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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电视二台《书评》的魅力
       ■ 《世界明星主持人》
       ■ 徐德仁 著
       法兰西文化，确实值得骄傲。比如在法国的电视中，最出挑的主持人竟不是那些娱乐节目的主持大腕，而是高雅文化类节目主持人伯纳德·毕沃。早在1975年，法国电视二台开创了由毕沃主持的《书评》节目，每周五晚9点30分开始，在约90分钟时间里，没有影视，不播音乐，全部是由主持人和被评的书的作者和读者，侃侃而谈。
       毕沃熟谙出版行情，本人就是评论家，他与被评的书的作者和读者一起侃大山，谈锋或机智，或幽默，或诘难，或褒贬……一个高雅文化节目，竟长时间地在法国全国收视率排行榜上处于较前列位置，这是法国人的骄傲，也是毕沃的不同凡响。
       以下几件事例，可以窥见毕沃具有何等影响力。
       一个星期五晚上，法国一所大学的学生正在看国家剧院芭蕾舞现场直播，到了9点30分，一名学生立即把频道调至电视二台，并激动地说：“你们怎么不看《书评》？那还读什么大学？修什么博士？”当时，大家非但没有异议，甚至认为不看或不了解这个节目，则不属“知识分子”。凡经《书评》评选的书，即成畅销书，这使出版商密切关注其动向而紧跟运转。《书评》影响之大，还在纽约、加拿大按时转播，纽约的《新闻周刊》、伦敦的《时报》还发表专文推荐。
       毕沃的影响力，甚至还引起一场政治风波。1982年10月8日，法国总统府顾问德佩耶出访加拿大，于魁北克（法裔集中区）一次作家聚会上，在回答一个作家提问时说：“我们将有计划地要破除诸位所说的这个节目由一人（即毕沃）专断对书目和作者的取舍，消除那种在书市上已形成的霸权现象。”不料这一讲话第二天在法国各大报刊上刊出，不但激怒了无数《书评》观众，而且由此引发政府触犯干预传播业的禁忌。三天后，密特朗总统自非洲访问归来。记者对他的采访首先是就这一“风波”的看法。密特朗本人还是在野党领袖时就上过《书评》节目，他的形象由此获益良多。他在回答记者时说：“总统府里也同别的地方一样，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德佩耶或许不喜欢《书评》，但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的。”这场风波最后还是由总统亲自平息的。
       《书评》还使不少权贵垂青，如美国的基辛格、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前总理巴尔等都曾当过嘉宾；还有像奥斯卡影后简·芳达也曾在《书评》中显示风采，她的《简·芳达健身之道》出版，即被邀请乘飞机前往《书评》亮相。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责任编辑：黄文杰，定价：24.00元）
       美国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 徐家俊
       审判日本战犯时间最早的是设在上海的第一绥靖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和设在北平的第十一战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时间都在1946年4月。除了1946年1月24日对镝木正隆等十八名战犯首次开庭审判，美军军事法庭还于1946年3—9月间在提篮桥监狱对其他二十九名日本战犯进行过多次审判，被审判的对象主要是摧残、虐待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和菲律宾盟友的日本战犯。1946年1—9月，美军军事法庭在提篮桥监狱内共计审判了四十七名八批日本战犯，根据当时新闻媒体报道的情况所统计汇总，判处死刑十人（实际执行六人，其中在上海执行绞刑五人，在广州执行枪决一人），判处无期徒刑六人，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九人，无罪释放二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军军事法庭根据《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精神，为打击法西斯的侵略气势，惩处反人道行为，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搜集证据，利用法律为武器，惩处战争罪犯，是一项伸张正义，顺应民意的行为，应予以充分肯定。而且在时间上又先于中国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为中国各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审判实践。据有关资料反映，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美国各军事法庭共计判处一百四十名日本战犯死刑，判处一千零三十三名日本战犯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其判处日本战犯的总人数远远高于中国判处日本战犯的人数。但是美军军事法庭的审判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它仅注重日本战犯对美军被俘人员以及美军盟友菲律宾人民所犯的罪行。同时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还遗漏或没有追究他们一些重要罪行。如侵华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于1939年10月至1942年10月期间，他对上海郊区的烧杀惨案和“清乡”负有直接罪责。1940年4月的青浦“青东大屠杀”，经调查被枪杀、刺死、烧死、酷刑致死的有姓有名遇难者就达八百零三人，烧毁房屋达四千四百间。这一重大惨案，便是由泽田茂为首与日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长谷川正宪、日上海特务机关长前田正实等共同策划、指挥的。应该说，泽田茂是这一重大罪案的首犯。但是美军在审判中竟无一字提及。最后，泽田茂只被美军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当时一家媒体曾这样报道：“各犯接受判令后，喜出望外，彼等初不料受刑如此之轻也。泽田茂弯腰领其同僚向法官深深一鞠躬后，微笑而退，其后被告之辩护律师频频向法庭道谢，感其大恩。”另一方面，不少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日本战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实际服刑情况也没有真正按法庭宣判时的年限执行。美军军事法庭所判处死刑的十名日本战犯实际只执行了六名。其中一名还是被中国政府的军事法庭所判决枪决的。
