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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兵连住在山沟里。到汽车站得走三里地。去县城少说也有三十里。很不便。都说蹲山沟打山洞太枯燥，太苦闷。
       上等兵袁根觉得很满意。
       袁根平时很爱笑。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很小。兵们只要见他笑，也都笑。有多少烦恼都能笑掉。有多少过不去的事都能化消。
       偶尔也会恼起来。恼起来的时候眼睛很大。而且恼得出格。有多少好话都劝不住。有多少笑都碰得粉碎。
       有一次，班里一个列兵把一张花不出去的十块钱假币拿到城里，在一个瞎女人手里“买”了一串儿钥匙链。回来当新闻给大家讲。别人还没怎么说，袁根的眼睛早瞪大了。没等讲完就扑上去，揪住那列兵叭叭就是两耳光。那列兵羞怒难当。两个便滚打在一起。兵们谁也拉不开。还是连长赶来，连吼带叫，才分而“治”之。
       那列兵伤很重。缝了好几针，但处分不重，只令其找到卖主，补付真币，赔礼道歉。受队前点名批评。
       袁根伤很轻，处分却很重。公开检讨打架斗殴，先动手伤人。记行政警告一次，装入档案。袁根划不来。但心里很舒服。
       袁根实际也仅仅恼过这一次。这事过后，还是天天笑。很随和的。
       由此，兵们就最喜欢他笑。最喜欢他眼睛小。最害怕他恼。最害怕他的大眼睛。
       马上到了年底。
       连队每年春节前，都要给兵录音。把每个兵对家人的拜年话录下来。还讲些在部队生活和工作方面的高兴事。再唱一首歌。录满一盘磁带。然后寄回家里去。让每个兵的父母亲听一听。
       这是件好事儿，人人都高兴。都录了。都寄了。话讲得挺清亮。歌唱得很优美。
       袁根却不。
       连长知道袁根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老母亲很想他，就问：“你为什么不?”他沉了半天，说：“我家没收录机。”
       连长说：“现在，这东西不贵。花一二百块钱买一个。”
       他说：“我母亲平常用不着。就为一年听一次这，听完放起来。不需要。”
       连长又说：“向邻居借一个放一放也行。”
       袁根摇摇头。
       再问就低了头。脸通红。
       连长便不再问。怕把他问恼了。
       过节以后，许多兵收到家里寄来的反馈磁带，抱着小收录机哇哇地放。都是自己父母亲的家乡话、家常话。都是自己亲人们的鼓励祝福、欢声笑语。听得人很惬意。
       袁根坐在一个角落里。或躺在铺板上闭着眼。再不就用枕巾塞上耳朵。再不就走出去，躲到远远的地方坐。兵们见他这样，就在耳朵里掩上小耳机，自己听，睡觉前听，散步时听。都怕惹恼了他。
       其实，袁根只是烦躁了那一阵。那一阵过后，一切都好了。还是笑。而且，当别人再听的时候，他也想听。还让人把音量放大点儿。
       兵们都说他古怪。对他猜测纷纭。
       有的说，他家里穷。他母亲没文化。就是录了寄回去也不会放。
       有的说，他是冷血儿。生性不想家母。不孝。
       有的说，他脑子有点儿不正常。
       猜言传到连长耳里。
       连长不担心别的。倒担心最后那种情况：怕他脑子真有毛病。于是便默默观察。于是又默默交代排长、班长观察。观察他的思维反应，操课站岗，一举一动。
       都在猜疑。事事有眼。
       只袁根一个人不知。仍如平常一样施工值勤，与人言笑，随和可亲。
       不久，工兵连接到军委命令：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行动，到柬埔寨去排雷修公路。
       上级考虑到许多实际问题，在出国前短暂的准备时间里，决定以“邀请战士家长来部队观光”为名，让每个士兵的父亲或母亲来队话别。要求就在这五天之内。五天后部队出发。
       军车把兵们拉到县城电信局。发电报。打电话。
       袁根也拍了电报。而且兵们看见，他挤在最前面，第一个填写电报单。他比谁都高兴。笑得比谁都开怀。他家在本省一个边远的村镇。有邮电所。有汽车。他估计，最迟三天，他母亲就来了。
       然而，三天后，都到了。只他母亲没到。
       再等。明天是第四天。
       第四天还没到。
       再等。这是第五天。这是最后一天。
       连长派了一辆北京吉普车，把袁根带着，到县城火车站接。火车有次数，有点数。几趟过去没见来就没有来。返回来。不回去。又停在山沟外的汽车站等。或许老人家坐长途汽车来了呢。
       可是，等到天黑，车都过尽，还是没有来。
       不能再等了。
       来的家长该走了。他们一家一堆，各诉衷肠。珍叮重嘱，千言万语。最后，连里开了个大宴会。父辈们与儿子们济济一堂。共同话别。热泪盈眶。
       袁根没有参加。他站在营门外最高的地方，望着什么也望不见的远方。
       第六个黎明很紧张。
       都在整装。脚步匆匆。言语匆匆。呼吸匆匆。
       号响集合。整队上车。
       袁根有些迟钝。眼睛瞪得牛大：“连长，我拍了电报的。我母亲会来的。一定会来的!”连长惋惜地看看手腕，说：“可是，时间不等人。军令如山倒。任务重千斤。”
       袁根急得捶胸，仍是说：“我母亲会来的。一定会来的!”连长又看了一下手腕。好像故意拖延时间似的。拖了一秒。又拖了一秒。终于再不能拖。无奈地说：“你说怎么办?”
