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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果断地说：“不行，直飞拉萨，要强行降落。”
       1984年年底，卫生部就在酝酿恢复保健局。1985年5月，中央保健局正式恢复时，身任中保委办公室主任的王敏清兼任局长。
       作为保健局的局长，他有一项例行的公事，就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9点，到北京医院北楼，听取有关住院的高层领导人病情的汇报。1989年1月28日是个星期六，他像往常一样，在8点50分走进听取汇报的办公室。
       刚进办公室，就有电话找王敏清局长。他拿起电话才知是从西藏日喀则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叫张建纪，是全国人大陪同班禅赴西藏日喀则参加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活动的干部。
       张建纪告诉王敏清：班禅今晨4点多发生心肌梗塞，我们在当地立即组织了抢救，现在班禅的呼吸已经停止，抢救仍在进行中。王敏清听后感到事出意外，因为班禅在离京前没有任何会突发心血管疾病的征兆。尽管如此，北京医院还是派了内科医生和护士陪班禅赴藏。
       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王敏清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杨德中。很快，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都打回了电话，内容都是要尽快组织抢救组。
       温家宝在电话里说得更具体一些：“要组织最好的班子、带上最好的抢救医疗器械、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西藏抢救。”
       王敏清和北京医院院长蒋葆生、副院长陈曼丽经紧急商议，十分钟后便决定，王敏清亲自带队，内科心脏病专家沈瑾、北京医院副院长心脏病专家刘元恕，以及有急诊抢救经验的护士李秋红、魏东组成抢救小组。与此同时，迅速准备好抢救药品与器械。
       王敏清给杨德中打电话，告诉他准备的情况及抢救的人员。杨德中关心地问：“你亲自去身体行吗?”王敏清这才想到自己已经年届花甲，但他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因为他的身体一向很好，四年前还曾陪同当时是副总理的李鹏去过西藏；特别是作为领导，关键时刻，自己应该带头上。
       当他们准备得差不多时，中央办公厅派来接他们去飞机场的车也到了。他们直奔北京南苑机场。王敏清下车时发现，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次赴藏抢救班禅任务的总领导温家宝身穿军大衣，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们鱼贯登机，同行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全国人大的副秘书长许孔让、班禅的亲属等十余人。在这些人中，王敏清是年纪最大的。
       王敏清上了飞机才得知，他们乘坐的大飞机不能在日喀则降落，必须在拉萨换乘直升飞机。当飞机快到成都时，飞行员报告说接到拉萨机场的消息，拉萨气候不好，机场不能降落。他向温家宝请示，是否在成都降落。
       温家宝听后果断地说：“不行，直飞拉萨，要强行降落。”王敏清回忆说，他当时非常赞赏温家宝的这一决断，因为他们是去救人的，如果在成都等候天气变化，延误了时间，他们还去西藏干什么呢?
       下午5点20分，飞机在拉萨迫降时，果然是狂风呼啸。机场上有两架直升飞机已经发动起来了，王敏清和抢救组人员急忙登上了第一架直升飞机，温家宝也上了这架飞机。
       飞机沿着雅鲁藏布江峡谷飞行，两岸峭壁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在狂风中匍匐在地的野草清晰在目。由于气候恶劣，飞机颠簸得厉害，飞机里没有座位，所有的人都坐着小马扎，机上的人像摇煤球一样被颠过来倒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呕吐不止，连一名机组人员也吐了。
       6点20分，飞机降落在日喀则的班禅行宫附近。王敏清提着手包，跳下飞机便朝抢救现场奔去。可他走了几步发现居然没人跟上，他边嘟囔边回头望了一眼，发现刘元恕大夫正被两个人搀扶着，踉跄而行；沈瑾大夫则由《民族画报》社的一位记者背着。
       王敏清这才意识到：他们毫无过渡地一下从海拔几十米的北京，直达海拔四千米以上的日喀则，氧气稀薄导致了严重缺氧。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指甲，发现已经呈现紫色，这是高山反应。
       王敏清还清晰地记得，他们进入抢救现场是6点30分，当时屋子里已有五十多人。有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医院的专家和医护人员，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抢救工作。有的在操纵人工呼吸机，有的在轮流做心脏按摩，班禅的病榻边竖着输液的吊瓶。
       在听了抢救情况的简单说明后，为了及时了解班禅的真实病情，王敏清果断地下令：一切抢救工作暂停五至六秒。因为当时无法判断呼吸和心跳，究竟是班禅自动的，还是人工呼吸机和按摩在起作用。
       经过短暂的观察，王敏清和在场的专家们确认，此刻班禅的呼吸已完全停止，全靠人工呼吸；但他的心室有极微弱的、不规则的蠕动。这就是说仍可能有一线转机的希望，他遂下令恢复抢救。
       沈瑾大夫一面吸着氧气，一面和刘元恕大夫商议，决定实施心脏直接穿刺心内起搏。沈瑾大夫监视着心电图，进行指挥；由刘元恕大夫亲自操作；护士们配合。第一次穿刺，做得非常准确、到位。但班禅的心脏没有被带动起搏。
       考虑到可能是机器故障，他们决定换第二台起搏机，进行第二次穿刺。操作依然准确、到位，可班禅的心脏依然没有被带动起搏。起搏机都是事前经过检查的，显然，可以排除是机器有故障。
       抢救在继续着，王敏清、沈瑾、刘元恕，运用一切可能奏效的方法，竭尽全力……一切该做的都做了，班禅始终没有恢复呼吸，心脏的蠕动也越来越弱了。晚8点16分，心电图呈现水平线状态。这说明班禅的心脏已经完全停止跳动。
       从班禅病发实施抢救，至此已近十六个小时，他的呼吸始终没有恢复。最可能奏效的心脏两次直接穿刺心内起搏，依然无能为力，起死回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已黯然。王敏清向温家宝报告：班禅的心脏于8点16分停止跳动，他病逝了。
       此后，王敏清吩咐抢救停止，收拾抢救现场。没有人对抢救组所采取的措施提出异议；也没有人认为王敏清的指挥有丝毫不当之处。他紧张而疲惫的身心，顿感慰藉。
       快到晚间10点时，当地安排医疗组去吃晚饭。王敏清这才记起从早晨离家到现在，他还没吃饭呢!可他此刻只感到撑持不住的困倦，吃饭时嘴里究竟嚼了些什么，根本不知道。
       饭后，温家宝对他说：“我已经向北京作汇报，中央认为抢救组尽了最大的努力，决定新华社发报道，你们的名字要见报。”王敏清说：“这是很高的荣誉，可我当时听了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当时的意识大概都停止了，唯一的欲望就是躺倒睡觉当时不仅是劳累，更主要的是缺氧。”
