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作家说父亲和儿子前世是仇人。这话，我信，而且，毫不怀疑。
我和他就是这样，见面就吵。他嫌我不争气，我怨他没本事。
我真的很怀念小时候，那时自我意识没觉醒，傻啦吧叽的，谁的话都相信，看父亲更像仰望一座高山，崇敬之极。父亲呢，更是把全部心血都浇在儿子身上，儿子是他理想的转化与再生。父慈子孝，其乐融融。可再大些，大约七八岁吧，就不行了，我顽劣刁横的本性渐渐显露，对父亲不再惟命是从，顶嘴抬杠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他气极了，抓起一根做柜子用的木棍便向我抡过来，我用手臂一挡，“咔”的一声木棍断为两半，随之，鲜血也顺着衣袖淌下来……我没动，也没哭，只是直直地站在那儿，瞪着他，他没吭声，往旁边一坐，抽烟去了。我依然站在那儿，死盯着他，直到母亲跑过来，紧紧地抱住我……
那时候，我觉得和他是仇人。小时候做梦，和他打架，不，是和他打仗，我带一班人马，他领一支队伍，你死我活地拼杀，醒来时，却是泪流满面……
幸好他在家的时间不长，一年到头只有俩仨月。他会做木工活儿，一开春儿，便带着锯子、斧子，拎着装在塑料袋里的被子，出发了。收麦、收秋时再回来收拾庄稼。也许我真的没良心，从来不想他回来，他一回来我便要挨罚，或站，或跪，或打，最多的是罚跪，一跪一天……
他对上学有着特别的情结。小时他上学，偷了家里两个鸡蛋去报名，竟又被奶奶赶了回来，为这事，他遗憾了几十年。所以，他便把所有希望的颜料涂在我身上，希望有一天我能照亮他的生命。
他依旧一年年地出去，只是不再年轻，身体也大不如以前灵便。我上初中时，他为了方便管教我，便在本地谋了一份事做。那活儿很苦，也很脏，饮食更不好，我很担心，担心出事。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正看电视，听见有人咚咚地敲门，开门看时，是他的一个同行，说他得了阑尾炎，要住院开刀。母亲二话没说，立刻拿了家里所有的钱去医院。那时是春节前的一个月，风很大，雪很大，冰很厚，路很滑……
春节前几天，他和妈妈回来了。他明显地瘦了许多，脸很黑，头发跟蒿草似的，又脏又乱，他虚弱得很，走路时一摇三晃，说话也很吃力。我为了庆贺他回来，便做了一只塑料孔雀，他看也没看，抓过来一把扔了，说我不好好看书，净弄些乌七八糟的玩意儿……那时候下着雪，院子里一片灰白，我呆在那儿，头扭向窗外，他坐在床上叹气，母亲在堂屋里低声抽泣——那时已是晚上，没人做饭，没人烧水——那时别人家已在脆脆的爆竹声里迎接新年的到来了，我望着飞舞的雪花，望着灰暗的天空，泪流满面……
升高中时，我失败了，他气得捶胸顿足，见了我就骂。他吃饭时往往是扒上一两口便把碗扔了，吓得啄食的鸡呼地跳了起来。那个夏天的太阳很毒，他却蹲在烈日下，一蹲几个钟头，留下一堆冒着火星的烟头……
第二年我又考了一次，而且考了一个很高很高很高的分数。他乐坏了，整天笑哈哈的，那一个月，他真的很幸福。
然而快乐是短暂的。
我也许真的是他的仇人，我一上高中便把他气坏了。因为我把大部分生活费都扔进了书店老板的抽屉里。
他那时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可为了我，还是没日没夜地干，有时直干到天明。冬天的夜很冷，可他还得抄起斧头去敲那些高高低低的柜子、椅子。有一阵子他病了，可仍不歇着，结果不小心给电刨削去了半截大拇指……
可我终究让他伤透了心。当他发现我把几千块钱换成了一堆一堆的小说和散文时，他气得要命，而我不服，他气得要死，要去跳井，妈妈把他硬拉了回来。我明知自己错了，可依然嘴硬，还没良心地说他把钱看得比我重要。他一听这话，就再也不吭声了，抓起桌上一瓶白酒便猛灌下去，然后一抹嘴，红着脸倒头便睡。半夜里，他难受得很，便吭哧吭哧地下了床，踉踉跄跄地向院子走去，我看到他一歪一歪地，没走几步，便蹲下来，难受地吐了起来!那时候下着雪，雪花在昏黄的灯光下轻轻地飞舞，它们轻轻盈盈地落在他身上，他只穿着薄薄的秋衣和秋裤，一只拖鞋被甩到了远处，他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吟，嗡嗡嘤嘤地不知说些什么。然后他开始哭，先是轻轻抽泣，后来便放声大哭——那是冬天的深夜里，那是春节前的一个夜里啊!我看到远处爆竹放出的亮光，听到那些悠远而浑厚的声响，再看看他，我不知该做什么，只是流泪……
后来我读到贝克莱的剧本，其中有一段:
“儿子:混账，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父亲:我不知道!
“儿子: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
“父亲: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生下你!”
读这些文字时，我心里开始隐隐作痛。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就像地球绕太阳转一样真实。我想我知道父亲为什么会生下我。也许，前世我们是仇人，所以，才会有我们今世的争吵与伤心!可是，今世，我是他儿子，他是我父亲。
我的出生，是为了爱他；他的存在，是为了爱我。
如果真的还有来世，那么下一世我还要做他的仇人。
最后，我想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是春天，我不能错过，因为，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鲜花盛开的季节。
我想让他知道，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
(赖忠江摘自2002年11月7日
《中国青年报》,胡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