       袁根跺一下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汗辣辣的头直直地别向一边。“那就上车吧!”连长的命令很严厉。
       “上——车——!”袁根几乎是疯一般喊着扑上汽车。又疯一般挤在车箱的前面。张大口喘着粗气。两眼冒着泪花。光一照变成火花。
       军车徐徐启动。
       即刻就什么花也没有。紧咬着下巴骨。寂然地，痴痴不动。蔫然地，望着前方。
       兵们看见他恼成这样，急成这样，很理解他，同情他。在理解与同情中，也默默地叹息、猜测：他发电报时写清楚没有，莫不是脑子一时不正常写错地方什么了?
       军车开出山沟。驶过公路交叉口。在一条如倒插的“人”字的右线上飞速前进。
       忽然，站在第一辆车上最前面的袁根咚咚地擂打驾驶楼顶：“连长。停车!停车!”
       “什么事?”连长在车门里探出头问。
       “我妈妈来啦!”
       军车明显减速。但没停。
       “是吗?”连长又追问了一句。
       “是的。我妈妈来啦!”仍咚咚打着车顶。
       车停了。后面的两辆车也跟着停了。
       连长跨出车门。站在车踏板上。问：“在哪?”
       “左边那条公路上。那个穿灰布褂子疾走的老娘。那就是我妈妈!是的。那衣裳是我妈妈的衣裳。那走势更是我妈妈!”
       连长看见了。一个北方农村的老大娘，一前一后背着几个大小不等的布袋。她老人家显然是刚下了公共汽车。她的背直不起来。头却像拐杖的托，直直地朝大山翘望着。走得不顾一切。
       “你快喊!”连长焦急地催他。兵们也看见了。也都催他喊。
       袁根却不喊。望着他母亲。光哭。
       连长已经无法忍受，火了：“你是怎么啦你!快喊呀!”
       兵们的心也急得跳出来。也都轰他：“快喊呀!”
       他却把眼闭上，把脸捂住了。手缝中，与泪水一起串出一句话：“我妈，是哑巴。”
       连长眉峰猛地攒了一下。又疾疾地揉一下眼。手离时，眼变红了。泪滚出来。完全抑制不住。似乎并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哑巴、聋子、听不见。他放开喉咙猛喊：“妈——妈——”。
       士兵们噙着泪。也都喊：“妈——妈——”。
       喊声震天动地。山鸣谷应。都是“妈妈”的交响。
       可是，听不见。她仍然执著地向前走。向着山里。向着军营。向着儿子疾奔。
       连长喊毕就举起右手。向着远远的母亲行军礼。
       车上的士兵都举起右手。齐齐地向遥远的母亲行军礼。
       只有袁根没有喊。也没有行礼。他在哭。捶着驾驶楼哭。望着他母亲哭。哭得很痛。在他痛痛哭过几声之后，猛然感觉到出征的重任与时间的紧迫，而部队却为自己一个人的事待在路上。他的心立刻被这种沉重压住了。他仿佛变成一个巨大的秒表，响着急促的嘀嗒声。于是他更重地擂着车顶，给连长下命令：“连长。开车!”
       连长没有动。车也没有动。
       秒表的嘀嗒声愈来愈响。愈响愈烈。声声砸在他的心上。他干脆不叫连长。瞪着发红的牛眼探出头，直对司机擂吼：“开车!快开车!”
       军车启动了。三辆军车都启动了。很慢。
       但连长还没动。没回驾驶楼。仍然站在踏板上。仍然举着行礼的手。仍然望着蹒跚奔走的母亲。
       三辆军车上的全部士兵，像三个方块队通过检阅台似的，齐齐地举着手。齐齐地向母亲话别。
       直到望不见为止。
       半程没有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