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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的力量
       我从小在兰州军区大院中长大。爸爸是部队的文艺战士，吹得一手精湛的单簧管。很小的时候，见爸爸吹，我觉得好玩，就跟着学。没想到，当年一时兴起的业余爱好后来成了我的特长。1980年，我高中毕业，那时当兵是一种“时尚”。我也就应征入伍，成了一名侦察兵。不久，吹单簧管的特长让我顺理成章地进了文艺宣传队。后来，我还有幸成为解放军联合军乐团的一员，参加了建国35周年的国庆阅兵大典。
       从一个侦察兵正式调到战士业余演出队，需要过的第一关就是普通话。我那个时候一口标准的“京兰腔”，能把人的大牙笑掉。为了练好普通话，我每天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学习，拿着报纸文件大声地念，早上跑到宿舍后面的小树林里练习绕口令。
       1988年，我顺利通过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考试，成为“兰战”的一名相声演员，兼任团里的节目主持人。我没有多大“野心”，如果没有命运的垂青、机缘的巧合，我今天大概就住在兰州一幢普通的居民楼中，可能会有一个快上初中的孩子，没准正希冀着买一辆家庭轿车，或者供一套新房子。其实想想，大多数人都这样过着恬静、淡然的日子，只不过有些时候，人生是可以在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中完全改变。
       1989年元旦，甘肃电视台筹备一台军民双拥晚会，我有幸成为主持人。然而，就是这次不经意的“触电”，改变了我的一生。那次晚会后，我新奇地发现：走在大街上，竟然有不认识的人指着我说：这不是电视里的那个人吗？我惊愕地看着说话的人。人家说说也就走了，我却琢磨很久，甚至有了瞬间的得意。那种感觉和立功受奖不一样，是一种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的兴奋。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开始有了梦想，有了对未知世界的向往。
       1993年“七一”晚会，甘肃省电视台请来了当红主持人杨澜，搭档便是我。录制结束的时候，杨澜对我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的，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5年，也就是5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几句不经意的话，似乎仅仅是礼节性的建议，我并没有太在意，只是笑着应答着。可看着杨澜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有些怅然。是啊！北京，中央电视台，外面的世界，这些曾经非常遥远的事物，忽然变得清晰了起来，我朦朦胧胧地开始梦想。
       说来也巧，杨澜他们走后不久，中央电视台的《地方文艺》摄制组来到了兰州。节目录制完毕，导演高立民老师临走时撂下了和杨澜一样的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吧。”并且留下了电话号码。
       此后，我就一直处在徘徊、躁动之中。1994年春节，我忽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那么迫切地想要马上离开兰州。我拿了存折，取出里面仅有的2000元钱，径直赶到民航售票处，买了张第二天早上8∶50飞往北京的机票。说实话，这在我30年的人生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前，自己花100元钱都要反复考虑好几天，出远门更要周密计划很久。现在，一切都毫无计划，一切都不符合我长期以来的稳健做法。然而，我怕自己一旦认真考虑便会犹豫不决，怕思前想后会做出保守的决定。
       “北漂”生活
       在北京机场，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传达室，傻傻地递上自己的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先打电话吧！”阿姨努努嘴指着放在窗台上的电话。
       高立民的电话没人接，杨澜的电话没人接。之后，我再打，还是没人接。能歇脚的地方就是传达室的长凳，我就在那条长凳上度过了在北京的第一天。
       快下班的时候，我开始为晚上的住宿发愁。听朋友说，文化部附近有一些旅馆比较便宜，但是文化部在哪儿呀？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我就先找了个小饭馆勉强吃了一碗汤面，味道比兰州拉面差远了，还特贵。我又狠狠心，再打一辆“面的”，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踏实，文化部的招待所究竟在哪儿？车似乎又开了很远，看着计价器开始蹦字儿，我的心揪着疼，什么都没干成，就花了这么多钱，今后怎么办呢?
