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伟人，是一个永不终结的话题；一个天才，是一串无法破解的问号；一段华彩的历史，是一种愈久远愈强烈的诱惑。
我始终认为，神童不一定是天才，多数神童不过是一种早熟。真正天才的童年，常常一片混沌，没有奇迹发生；早熟的闪闪发光的神童们，他们成年后大都消失在茫茫苍生中默默无闻。然而，莫扎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例外。因为，他先是神童，后是巨匠。
关于神童
莫扎特父亲雷奥波尔德的朋友、宫廷乐师萨何特奈有一把小提琴，音色轻柔圆滑，小莫扎特凭感觉称这把琴为“奶油小提琴”。一次，小莫扎特要过这把提琴，试着拉了几下后，赞不绝口。过了几天，小莫扎特对萨何特奈说：“你的小提琴的音调比我的低八分之一。”萨何特奈笑了，不大相信这个年仅7岁的孩子的听力能如此精准。他拿来自己的小提琴试后，果然。这使得萨何特奈非常惊讶。
一位贵妇人要唱一首意大利歌曲，请7岁的小莫扎特伴奏。莫扎特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曲。妇人歌唱时，他试着用低声部伴奏。一遍过去重唱时，他已能毫不费力地弹奏这支歌曲了。随后，贵妇人唱了10遍，每次小莫扎特都即兴地改变伴奏的特色和方式，决不重复。在场的人无不惊喜与心欢。
英国考古学家巴林顿在伦敦时，曾冷静地观察过这位轰动欧洲的神童。他说，8岁的莫扎特即兴创作上还“谈不到惊人”，但他“经常有许多灵感，一有灵感便立即弹奏，深夜里也是如此”。还说，莫扎特一坐到钢琴前，灵感便如“泉涌”。巴林顿的关注点很重要，他不是看小莫扎特的技巧如何，而是看其天赋。巴林顿说，他怀疑过莫扎特的父亲隐瞒了莫扎特的年龄。他曾用苛刻和挑剔的目光审视小莫扎特的一举一动，发现这位神童只要离开钢琴就充满孩子可爱的稚气和率真。一次演奏时，突然走来一只猫，莫扎特停下演奏去追赶猫。欣赏他演奏的人等了半天，最后大人把他抱回钢琴前，他才继续弹奏乐曲。
由此我们认识到，真正的神童不是早熟，不是超前地完成只有成人才能做到的事。真正的神童有一种超凡脱俗的资质，一种悟性和灵性，一种可能成为卓越人才的天资。
然而，世人不会这样对待神童。莫扎特的父亲雷奥波尔德带莫扎特周游欧洲时，各国王公贵族像看一只珍禽异兽一般，争相簇拥小莫扎特。人们为这个精灵一般的孩子能轻快地演奏许多技术高难的乐曲而惊叹不已，却很少有人把他绝世的悟性、超人的音乐记忆力和对声音神奇的敏感与想象，当做上苍对人类的恩赐，百般呵护并给予帮助。这也是莫扎特最终陷入悲剧的根由。
莫扎特告别童年后便立即陷入困境。当神童的光环消失，人们开始用一种对待成人的世俗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他，即他的名气、财富、地位和背景如何。社会决不轻易地承认一个人，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当树苗破土而出时，所有的脚都把它踩在下边；当树苗长成参天大树时，所有的脑袋又都想到树下乘凉。”
这是每一个神童都要碰到的问题。真正扼杀神童的是人间，但莫扎特碰到的问题却更为严峻。
在莫扎特故居的一面墙上，挂着两幅大主教的画像。一位是施拉坦巴赫大主教，一位是科罗莱多大主教。这两位主教都是莫扎特必须绝对服从的主人。
走出大主教的阴影
莫扎特的父亲是大主教的宫廷乐师，小莫扎特12岁时也被任命为宫廷乐师。他们的工作除为大主教演奏外，还要为各种盛典作曲和创作宗教音乐。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写作，大主教对他们的喜欢与否，决定了他们的一切。而两位主教对莫扎特的态度恰好相反，前者对他恩宠有加，几乎是其资助者。后者却心胸狭窄，刻板僵化，百般刁难地折磨莫扎特。而后一位主教上任时，恰值莫扎特15岁，正是告别“神童”进入生存竞争的时候。
一生侍奉大主教的雷奥波尔德深知他这个“神童”儿子很可能在大主教的世界里被扼杀。因此，他始终致力两件事情，一是带着小莫扎特周游天下，让世界认识他，也让他见识世界；二是设法在一个显要的地方为儿子谋求一个职位，让他走出大主教主宰的狭窄而沉闷的萨尔茨堡。
雷奥波尔德本人是一个缺少才华却深谙艺术的琴师。他的种种努力奠定了莫扎特最终成为音乐巨匠的牢固基石。从6岁到15岁，父亲带着莫扎特一次次地出游、巡演，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不仅让整个欧洲都知道乐坛升起一颗奇异的晨星，也使小莫扎特听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美妙的声音，结识形形色色的艺术家与大师，并以他非凡的音乐感受力将德国、法国、意大利不同流派的音乐，生机勃勃地融入自己的心灵。
然而，雷奥波尔德为儿子在萨尔茨堡之外谋求职位的种种计划总是一筹莫展。那个时代尚无自由职业的音乐家，音乐家们都依附于宫廷和教会。从凡尔赛宫到白金汉宫，从玛丽亚女皇到罗马教皇，莫扎特得到的只是惊讶、掌声、亲吻，那些珠光宝气的欢迎场面，还有恩赐他的贵重的宫廷礼服与金骑士勋章以及种种精美的小礼物，但官场上火红的场面转瞬即逝，或只为一时的热闹，过后却无人收留这个音乐天才。
