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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这是余光中教授的办公室吗?”
       “是的。”
       “请问余教授在吗?”
       “对不起，他不在。”
       “请问您是——”
       “我是他的秘书。”
       “那，请您告诉他，我们还没有收到他的同意书。我们是某某公司，同意书一个月前就寄给他了……”
       接电话的人是我自己。其实我哪有什么秘书？这一番对答，并非在充场面，因为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在近来，自己已经不是余光中，而是余光中的秘书了。
       诗、散文、评论、翻译，一向是我心灵的四度空间。写诗和散文，我必须发挥创造力。写评论，要用判断力。做翻译，要用适应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自觉生命没有虚度。但是记得把许可使用自己作品的同意书及时寄回，或是放下电话立刻把演讲或评审的承诺记上日历，这些纷繁的杂务，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只是超现实，“超级的现实”而已，不过是秘书的责任罢了。可是我并没有秘书，只好自己来兼任了，不料杂务愈来愈烦，兼任之重早已超过专任。
       退休三年以来，我在西子湾的校园仍然教课，每学期六个学分。上学期研究所的“翻译”，每周都要批改练习，而难缠的“十七世纪英诗”仍然需要备课。退休之后不再开会了，真是一大解脱。大头会让后生去开吧。回头看同事们脸色沉重，从容就义一般没入会议室，我有点幸免又有点愧疚之感。
       演讲和评审却无法退休。今年我去苏州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甚至母乡常州的前黄高中，已经演讲了八场，又去香港讲了两场。如果加上在台湾各地的演讲，一共应该在二十场以上。但是我婉拒掉的邀约也有多起。其实演讲本身并不麻烦，三分学问靠七分口才，在讲之外更要会演。真是锦心绣口的话，听众愈多就愈加成功。至于讲后的问答与签名，只是余波而已。麻烦的倒是事先主办者会来讨讲题与资料，事后又寄来一沓零乱的记录要求修正。所谓“事后”，有时竟长达一年之后，简直阴魂不散，真令健忘的讲者“忧出望外”，只好认命修稿，将出口之言用马来追。
       近年去各校演讲，高中多于大学。倒不是大学来邀的较少，而是因为台湾中山大学的列位校长高估了我，以为我多去高中会吸引毕业生投考中山。所以我去高中演讲，有点“出差”的意味。其实高中生听讲更认真，也更纯真。大学生呢，我在各大学已经教了四十年，可谓长期的演讲了。
       评审是一件十分重要但未必有趣的事情。文学奖的评审不但要为本届的来稿定位，还会影响下届来稿的趋势，当然必须用心。如果来稿平平，或者故弄玄虚，或者耽于流行的招数，评审委员就会感到失望甚至忧心。但若来稿不无佳作甚至珍品，甚至不逊于当代的名作，则评审委员当有发掘新秀的惊喜，并期待能亲手把奖颁给这新人。被主办单位指定为得奖作者写评语，也不一定是赏心乐事，因为高潮已退，你还得从头到尾把那些诗文详阅一遍，然后才能权衡轻重，指陈得失。万一你的首选只得了佳作，而独领冠军的那篇你并不欣赏，甚至不以为然，你这篇评语又怎能写得“顾全大局”呢?
       另一种评审要看的是学术论文，有的是为学位，有的是为升级等，总之都要保密。看学位论文是为了要做口试委员，事先需要保密，事后就公开了。但是看升级等论文，则不分事先事后，都得三缄金口，事态非常严重。这种任务纯然黑箱作业，可称“幕后学术”，其为秘密，不能像绯闻那样找好友分享。讽刺的是，金口虽缄，其金却极少，比起文学奖的评审费来，不过像零头，加以又须守秘，所以也可称“黑金学术”。这也罢了，只是学术机构寄来的洋洋论文，外加各种资料，尽管有好几磅重，有时并不附回邮信封。我既无秘书，又无“行政资源”，哪里去找够大够牢的封袋来回寄呢?
       “你为什么不叫助教代劳呢?”朋友怪我。
       倒好像我还是当年的系主任或院长，众多得力的助教，由得我召之即来，遣之即去。其实，系里的助教与工读生都能干而又勤快，每天忙得像陀螺打转，还不时要为我转电话，或者把各方对我的邀约与催迫写成字条贴在我的信箱上。这些已经是他们额外的负担，我怎能加重要求?
