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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的考试，除抗战初期囿于形势和环境稍有松动外，百年来一直以严格著称，享誉学林，口碑极佳。
       1983年，笔者先后聆听两位耄耋之年的校友讲过同一主题的故事：20世纪20年代初，复旦迁至江湾新校园，因地处郊区，除北面有一座江湾跑马厅外，东、南、西三面均为蒿莱丛生的荒野之地，与外界几乎隔绝。学生自治会为使学生们能获得信息，增长见识，定期请一些名人来校演讲，一般每月一次。
       当时胡适正在上海，因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成为学生会邀请的对象。学生会干部虽多次邀请，但他一直借故推托，后来学生干部去得多了，他盛情难却，终于来了。演讲安排在简公堂楼上的礼堂里举行，讲题据老人们回忆是读书或做学问之类的。胡先生的演讲有段开场白：“不是我不肯来复旦讲演，是复旦的门槛太高了，我跨不进来。想当初，我从安徽绩溪来到上海，积极报考复旦，结果未被录取，只好报考了中国公学。”（复旦与中国公学都在吴淞）此语一出，全场愕然。胡先生也面有愧色，沉默片刻才继续讲演。
       不了解复旦的人或许以为这是胡先生的自谦，或以为这不过是道听途说的传闻。其实这是真的，只要看一看1905年7月24日第一次招生考试的情况就知道了。当时报名者近500人，由严复、马相伯主考，结果只录取了50人，可见100年前复旦的考试就以严著称了。
       1929年，广州的几位校友拟办一所复旦中学。因为要挂“复旦”的招牌，故需征得母校同意。他们忖度：私立的复旦一向经济困难，此事若想办妥，必得花一笔大的“进贡”（交钱）。岂料母校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倘以后有了毕业班，毕业班考题须由母校出，并派人去监考，钱的事却只字未提。因此，抗战前的几届广州复旦中学毕业考试都是在复旦大学的监督下进行的，其成绩名列广州各中学前茅。
       在复旦大学里更是“考场如战场”。期末考试安排在体育馆集中进行，一人一桌，对号入座，卷子上只写准考证号，不写姓名，以免改卷者徇私。考卷还分A卷和B卷，即使你有本事偷看，邻座的卷子也与你不同。甚至还备有C卷，万一A卷和B卷有泄漏，作弊的人多了，临时改换C卷。再加上各院院长、系主任轮值监考，要想作弊更是难上加难。监考老师中以教务处主任温崇信最厉害，人称“温老虎”。他眼明手快，来无影去无踪。有一次，一个学生在大腿上贴了个夹带，他估计温老师走一圈至少需要两分多钟，便趁温刚从身边走过，就俯首窥视。不料温老师才走四五步，便陡然转身，将该学生抓个正着。只听哗啦一声，温老师当场将考卷撕毁，将该学生逐出考场。这位学生汗流浃背，无地自容，悔不当初。
       文章开头所言抗战初考试稍有松动的情况是这样的：抗战初期，有数百名学生一直跟随学校西迁，与家庭失去了联系。到重庆后，他们生活维艰，仅靠学校微薄的贷金度日，苦不堪言。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考试一度流于形式。这种风气像瘟疫一样也传染给了在四川招收的新生。
       校领导有鉴于此，感到长此以往，复旦严谨扎实的学风将会销蚀殆尽。为整顿学风，必须从考试上抓起，但做法上不能像战前在上海那样。许多沦陷区的学生为了不做亡国奴，长途跋涉，千辛万苦才来到重庆，学校应善待他们，提高他们的自尊心，不能逐出校门了事。
       大考那天，同学们走进食堂，看见“尊重自己，爱护复旦”的大标语；走进考场，又看到各种劝勉的标语。拿到考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像诗一样的口号：
       尊重自己!
       爱护复旦!
       过去的光荣，
       未来的灿烂，
       全靠师生的合作。
       今天，是考试的时候，
       不要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复旦!
       再看看监考的老教授们，他们的境况更为艰难：洪深的女儿临死前想吃一个苹果，因为太贵而未能如愿；白季眉家里的人口太多，他总是最后一个到食堂吃饭，将学生们洒在桌子上的饭粒收集起来，带回家充饥……他们的生活窘困到难以糊口，也不肯离开教书育人的岗位，昧着良心去发“国难财”。什么是人格？什么是骨气？就在这批含辛茹苦的老教授身上体现着。再想想自己，学生们顿时找回了自尊心。这次考试，全校1000多学生无一人作弊。
       复旦百年的严谨铸就了复旦百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