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治维新到今天，日本几乎每年都会有几本研究或翻译《
论语》的书问世。有些是白领翻译的，充满了商业管理味。
8年前问世的《
论语》俗译本《活在理所当然中》的作者市侧二郎，在广告代理店干过，做过大学职员，指导学生就业，又从事过人事工作。
人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市侧二郎翻译出来的《
论语》，像是他要向即将走向社会的学子说的话。他把“君子”翻译成“管事的”，将“君子不可小知，可大受”，翻译成“管事的别管鸡毛蒜皮，管就管大事”。“子曰”之“曰”，或者译成“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劝戒我们”，让孔子的教诲在现代生活中能够复活起来。作者是感到活在当今大变革时代实在不容易，仅依靠常识，有时会看错人生。深感大哉孔子，仰之弥高，困难之时，得意之时，都不要失去自我，做人要有自信。
一部《
论语》，孔子面对的人物，既有国君，又有家臣，还有他的弟子们。不用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们的名字，对于市侧预想的读者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恐怕他们也懒得费工夫去认这些名字，于是几乎一律加以抹煞。仅在很少的场合，让他们“出名”，子夏是其中有幸留名的一个。《子路第十三》：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市侧把这里的“子夏”，译成了“子夏师兄”：子夏师兄被派到分公司／老师教给他／不要急于求成／目标别定太小／着急反而不成／光打小算盘／就办不了大事情。
《
论语》中有许多特定时代的概念。《泰伯第八》：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春秋时代百余国间，兴衰不齐，治乱无常，此为“危邦”，而彼为“乱邦”，君子何去何从，何以做人，孔子讲的是那个时代的生存为人之道。看似繁荣的商业社会自然没有危邦乱邦之说，但市侧却把这段话翻译成了现代青年的就业择业之道：老师跟我说，为了更懂得人，就得好好学／真心实意，为社会做点事／经营不稳定的公司，别进去／内部乱哄哄的公司，不如辞职／通情达理的地方，站出来干它一番／无法无天的时候，忍着吧老老实实／全都在踏实干活的时代／收入少没固定职业／是害羞的事／但是，全都在发愁的时候／闷头攒钱安居高官显职／就更不好意思。
这样一来，那《
论语》就像是为了正在为找工作发愁的大学毕业生写的，那提倡“有教无类”的孔老先生，也俨然该到大学职业指导中心去上班了。市侧多年和苦于求职的大学生打交道，他实际上是借了孔子的嘴巴，来跟大学毕业生们说话。
孔子毕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没能乘桴于海，也摸不透日本人都怀揣什么心思。不过，如果读了市侧的翻译，再看看他写的解说，就可能觉得孔子莫不是“日本通”?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提倡的是少说空话，快做实事。市侧的译文是：老师告诉我管事的体会／报告，要抓住要点，简洁明了／业务，要麻利，干脆利索。
如果说上面这种译法还不算是离题太远，那对《述而第七》中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翻译，恐怕就没人不说离谱。他的译文是：老师给我这样的劝告／男子的脸，要庄重／不要愁眉苦脸／小里小气，一张苦脸／就会让人小看。
在解说中，市侧引用了社会评论家大宅壮一的话：“男人的脸是履历表，女人的脸是收账单。”原来一般日本工薪家庭，多是男人在公司里充当冲锋陷阵的武士，妻子则从丈夫手里接钱管家。年过不惑，那职场的升降荣辱，便都写在了男人脸上，而公司是不喜欢愁容、倦容、怒容的，因为那样会吓走客户。孔子讲的是人要有坦荡的胸怀，大概市侧觉得这对日本娃娃们来说要求太高了，结果转而让孔子告诫他们，自信的笑脸是职员随身携带的必需品。
(杨泽摘自2006年8月9日《中华读书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