雷奥波尔德为儿子谋职的努力，在科罗莱多大主教的时代更是难上加难。大主教不但给莫扎特以各种限制，连雷奥波尔德外出为儿子想办法的打算，也遭大主教一连三次的拒绝。
1776年，年满20岁的莫扎特十分压抑。音乐创作需要自由的心灵，但他的心灵却被紧紧地桎梏着。
莫扎特决定离开萨尔茨堡，但去往哪里却一片迷茫。1777年8月1日，忍无可忍的莫扎特把一份辞呈交给科洛莱多大主教。这份原本对大主教含有“冒犯”意味的辞呈，竟然获得喜怒无常、刚愎自用的大主教的立即同意：“根据《福音》的规定，准予别处谋生。”
一只鸟终于飞出牢笼，但不知道飞向何处。
在莫扎特心中，巴黎是热烈的、激情的、友善的。他第一次到巴黎的印象是一片辉煌，但这次再到巴黎，却受尽冷落与贫困，人世炎凉，陪他生活的母亲病逝他乡，被埋葬在陌生的法兰西土地上。1779年，莫扎特顺从父亲的愿望，返回萨尔茨堡，继续担任大主教的宫廷管风琴师，权势强大的大主教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对莫扎特的歧视愈加肆无忌惮。他不准莫扎特外出，不准私自演出，只能写大主教交给他的“奉命制作”。生活一如囚禁，迫使莫扎特在一次与大主教的尖锐冲突中愤然离去。
清贫与自由是一对天生的搭档
如果说第一次离开萨尔茨堡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次却是纯理性的选择，莫扎特在巴黎度过了近两年的“自由”生活。他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生活从一无所有开始，一切都孤立无助，而作曲家天生就是被动的，若无人预约，写作很难开始；若无赏识，任何迷人的旋律也只能无声地趴在手稿上。但实际生活所需的一切，却一样不能回避。饿着肚子一夜也熬不过去。
一边是辉煌闪烁的金丝笼子，里面有精美的食物，但终日被幽闭在巴掌大的世界里，所有委婉鸣唱只有赐你衣食的人欣赏；一边是无边无际可自由飞翔的天地，但空旷寂寥，有风有雨，饥寒交迫，生死未卜。然而，生活逼你选择的都是难于选择的。温饱与平庸，清贫与自由，从来都是一对搭档。而自由不是毫无承担的随心所欲——对于莫扎特来说——是为了人格的独立、心灵的毫无羁绊与才华的淋漓尽致的发挥。
从1781年莫扎特到维也纳，至1791年他的病逝，短短的10年里，他的生活在世俗眼里一片凌乱。一会儿作品获得成功，掌声如雷；一会儿演出遭到冷遇，万籁俱寂。莫扎特从小受宠，花钱随便，生活完全没有计划。他的爱妻康丝丹采不会理家且体弱多病，还不断地生儿育女，家庭的经济频频告急。他只好不时地向朋友鞠躬求助，以致身后留下的借钱的信件，句句都是再三的恳求与掬着笑脸的殷勤，读罢令人叹息不已。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位自由职业音乐家最真实的生活。熟悉莫扎特的人认为，莫扎特太单纯，太直率，太容易上当，绝无争名夺利的心机和手段，全然不知世道的艰辛与人间的险恶。因此他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被动，茫然无措。尽管他不喜欢教授学生，可为了生活还得耐着性子等那些有钱的太太小姐慢吞吞地来上课。经济的拮据，使他的孩子个个面黄肌瘦，6个孩子只有两个活下来。
但不管生活怎样艰辛，莫扎特总是快乐的，这是他的天性。据说冬天屋里没有炉火，他经常跳舞取暖。这些其实都在他的乐曲里——虽然有时也掠过一些伤感——尽情表现。莫扎特把心中所有的光明全都倾注到乐曲中，他一边吞食生活的苦果，一边写着爱之歌。他最重要的作品，那些协奏曲、室内乐和交响曲，还有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等，都是在穷苦又自由的日子里写下的。我曾在俄罗斯克林市柴可夫斯基故居里见过莫扎特作品全集。柴可夫斯基是莫扎特的崇拜者，面对上百卷的巨著《莫扎特全集》，我震惊不已。一个只活了35岁的人，怎么可能写出如此浩瀚精湛的作品!
正是这样，摘下神童光环的莫扎特，却戴上了巨匠的花冠。在这之间，他付出的是全部的青春与生命。
在他去世前的3个月即1791年的9月，莫扎特精力交瘁、身体衰弱、体力难支，黑色的死亡在前面等候他。他是那样地无奈：“我还没有享尽我的才华，就要告别人世!生活那么美好，事业蒸蒸日上，前景一片灿烂，但人无法改变命运。谁也无法测定自己的日子有多长，那就听天由命吧!让上帝安排命运。这是我的挽歌，我要写完它!”
当年12月5日，莫扎特在维也纳去世。死前无人为他祈祷，他很平静，但一个细节令人惊异：他妻子的妹妹苏菲当时在他床边：“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还用嘴唇模仿《安魂曲》在动。我听见了。”
音乐与他同生，并伴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只有几个亲友为莫扎特送行，在一个公共墓地里群葬，连墓碑也没有。送葬的亲友默默流泪，祝他灵魂升入天国，见到上帝。
他是否到达天国，没人知道；却知道他把天国之音留在了人间。
他是否见到上帝，没人知道；今天萨尔茨堡的人已把他当做音乐的上帝。
（徐晓冬摘自《中外文化交流》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