       （选自《上海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在日本投放原子弹是毫无必要的残忍？
       ■ 《外国历史上的传说与谎言》
       ■ 刘文荣 等编著
       多人相信，当时日本已经战败而且准备投降，因此美军在这时对其投放原子弹仅仅是为了满足残忍的报复心理，对于战争胜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果真如此吗？许多历史学家并不这么认为。譬如，保罗·约翰逊博士就坚信，作出这一决定固然并不令人高兴，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原子弹，美军就不得不向日本本土发动进攻，并因此付出惊人的代价。据估计，美军若在日本登陆作战，其伤亡人数可能是100万，日军和日本平民的伤亡人数则可能100万到200万，而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死亡人数总计约10万。那么，当时的日本政府是否已承认战败而准备投降了呢？根本没有。他们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个人。1945年6月6日，日本议会通过的一份秘密文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战争进行到底”，同时还制定了一项计划：制造1万架自杀飞机，组织300万平民义勇军，和美军决一死战。
       有关原子弹的另一个传说是，那时美国政府要员明知核辐射会产生严重后果，但还是决定使用。其实，当时没有人知道会有那么多人死于核辐射，甚至连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也不认为核辐射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所以，当日本人开始报道说有多少人死于核辐射时，美国科学家还认定日本人是在撒谎。只是到了后来，科学家才慢慢地开始相信日本人当初的报道是真实的。几年后，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专家诺曼·拉姆赛博士在一次访谈中说，他为实际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当时决定投放原子弹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爆炸时会有相当大的伤亡……与此相比，受到辐射伤害的人相对来说要少得多……因为受到辐射的人被认为在爆炸的一瞬间就已经被炸死了”。确实，就如一位历史学家后来所说，“制造原子弹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原子弹”。
       （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版，责任编辑：陈今夫，定价：16.00元）
       何以为家
       ——赵丹轶事
       ■ 《地狱之门》
       ■ 赵丹 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也同时结束了我颠沛流离的生活。10月，我带着苗子回到上海，和父母、女儿（赵青）团聚，同时指望着从此定下心来重整旗鼓，再干一番。
       我回到上海以后，起先栖身之处，是父母和弟弟所住的弄堂房子。三层楼由一个舞女暂时租赁，她实际为暗娼，不断更换了好几个姘夫。一帮花天酒地不三不四的男女，聚在楼上成天打麻将，喧哗嘈杂，闹得乌烟瘴气。
       为了跟黄宗英结婚有个自己的小窝，我家决定停止租约、请这个舞女搬走，腾出房屋做我们的新房。但舞女不愿意！由此发生纠纷，我们决定向地方法院起诉，跟舞女对簿公堂。
       开头两庭是我弟弟去代理的，倒还好，说是有希望解决。
       第三庭要当事人自己出庭，我去了。只见那个舞女带了两个男人来到法庭，一个是她的姘夫，一个是她姘夫的朋友。舞女一言不发，其中一个男人把西装拉开，拿出一张红“派司”（“军统”或“中统”的特务证件）一晃。
       法官一看，马上恭恭敬敬站起，嘴里连声道歉：“不晓得，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吧，你们自己去了结吧……”几句话就休庭。把我撂到一边，有理无处讲了。这样，我只好搬出去另找地方住了。
       我弟弟赵冲和他的妻兄为房子的事，被流氓打伤，为此我跑到赛维那咖啡馆找上韩非，请韩非代找黄金荣的儿子写了一张卡片，我拿着去“黄金大戏院”找到流氓，给了一两金子才免去一场灾劫。一个特务叫尹正修，他在解放前为房子的事，曾欺压过我，由此他在我面前暴露了他的特务的身份。那时我就记在心上，一解放我就向政府揭发了他。
       官司以后，没奈何，朋友帮我在昆仑电影制片厂旁边，徐家汇的平民区，找到一间客堂间暂时住了下来。前边是一排门通里弄、后边也是一排门通公共楼梯、灶披间。
       （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版，责任编辑：杨建英、陈今夫，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