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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第一个徒弟的时候我比徒弟还年轻。
       徒弟的父亲是老寒腿，徒弟孝顺，用一件旧皮大衣给老父改了一条皮裤。我正好从宁夏去西安接车，徒弟便把给老人送皮裤的事拜托给我。
       徒弟的父亲在耀县农村。我必须先开车到耀县，才能找到徒弟的表妹领着我去。所以，我首先要找一个去耀县的带路人。
       那时的交通非常不便，公路上拦搭便车的人比比皆是。开着卡车出了西安，我便开始在拦车人中物色可能去耀县的赶路人。当我很有把握地把一位搭车者让进驾驶室后，一问才知他只不过要去高陵——高陵到耀县还有100公里。正在懊丧之际，搭车者却拍着胸脯说，只要让他搭乘到高陵，他保证在高陵车站找一位可靠的旅客将我带到耀县。
       车到高陵，搭车者果然找了一位小伙子来带路。不过，带路人并不是去耀县的旅客，而是搭车者的朋友。这位朋友正在闲逛，被搭车者游说了来。于是，我们一路高歌猛进，顺利到达耀县并很快找到了徒弟的表妹。
       徒弟的表妹说去徒弟家还有30公里山路。我对我的带路人说，我们要去农村，你就在城里等我，我送完东西回来接你一起回高陵。带路人说，我也想去农村看看。况且，谁知你们几时才回来，我在城里哪个地方等呢?你回来找不到我，自己开车回西安我怎么办?带路人的话让我很是为难。因为卡车驾驶室只能坐两个人，徒弟的表妹要领路，自然应该坐在我身边。更何况她还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我岂能不怜香惜玉?而将带路人赶上车厢，我又有些于心不忍。正在两难，小伙子早已爬上车厢，做了一个领袖般的手势——开车!
       我在徒弟的表妹的指点下将车开得飞快。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刚进山就遇上一场瓢泼大雨！雨点打得驾驶室顶噼里啪啦直响，车前的公路上一会儿就有了积水。而我的带路人任凭风吹雨打，岿然站立在车厢。我几次停车让他下来躲雨他都不肯，被淋作一只落汤鸡。
       山里的天是孩子脸，一会儿就好。风雨过后，我们将车开到了徒弟的表妹家。站在她家门前的山头上，一眼就看见了徒弟家门口的大柿子树。但他们两家中间是一条深沟，要绕过去，必须步行4公里。而这4公里，其实只是一条羊肠小道。表妹派了她的小弟带我们继续前进，自己留在家帮母亲为我们煮饭。我认为高陵小伙不善走山路，劝他留在徒弟的表妹家等我。他却说他一定要跟我去徒弟家吃过了冬的吊柿子。拗不过他，我们只好背上皮裤和西安城中买来的礼物，徒步穿越这条深沟。
       其实，我完全可以把皮裤和礼物放在徒弟的表妹家让她代转。我甚至可以放在耀县托付给徒弟的表妹。可我从数千里外的宁夏来到这里，不为徒弟看看父母，于心不忍!但我未曾料到，在这4公里山路上走一个来回，竟用去了两个多小时。而雨后的泥泞又让城里长大的高陵小伙摔了一路跟头，几乎变成一只泥猴。更有一点对不住他的是，我向他吹嘘的徒弟告诉我的他家珍藏的吊柿子，此时早已过了存放的季节，在全村都没能找出一颗来……
       交付了徒弟的孝心，看望了二位老人，吃过徒弟的表妹做的含水面，带上山里的土特产，携起我的带路人，我们踏上了归途。我们的全身格外轻松，我们的心情格外舒畅。轻车熟路，我们很快就驶进了渭北平原。平原上的公路平坦宽直，路两边垂柳随风摇曳，鸟雀自由飞翔。天蓝得清亮，云白得洁净。不时地有一个个村庄迎过来又闪过去。村庄外是绿油油一望无际的麦田和成群结队的村民。我们望着车外的一切，时而大声地交谈，时而欢快地歌唱，将“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歌声撒下一路……
       有炊烟从老乡的屋顶升起，有牧归的老牛俯舔胯下的犊子。这时的我却抛锚在异乡的村头，对着趴窝的卡车长吁短叹——传动轴一个过桥轴承的三个固定螺栓丢得一个不剩，几近散架!
       事情全坏在这是一辆刚刚大修出厂的车，车上既无备件又无工具。束手无策的我只好频频招手，拦挡过路的车辆。自然有呼啸而过的，也有停下帮忙的，但皆因这是三个较特殊的螺栓而爱莫能助最终纷纷离去……
       惟一的办法是自救。我留下高陵小伙守车，自己向不远处的村庄走去。我企图借一把手钳和几根铁丝。但我的外乡话很难取得当地人的信任，只好悻悻而归。这样，借工具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
       半小时后，他握着一把钳子回来了!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他的裤子从裤脚到膝盖撕了一条大口子，腿上还擦破一块皮——我忘了他是一个十分怕狗的人。狗子一叫他就跑，狗子能不追他吗?
       日头落了。炊烟散了。三五一伙的村民抱着板凳从我们身边经过到远处的村子看露天电影。
       我挡住一辆开往高陵的班车让他先走。他挥挥手把车打发走了。
       星星亮了。狗子静了。一大群一大群看完电影的人从我们身边经过……
       突然有一辆车停在了我们后面。车灯未关，车上即跳下一个彪形大汉。大汉叫道：“这俩臭小子还在啊!弟兄们，下来下来，都给我滚下来!”
       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二十多个醉醺醺的男人哗啦一下将我们围了起来。为首的那个又喊：“俩臭头啊，去的时候就看见你们在这儿，我们一顿酒席都吃完了，你们还在啊?哪坏了?说!我这一车全是司机，这点毛病还不是小菜?实在不行就在我车上拆，看上哪个拆哪个!我就不信我一车司机还救不了你俩臭小子……”说话间就爬到车底下去了。
       在他们修车的时候我了解到，他们全是富平县车队的司机，他们是傍晚去乡里补吃一位同事的婚宴，喝完酒正要回单位呢。
       车很快修好了。是把他们的螺栓拆了两个，另一个绑了铁丝。而他们车上仅剩了一个螺栓，却绑了两根铁丝。因为这里离富平县已经不是太远。
       车到高陵是凌晨两点。
       我和我的带路人又冷又饿又疲惫，徒弟的表妹家的两大碗含水面早已消耗得一干二净。我多想去他家暖一暖，吃点饭，哪怕是喝一碗滚烫的开水。然而，不但是我，就连他也被他们厂高大的院墙和院墙上的铁丝网隔在了外面。厂大门在12点上锁后是决不许再开的，而他家就住在厂内。
       无奈，我们又一起到了西安。在旅社的房间里，我们每人喝下两大碗开水，倒头就呼呼大睡了。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古都西安这样的大城市，到了凌晨3点也决没有还在营业的食堂了。我只能等到天亮后找一个饭馆答谢我的带路人，然后再将他送回高陵。
       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是，等我一觉睡醒后，早已是日上中天。我的带路人不知在何时悄悄地离我而去，竟没忍心打扰我的好梦。更让我内疚的是，直到他离开，我都没想起来问一下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现在，我甚至连他的模样也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那时正是1980年的春天。
       （丁梅摘自《黄河文学》2003年第6期，何兵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