       还好，计价器的数字还没有蹦到20元的时候，就到了文化部。下车后，我孤零零地拎着行李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眼中踅摸着有没有什么旅馆。我的衣着打扮和手中的行李，都表明自己是一个外地来京的打工人员。天快黑的时候，我看见路边角落里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招待所”三个字。走进去一看，是一家由过去的人防工事改造成的地下旅馆。走过一条很黑的楼道才看到旅馆的“前台”，登记之后，我要了三人间中的一个床位，价钱是每夜14元。
       我已经囊中羞涩，不能像头一天那么奢侈地打车了。问清了乘车路线，第二天一大早，我又辗转来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口，开始了不厌其烦地拨打电话和等候，依旧无人接听。整整一天，除了问路，我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是啊！跟谁说？说什么？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而在兰州，我虽然也是一个无名小辈，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独。
       接下来的一天，依然是同样的程序，依然是无人接听的电话。我开始不奢望什么了。我心绪如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价值所在，甚至没有了希望和幻想。
       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碰壁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经验，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一旦电话打通，就会一通百通。开弓没有回头箭! 第四天，我一早就来到电视台东门打电话等待。这时，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出来了，来来回回接人进去，看得出她是专门负责接人的。我迎了上去，厚着脸皮央求人家带我进去。也许我的长相不像坏人，要不就是当时的样子实在可怜，她答应了我的请求。
       在苦苦守候了四天之后，我终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没有想到的是，高立民老师一见到我，瞪大了眼睛，满脸惊讶。原来，新一期《东西南北中》节目需要物色一个男主持人，她向制片人孟欣推荐了我。天下怎么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人家在找我，我正好就送上门来。
       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楼打开水，中午到食堂买盒饭。当时全办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是由我决定。我去得早些，他们就可以吃上排骨或红烧肉一类的好菜。所以，中午十一点半之前，我便开始惦记这件事情。饭买回来，帮他们送到桌上，看着他们吃得开心，我就有一种满足感。
       我在文艺部打了半个月杂工，当了半个月剧务。初春的一个午后，孟欣对办公室所有的人说：“今天晚上开《东西南北中》新一期的策划会，大家该准备的准备一下。”我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事情，也不敢问，心想只要他们能带自己去就行了。
       晚上，在京丰宾馆的一个会议室，我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当然也没有发言的资格。听着大家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我觉得自己的汗毛孔都张开着，脑子跟录音机似的，几乎能背下他们说过的所有话。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过于专注、敏感，对专业的敏感，对每个人、每件事情的敏感，还真让我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我相信，机遇，从来不会光顾毫无准备的人。
       策划会一连开了七天，最后一个晚上，节目的基本样式确定了。文艺部主任邹友开来了，他要听取策划方案。忽然，孟欣脱口而出：“朱军，你给邹主任说说我们这几天讨论的结果吧！”要我说？我连自己在这期节目里干什么还不知道呢！但是，她确实要我说，我没有紧张，因为我连紧张的时间都没有。那就说吧！在这个节目组中，我头一次不是说中午盒饭的事，而是说《东西南北中》1994年第一期的策划方案。而听我说话的人，是可能决定我命运的人。
       相声演员记性好，再加上专注、敏感，竖着耳朵听的东西一句都没落。我当时连相声“贯口”的功夫都用上了，一气呵成。尽管只是转述别人的观点，20多分钟吧，房间中就我一个人在说话，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孟欣说，就在那一刻决定用我做这一期的主持人。
       那天晚上，我的命运改变了。
       总有一个舞台属于我
       1996年，我同时担任《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的主持人，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还有亚宁。亚宁青春鲜活，生来就有“明星”气质，这给了我一种无形的压力。
       有一回，我们要把《东西南北中》家喻户晓的主题歌拍成MTV。根据创意，我们几个主持人坐着敞篷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大家向周围热情招手，跳起来够得着树上的叶子，欢声笑语，活蹦乱跳。在拍摄过程中，我慢慢感到越来越别扭，越来越心虚。30多岁的人了，平常主持节目时总是西装革履，给人一种持重的感觉。现在穿上便装，活蹦乱跳，跳得没人家高，笑得没人家自然，尽管还是一张年轻的脸，但扭头偷偷看看亚宁，那浑身的青春气息，一脸的阳光灿烂，怎么看都觉得自己有点“装嫩”。
       这次的刺激非同小可，让我着实有了危机感。我想到了更重要的问题：一个主持人，究竟应该怎么定位，尤其是一个已经不能算年轻的主持人。人生的又一道关卡悄悄横在了我的面前，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忧虑。在当时主持的两档节目中，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劣势，每到周一，写给亚宁的信足有一大筐，写给我的信却寥寥无几。我不想仅仅成为屏幕上CCTV字母的背景，我必须寻找自己的定位和出路。
       于是，在《中国音乐电视》最“火”的1996年，我毅然离开了那里。我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大大小小的直播节目和大型晚会上。我喜欢大舞台，喜欢直播。我开始主持春节晚会，忽然也觉得自信了。尽管只是背诵几句准备好的台词，但是至少我不必和人家比青春了。总有一个舞台属于我！春节晚会的舞台于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如同贫穷之于“荣华富贵”，寒窗之于“金榜题名”，对一个像我这样曾经自卑的外乡青年来说，它带给了我快乐和成就感。
       不过，随着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等新闻类节目主持人受到空前喜爱，我又开始了新一轮思考。常听人说：“朱军形象适合大晚会，正而大气。”“朱军背词快，不出错，说话的感觉对。”但我经常问自己，这就是主持人的素质吗？很长时间，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代言人，尽管这是我曾经渴望的那种成功，但是真的走到了这一步，我发现自己也像很多节目一样，面临着“改版”的挑战。我不想承载那么多的意义，我只想寻找作为一个人和另外一些人坦诚交流的感觉。
       在2000年12月《艺术人生》开播之前，我就像一只石狮子，成怒吼状却发不出自己的声音，被摆在中央电视台显眼的位置上，任人“参观”。那种感觉，在每年除夕夜更加强烈。八年主持春节晚会，让我有了名气，也使我更加困惑，因为我不想当一只“技术性能良好”而没有生命的“金话筒”！
       来到《艺术人生》，我才真正找到了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感觉。自己点滴的生活感受都成了节目素材，我忽然发现：原来，我时刻都在为《艺术人生》准备着！
       接过2003年度金话筒奖杯的时候，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最初觉得进中央电视台就是成功，后来觉得做主持人就是成功，再后来觉得做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就是成功，现在明白了，成功永远是“明天”的事，今天的我仍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