       王敏清回到休息的房间里，还没有来得及脱衣服和鞋子，已经酣然人梦。第二天，向班禅遗体告别的仪式上，人们发现抢救组的医生一个也没有到场。他们全都病倒了。
       当王敏清他们离西藏返京时，
       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代表藏族同胞，对中央派遣的抢救组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赠献了哈达。班禅的家属们也再三表示感谢，并说：抢救组所付出的极大努力，他们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
       1989年1月30日，全国各大报均刊登了新华社关于班禅抢救情况的通稿，其中《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有如下文字：“由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北京医院副院长心血管专家刘元恕、心血管专家主任医师沈瑾等组成的专家组到达后，先后两次做心内起搏，持续抢救……”这种由新华社发稿，报道在执行医疗任务中医生姓名的情况，是罕见而不寻常的，说明党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荣誉。
       王敏清回首此事，感慨尤长：“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成为受到世界关注的敏感地区。所以我们抢救过程中一举一动，每一细节，都不能有丝毫差错。不光是实际工作的差错，就连可能引起旁观者感觉的差错也不行。任何一点差错，都可能引发事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挑起民族纠纷，给党和政府造成极大的政治麻烦。仅就班禅大师逝世没有引发什么波澜而言，就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
       胡耀邦突然昏倒在怀仁堂
       1989年，实在是个不寻常的多事之秋，而且几件事都出乎意料。班禅副委员长辞世没过多久，又一位精力充沛身体一直很好的中央领导人骤发病变，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王敏清则又一次成为现场抢救的组织指挥者。
       笔者恰在前不久刚刚看到一篇发表于2m5年9月的文章，这篇题为《胡耀邦最后的瞬间》(以下简称“最后”)的文章，也记述了胡耀邦那次发病和抢救的过程，而且还写得相当生动和详细。因那篇文章与王敏清的叙述有很大差异，很有必要对当时真实的情况加以辨析澄清，故笔者将其文相关部分先摘录如下：
       “会议于9点钟开始。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告诉委员们，这个文件草案(即《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已经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讨论后，拟将这个决定草案在党内外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适当时候，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予以审议。
       “赵紫阳讲话后，工作人员开始宣读决定草案，共念了四十分钟。接着，李铁映发言，向大家介绍这个决定草案的起草修改经过。 “这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他边说边想迈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脸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时值9时48分。
       “赵紫阳问：‘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这时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扶他在原位坐下。
       “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们说。
       “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的速度去接医生。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到十分钟，中南海保健处的医护人员赶到。又过了五分钟，北京医院的医生带着全套急救设备赶来，临时抬来一张床，就地开始了对胡耀邦的抢救工作。
       “根据医生的意见，胡耀邦的身体不允许移动。因此，政治局会议挪到其他会议室开，赵紫阳嘱咐温家宝和中办副主任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现场照料。怀仁堂成了抢救胡耀邦的临时病房。
       “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率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经他们全力抢救，胡耀邦的病情稍有稳定。
       “下午4点20分，专家们认为胡耀邦病情初步稳定下来，可以上救护车。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人北京医院。”
       据王敏清回忆，4月8日中午大约12点15分左右，他正在卫生部保健局办公室吃中饭，突然接到电话，说胡耀邦在怀仁堂开会时病倒，要他立即赶到现场。电话究竟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打的还是中南海保健处打的，因当时很匆忙他也没有注意这一细节。按正常情况，如果保健局局长在北京，当胡耀邦出现危急病状，应该在第一时间通知中央保健局长，由保健局局长亲自部署抢救，不可能在抢救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得到通报。
       他放下电话，立即丢下碗筷，叫来中央保健局的车就直奔中南海。当时中央保健局有一部最高级的轿车，装有车载电话，就是供这种紧急情况时使用的。王敏清在车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要他们派医生紧急赶往中南海怀仁堂。北京医院方面告诉王敏清，救护车和医生已经从医院出发。
       当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原来也曾在中南海里当过保健大夫的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赶到这里。胡耀邦此刻在怀仁堂后面的一个小厅，他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见到王敏清过来，指着心电图的显示悄声对王敏清说，胡耀邦的心脏有问题。按照通常的惯例，当患者患的是相当严重的病症或绝症时，例如心肌梗塞、癌症等，不能把病情直接告诉病人，只能悄悄地告知患者的家属。因为考虑到他和王敏清说话胡耀邦可能听到，所以他才指着心电图含混地说胡耀邦“心脏有问题”。
       谁知胡耀邦听到了钱贻简的话，马上睁开眼睛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的胃部疼痛，是胃病。”显然，胡耀邦此刻处于清醒的状态，他说这话时，流露出对医生判断的不信服，情绪也有些躁动。
