管理”之后，信心百倍地去应聘中国2008年奥运筹委会的一个机构，没想到人家对他的考核是看一分钟能够在电脑上打多少字，气得他拂袖而去：他们到底是聘我去与世界接轨，还是聘我去为他们打字的?我问过一个在英国拿到“公共事业管理”硕士文凭的留学生：你出国到底有什么收获?他说一是出去见了世面，二是花了一大笔钱拿回一个洋文凭，至于在国外学习的那些东西，基本上没用。首先，西方的历史和文化都与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行政制度更是本质上有区别，回国后即使能够通过公务员考试这一关，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小跳蚤”不可能去掀起大铺盖，着手进行什么改革。可是我的那些从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国家来的同学就不同。他们本身就是现行政府某一级的官员，由国家出钱来到英国，学习一年并且在英国的政府里实习一年，任务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回去着手一定程度上的改革。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学以致用”。
       即使是那些有资历有威望的人物，在与环境的抗争中也未必能够轻易胜出。2005年3月，传媒爆出一条消息：清华名教授陈丹青愤然辞职。陈丹青，1980年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与罗中立的《父亲》一起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的里程碑；2000年，移居纽约18年且事业有成之后，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回国的时候他曾经相信：自己在体制外受得了，在体制内也应该受得了。没想到在连续5年的挣扎之后，他不得不因为无法忍受学术行政化和办学教条化而愤然辞职。连陈丹青这样大名鼎鼎的艺术家都被磐石般的体制“逆淘汰”，更不要说那些“底气”不足的留学生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今中国的政坛上，50年代留学苏联及东欧的一批官员已经悄悄隐退，号称百万之众的“第十代海归”中的佼佼者已经进入高层，而他们的留学地点大都是欧美。有评论认为，他们“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市场经济法则，民主和法治意识和创新能力都受到过更多的锤炼……”，他们步入政坛，显然是新一代留学生的福音。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近年来加大了公派留学的力度，派去的大都是在基层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中青年官员。他们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深知中国需要什么，也深知自己需要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能够在不长的留学时间里抓住问题的要害，不少人回来之后，很快就在工作中做出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