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个女孩子的信，问我有没有看过美国电影“Legally Blonde(中译：金发尤物)”，说她就像电影里的女主角，被上台大的男朋友甩了，现在她正昏天黑地K书，非考进台大不可，而且要进她男朋友那一系，在系里跟他拼，然后在那男生回心转意的时候，把“他”甩掉，报一箭之仇。
才看完信，就跟个从美国回来的女学生吃饭，闲聊中提起那部电影。
“我也看过啊，”女生一笑，“宿舍的同学一起去看的，讲一个女生被男朋友甩，再甩她男朋友的故事。”
“于是那女生报了一箭之仇?”我问。
女学生一怔，笑笑：“怎么说报仇呢?起先男生去东岸念哈佛，女生在西岸，一东一西，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当然会吹。”
“后来女生不是也上哈佛了吗?男生不是也回头了吗?”我又问。
“男生是回头了，可是他不如女生，比女生差多了，女生还没毕业就出庭当律师，那男生却还像个小朋友，他们当然会吹，他们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儿子初中时，念附近的天主教学校，交了一票朋友，一下课就来家找。
可是上高中，我们经过一番挣扎，送他进了远在曼哈顿的史岱文森高中，每天单单上下学搭车就花掉三个钟头，渐渐地，附近的朋友不来找他，他也不再去找那群当年的死党。
“你平常是因为没空，为什么放假也不去找老同学玩呢?”我问他。
“他们太不成熟了，”儿子撇撇嘴，“有一天我说去纽泽西州的大冒险乐园，他们居然把眼睛瞪得好大，说:‘什么?那多远哪。’你说好笑不好笑?”叹口气，“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少年时去爬山，也遇过这样的情况。
一群爱登山的朋友，由台北近郊的大屯山、观音山和乌来内山开始登，愈爬愈高，终于上了合欢山、大雪山和玉山。
队伍里从起初就有一对情侣，总是相互照顾，可是当大家愈爬愈高，他们却吹了。
原因是每次攻顶，只要过了一定的高度，那男生就脸色惨白，好几次被紧急抬下山。可是只要下到一定的高度，他又立刻“返魂”，生龙活虎起来。
反倒是那女生一点也没有“高山症”，起先她都陪男生留下来，目送大家继续爬，后来男生劝她也去，反正没多久就下来了，她才勉强同意。
到高山是不能多想事的，一方面因为危险，不能分心;一方面因为缺氧，脑袋不灵光。那女生一上山，就好像把男生全忘了。
有一天，从山头下来，一群人满身泥泞汗水地走进休息站，发现等在下面的男生正在跟另一个女生喝咖啡。
从那天起，没有再看见男生，倒是女生继续爬，而且又交了个可以相互扶持的“山友男朋友”。
“没办法，”女生说，“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更妙的是我父亲的邻居——
大家都是台北六张犁山上的“阴宅居民”。据管墓园的老张说，就在我父亲坟头上面一排，有两个相邻的墓，起先总有个少妇来哭她早死的丈夫，也有个男人来凭吊他逝去的妻子。
渐渐地，两个人聊起来，一起下山，甚至一起上山。
又过一阵子，两个人都不见了，原来结了婚。
“这有什么办法，这是好事啊。”管墓园的老张指着那两座坟，咧着没牙嘴用他的胶东腔喊着：“谁让你们早死呢?一个阴一个阳，不在同一个世界了嘛。”
参加旅行团到挪威和瑞典去，起先团员彼此都陌生，只跟自己人在一起，渐渐形成小圈圈，又渐渐打成一片，一起唱歌、一起逗笑、一起跳方块舞，我的女儿拉小提琴，我秀我的写生，南非的一对夫妻唱他们的国歌，尤其到三个星期行程要结束的那几天，大家更是依依不舍。
“最后的晚餐”，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太太跑来搂着我和妻的肩，感慨地说：“我真不懂，大家这么好，为什么每个旅行团结束之后，却都一下子不见了，而且失去联络，这是怎么回事?我真不懂，我真不懂。”她不断地摇头，眼睛里闪着泪光。
问题是，旅行团结束了，虽然交换了地址，我却没收到她的信，几度想提笔写个卡片给她，也终于没那么做。
是啊!为什么旅行团里交的那么好的朋友，一朝分散就多半失去联系?不是说好，大家还要一起去旅行吗?不是有人讲要写旅行心得寄给彼此吗?不是有人要把照片从网上送给每个人吗?
言犹在耳，为什么全说话不算话?
或许因为旅行太快乐了吧。把世俗的一切全抛在脑后，大家尽情地放松、尽性地游玩，好像在天堂一般。
只是旅行结束，也就是坠入凡尘的时刻，大家重新面对的是沉重的工作、繁琐的家务和纷乱的人情。于是仿佛饮了忘川之水，忘去了天上的一切。
就像那攀上巅峰的女生，面对的是危险的山岩和稀薄的氧气，她怎么能够去思索她在山腰喝咖啡的男朋友?
就像那扫墓的“未亡人”和“杖期夫”，冰冷的墓碑，禁得起多少单边的倾诉?
古往今来，在情海中、人海中，许多分离都是如此无奈。不怪情，也不怨人，只恨——
他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
(吕国强摘自台湾《讲义》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