       此刻王敏清通过观看心电图，已经注意到分明地显示着心肌梗塞的线象。他用很严肃、很郑重的口吻对胡耀邦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治疗。”
       王敏清说他和胡耀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自己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后以及在自己父亲的平反问题上与胡耀邦有多次接触，相互间已经很熟悉。他知道胡耀邦的脾气跟自己父亲差不多，耿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时也了解胡耀邦一向自以为身体不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违背医嘱连续紧张工作。
       正是鉴于对胡耀邦性格习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遵照医嘱配合治疗。因此，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态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实情。
       胡耀邦坚信自己是胃病，连医生的话都怀疑。自以为是胃病，他怎么可能像“最后”一文中写的那样，听从赵紫阳等关于“心脏病”的推测，并吃下江泽民随身带的硝酸甘
       油片，并嗅亚硝酸异戊脂?而且在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场合，这些领导人们会在不待医生出现、诊断就自己掏药给患者吃的情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吃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样描写实在是一种主观臆想。
       “最后”一文还写道：“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王敏清说他在现场组织抢救，根本就没人提到曾经给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一事，那位做出“起了很好的作用”结论的医生不知究竟是哪一位，又究竟据何得出如是结论?
       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又见他神态严峻，胡耀邦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这才安静了下来，轻声问道：“住哪个医院?” 王敏清想：北京医院一直是负责中央党政领导人医疗诊治的医院；且今天来现场急救的也是北京医院的专家钱贻简，他已经在进行检查和治疗工作了，不宜再换医院、换人，否则，辗转交接，再检查介绍病情将会延误治疗，就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
       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作声，显然是认可了。王敏清又对他说：“您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直到下午4点左右，血压好转，病情稍显稳定，才将胡耀邦抬上车，送往北京医院。
       对“最后”一文中有关“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人北京医院”的文字，王敏清说：“急症抢救现场，完全由医生根据病情作决断，哪有跟家属商量的?医疗救治的事医生和家属商量，这医生是干什么吃的?而且当时胡耀邦的家属根本不在现场，他的孩子们更不在北京，跟哪位家属商量?”
       另外，王敏清还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抢救现场的医生，只有北京医院的、中南海保健处的和我这个中央保健局的，再没有别的单位的。我可以负责地说，‘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对此，除了我之外，当时在场的钱贻简大夫也可以作证。”
       王敏清跟着胡耀邦乘的救护车，一起到了北京医院。他亲自把胡耀邦送进了病房，并和医院方面共同作了安顿医护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临近晚上7点，才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4月9日、10日，王敏清都到北京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说通常的情况下，病人在医院安顿好了，是不需要中央保健局长一而再地到病房去看的，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不同一般，况且胡耀邦的孩子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他一定要亲到病房看望。
       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连续三天病情处于稳定，按说短期内就没什么危险了。三天后，王敏清因有公务，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出差。然而就在4月16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于15日不幸逝世的噩耗。
       听着广播，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在他的印象里，胡耀邦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富有活力。在此次抢救之前，王敏清就从未听说他住院治疗过什么病症。特别是在王敏清离京时，他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购买机票，赶回了北京。到京后，他随即去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没能绝对地卧床静养。这和胡耀邦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们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总想下床，特别是他对在床上由别人帮助解手极度不习惯，非要上卫生间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4月21日，王敏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研究胡耀邦治丧活动问题的会议。在那些日子里，王敏清的心情十分沉重：对自己熟悉和敬重的胡耀邦，本应替代他不在北京的孩子们更多地在他身边守候，可自己偏偏因事外出了。王敏清后悔得无以复加。
       当胡耀邦遗体化妆完毕，进行火化之前，王敏清专门来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久久伫立在胡耀邦遗体旁，阵阵哀思涌过心头。在他的家中，笔者看到那张他和化妆师俯身在胡耀邦身边志哀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