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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我们4女1男被国家教委公派到莫斯科的普希金俄语学院留学一年。那段日子，是我们公认的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都说留学英伦、负笈北美是镀金，而留学俄罗斯充其量只能是镀铜，但那时的我们，更多地沉浸在摆脱国内沉重课业负担、了解俄罗斯这个美丽国度的喜悦之中。
       老师浮世绘
       普希金俄语学院是专为外国人学习俄语开设的，类似国内的语言大学。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不同的肤色、各异的语言，令这座可爱的小楼生趣盎然。我们5个人被编成一个班，配了视听说、语法、音乐、等课。在这里上课，和国内真有天壤之别。
       教我们视听说的老师加琳娜是位很有气质的中年妇女，每天上课，我们都会细细品味她得体的服装、美丽的流苏披肩，还有随心情而定的香水味。上她的课，从来不用课本，也没有作业。每周，她都给我们放一两部俄罗斯经典老片，从《战争与和平》到当年获奥斯卡外语片提名的《小偷》，然后大家坐下来讨论有关人生、政治等很严肃的问题。她静静地坐在一边，微笑着听我们讨论。遇上风和日丽的好天，她就带我们到莫斯科老城的街道上，给我们指普希金订婚的教堂，领我们看莱蒙托夫度过童年的小院。
       她给我们留的惟一一次家庭作业竟然是熬一锅浓浓的肉汤，因为她希望我们了解俄罗斯的美食，要教大家做俄罗斯的杂拌汤。记得那个寒冷的冬日，当其他班的同学坐在教室里，对着老师的耳提面命开小差之时，我们却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有的洗白菜、有的切胡萝卜、有的给汤加料……她在一旁给我们讲俄式大餐、讲饮食习俗。一阵手忙脚乱之后，大家围坐在香气氤氲的浓汤前，感觉非常温馨。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俄罗斯社会，她利用关系，带我们去参观国家杜马。她的一个朋友是俄罗斯共产党的议员，钳工出身，但却温文尔雅。我们走进他办公室时，他刚放下电话，热情地迎上来：“刚刚有个台湾机构打来电话，说过年了，要来拜访。我告诉他们，我的朋友带几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过来参观。我支持一个中国。”短短几句话，让我们深受感动。
       我们的文学老师，20多岁，看上去有些老态：戴着宽边眼镜，穿着很朴素，背一大包书。她能够将名家的作品，一气呵成地背下。每次给我们讲普希金、讲莱蒙托夫时，她都非常投入，原来平凡的外表变得那么美丽、圣洁。我们喜欢上她的课，因为她经常在课堂上要我们分角色表演小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挥。一次，当我演完普希金《叶甫根尼·奥涅金》中塔季扬娜致信奥涅金的情节后，她非常激动，夸我有表演天赋，还很热心地建议我去戏剧学院学习。后来，她上课时总叫我塔季扬娜。
       英语老师是个开红色法拉利车的美丽女子，每次上课就扔给我们一篇生词无数的《纽约时报》或是《华盛顿邮报》里的文章，让我们复述，她却坐在讲台前摆弄美丽的指甲，或是翻动猩红的嘴唇，熟练地嗑瓜子；音乐老师把教室布置得很有情调，教了我们好多的流行歌曲和名歌，从《三套车》到奥斯卡外语片《烈日灼烧》的插曲《晚钟》……
       一年的学业结束，人人都是5分。我们都对这种寓教于乐的上课方式非常满意。写信告诉国内的同学，他们都嫉妒不已。
       小厨房，大世界
       由于我们是5人小班上课，平时没有机会跟其他同学打交道，所以宿舍楼里的厨房就成了我们跟其他国家学生接触的主要窗口。每到夜幕降临，厨房里就开始热闹起来。
       跟我同屋的尼日利亚姑娘南希，菜做得非常好。一到晚上，她就备好锅碗瓢盆，开始烹饪。我喜欢喝她做的牛肉汤，味道很特别。我曾经想跟她学，但她用的那些说不上名字来的调料根本就无法买到。经常是我正拿着遥控器对着电视发呆，她就开始叫我了：“卡佳，过来尝我做的饭。”我总是开心地跑过去，边吃边称赞。