       我当然也分配到一位“助理”。礼文是外文系的博士生，性格开朗，做事勤快，更难得的是体格之好非其他准博女、准硕女能及。她很高兴也实际为我多方分劳，从打字到理书，服务项目繁多，不过她毕竟学业繁重，不能像秘书一样周到，只能做“钟点零工”。
       所以无尽无止无始无终的疑难杂事，将无助的我困于重围，永不得出。令人绝望的是，这些牛毛琐细，旧积的没有减少，新起的却不断增多，而且都不甘排队，总是横插进来。
       以前出书，总在台湾，偶在香港。后来两岸交流日频，十年来我在大陆出书已经快二十种，有的是单本，有的是成套，几乎每一省都出了。而每次出书，从通信到签合同，从编选到写序到提供照片，有时还包括校对在内，牵涉的杂务可就多了。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一套三本，末校寄给我过目。一看之下，问题之多，令我无法袖手，只好出手自校。一千二百页的简体字本，加上两岸在西方专有名词上的译音各有一套，早已“一国两制”了，何况还有许多细节涉及敏感问题。因此校对之繁，足足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
       同时在台湾，新书仍然在出。最新的一本《含英吐华》是我为十二届梁实秋翻译奖所写评语的合集，三百多页诗文相缪，中英间杂，也校了我一个礼拜。幸好我的书我全都熟悉，一部《梵谷传》(《梵高传》)三十多万字，四十年前我存(指余光中夫人范我存——编者注)曾为我誊清初稿，去年大地出最新版，又帮助我细校了一遍，分劳不少。
       “天下文化”出版了《茱萸的孩子》。意犹未尽，又约傅孟丽再撰一本小巧可口的《水仙情操——诗话余光中》。高雄市文献委员会把对我的专访又当做口述历史，出版了一本《让春天从高雄出发》。不久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又推出徐学所著《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九月间尔雅出版社即将印行陈幸蕙在《幼狮文艺》与《明道文艺》上连刊了三年的《悦读余光中:诗卷》。四本书的校稿，加起来不止千页，最后都堆上我的红木大书桌，要“传主”或“始作俑者”亲自过目，甚至写序。结果是买一送一，我难改啄木鸟的天性：当然顺便校对了一遍。
       校对似乎是可以交给秘书或研究生去代劳的琐事，其实不然。校对不但需要眼明心细，耐得住烦，还需要真有学问，才能疑人之所不疑。一本书的高下，与其校对密切相关，如果校对粗率，怎能赢得读者的信心？我在台湾出书，一向亲自来校，务求谬误减至最少。大陆出书，近年校对的水准降低，有些出版社仓促成书，错字之多，不但刺眼，而且伤心。评家如果根据这样的“谬本”来写评，真会“谬以千里”。
       另一件麻烦事就是照片。在视觉主宰媒体的时代，读者渐渐变成了观众。读物要是少了插图，就会显得单调，于是照片的需要大为增加。报刊索取照片，总是强调要所谓“生活照片”，而且出版在即，催讨很紧。家中的照相簿与零散的照片，虽已满坑满谷，永远收拾不清，但要合乎某一特殊需要，却是只在此柜中，云深无觅处。我存耐下心来，苦搜了半夜，不是这张太年轻，那张太苍老，就是太暗、太淡，或者相中的人头太杂，甚至主角不幸眨眼，总之辛苦而不美满。难得找到一张真合用的，又担心会掉了或者受损。
       而如果是出书，尤其是传记之类，要提供的“生活照片”就不是三两张可以充数的了。
       自己的照片从少到老，不免略古而详今，当然“古照”本来就少，只好如此。与家人的合照倒不难找，我素来喜欢摄影，也勤于装簿。与朋友的合照要求其分配均衡，免得顾此失彼，却是一大艺术。但是出版社在编排上另有考虑，挑选之余，均衡自然难保。大批照片能够全数完璧回来，已经值得庆幸了。为了确定究竟寄了哪些照片出去，每次按年代先后编好号码，逐张写好说明，还得把近百张照片影印留底。有时一张照片年代不明，夫妻两人还得翻阅信史，再三求证。
       目前我的又一本传记正由河南某出版社在编排，为此而提供给他们约一大袋照片，许多都是一生难再的孤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浪子”回家?
       这许多分心而又劳神的杂务，此起彼落，永无宁时。他人代劳，毕竟有限，所以自己不能不来兼差，因而正业经常受阻，甚至必须搁在一边。这么一再败兴，诗意文心便难以为继了。我时常觉得，艺术是闲出来的，科技是忙出来的。“闲”当然不是指“懒”，而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从容不迫的出神状态，正是灵感降临的先机与前戏。
       现代人的资讯太发达，也太方便了，但是要吸收、消化、运用，却因此变得更忙。上网就是落网，终于都被那只狡诡的大蜘蛛吞没。啊不，我不要做什么三头六臂、八脚章鱼、千手观音。我只要从从容容做我的余光中。而做余光中，比做余光中的秘书要有趣多了。
       (苗馨摘自《散文选刊》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