       南希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外国朋友。记得到莫斯科的第一天，我兴高采烈地走进宿舍，却发现跟我同住的是个人高马大的黑人姑娘。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近黑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她咧开嘴冲我微笑，原本黝黑的肌肤几乎与环境融为一体，牙齿显得分外白皙，还有她耷拉着的无数小辫子的头，让我感到恐惧。我不知道自己第一个晚上是怎么熬过来的，不过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头上的小辫子是假的，每周，她都从头上摘下近百根小辫儿，一条条散开、洗净，再一根根编上。单是打理这头秀发，就得费半天工夫。最初我看得起鸡皮疙瘩，后来也习以为常了。她经常羡慕地望着我的头发说：“你的头发真好。我们那里的女孩，对头发的爱护胜过一切，大家都把头发编成很多小辫儿，可是我的头发太少，所以我担心自己嫁不出去。”
       厨房里有一对印度小夫妻，男的高大憨厚，女的娇小玲珑而贤淑。他们做的抓饭，常常成为大家的共享之物。隔壁的科威特同学，每月1500美元的生活费，是我们的5倍，越南学生的20倍，却只知道天天炸鸡腿，乐此不疲。好像这个世界除了鸡，再没有其他可吃的了。
       最富有戏剧性的是：有一天，我在做饭时遇到了一个黑人，他见我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对你一见钟情，嫁给我吧。”吓得我扔下锅就往房间里跑。后来才知道他是同屋的朋友。或许是南希狠狠地训斥了他吧，后来他再也没有在我面前出现过。
       每个周末，学校都有蹦迪，我们这些厨房里结识的朋友，经常结伴去跳舞，一跳就是三四个小时，累得满头大汗。有意思的是，那里没有门票，交完钱，门卫就在你的手背上盖一个戳，如果中途需要出去也不打紧，只要戳没有掉就行。
       没课的时候，我们喜欢乘坐四通八达的地铁，拿一张地图，到处闲逛。我们的午饭，通常都是一个冰淇淋加一块面包。莫斯科的冰淇淋真是美，那浓浓的奶香似乎还萦绕在我的唇齿间，我们当时的愿望就是尝尽莫斯科所有的面包和冰淇淋。记得有句话，“冬天吃冰淇淋，夏天喝伏特加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说的就是俄罗斯。
       到博物馆上厕所
       莫斯科厕所很少，而且收费不菲，当时要2000卢布，合人民币4块钱。后来，不知谁灵机一动，发现城里厕所虽少，但博物馆星罗棋布，票价都很低，大概600卢布左右，既能解决“生理需求”，又可以顺便参观。所以我们就养成了经常光顾博物馆的习惯，至于经常有土生土长的莫斯科人好奇地问我：“你去的这个博物馆我从来没有去过，你是怎么找到的？”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回答。
       莫斯科不产西瓜，西瓜都是从高加索运过来的，价格很高，我们5个人每次都把皮啃得特别干净，还美其名曰“西瓜皮维生素丰富”。现在大家碰上，还用这事儿相互取笑。
       在莫斯科，蔬菜奇缺，至于国内随处可见的芹菜，更是难觅。后来听说当地的一种植物有芹菜的味道，我们就跑到学校旁边的树林里去采，然后洗净剁细，擀面和馅。那天我们包了好多“芹菜”饺子，吃得肚皮都快撑破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向当地人学习，采蒲公英来熬汤，据说清热解暑。我们还采了好多黑浆果，跟着搞卫生的老太太做果酱，味道还挺不错的。惟一让我们望而却步的是蘑菇。春天，大家经常去采蘑菇，但都不敢 轻易尝试，因为每年莫斯科都有人因误吃毒蘑菇而丧命。
       第二年春天，我们又有了新的话题：住院。起因是我们中一个女孩儿因肺炎住进了医院。大家去看她时，被医院的舒适彻底征服。她穿着一袭粉色的美丽长袍出现在我面前，我的眼前一亮：这是病号服？
       病房里窗明几净，电视里放着巴西电视连续剧，中午饭是可口的沙拉、鲜美的红菜汤、松软的炸牛排、鱼子酱，饭后还有冰淇淋、水果，她吃黑莓果吃得牙齿都黑了。最令我们心动的是，她在那里住那么长时间，一分钱都不用交。而我们，还要自己做饭和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