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笔谈：面对“五一二”
       媒体报道与公众心理
       杨 早
       此次汶川大地震，是典型的危机事件，媒体报道也相应采取了危机报道模式。鉴于震灾的信息大部分依靠媒体报道（尤其是受灾严重、公众通讯很难保障的地区），媒体报道对于公众心理有了巨大乃至完全左右的力量，分析此次震灾中的“媒体报道与公众心理”，可以让我们了解危机报道的意义与边界，有利于媒体与公众处理日后的类似情形。
       为了方便讨论，笔者将受媒体报道影响的公众区域，按受灾轻重分为重灾区、轻灾区和无灾区，分别描述其不同特质。
       一、重灾区：本次震灾中，对重灾区的媒体报道，备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媒体动作迅速；二是灾区对媒体基本全面开放。这两点让公众看到了自建国以来最迅速、最开放、最全面的灾情报道。
       一直以来，中国对灾害报道多半采取封锁式的统一报道，灾情报告大都采用新华社通稿的方式发布。这次震灾，则基本任由各路记者进入灾区，灾区也尽量为媒体报道提供方便。这样做，保证了震灾中的大量细节向全国散播，为推动全国性的公众关注与心理参与打下了基础。
       还应该提到的是，此次震灾中，有大量的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进入灾区，为灾民提供物质、精神的各种援助。而志愿者中的许多人，作为“个人媒体”的发布者，以他们的亲历亲见，不经过滤的表达，让重灾区外的公众第一时间了解到灾情发展与救灾进程。这种“全民参与，全民传播”的报道方式，使得灾区的报道前所未有的丰富与全面。
       但是，由于这是初次向媒体提供如此自由的报道环境，它的负面效应也同时显现：大量未经灾情采访、心理干预训练，也谈不上物资准备的记者进入灾区，某种程度上也加重了灾区负担，记者一些轻率、鲁莽的方式，对受灾难民甚至造成了“二次伤害”。《南方都市报》记者周筱在一篇题为《面对巨灾，记者何为？》的手记里记录了自己的感受：
       面对这场“国难”，记者能给受害者带来什么实际帮助呢？据说全国各地的媒体，有数千名记者聚集四川震区，而最著名的震区汶川，由于交通中断，被困的记者们不得不住进县委宣传部开设的“记者救助站”，这实际上是在从灾民口中夺食。更有某些电视台的记者，为了追求画面效果，把刚救出的人眼罩拿掉，导致对方失明；或是反复要废墟下的人回答问题，导致刚救出的人立即死亡。这些行为不仅违背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而且丧失了人性！
       这里面包括记者对后来被公安部授予“特级英模”的彭州女警蒋敏的采访，从初次播放的镜头上看，蒋敏一边借助连续干活来压抑内心的悲痛，一边还要回答记者“看到别的孩子，你想你的女儿吗？”“看到别的老人，你想你的父母吗？”之类的问题。按照心理干预医师的说法，在这种不适当的环境（救灾现场），面对受灾者不适当的状态（疲惫已极），去唤醒受灾者的悲痛记忆，是非常不适当的行为。而记者本着中国灾害报道中惯有的“救灾出英雄”的思路，硬要将蒋敏作为“典型”拔出来，无异于对她进行二度的心理伤害。在电视后来播出的新闻采访画面中，记者的提问被剪去，只剩下蒋敏的表白，似乎她是在主动向记者袒露心声，但这是违反人之常情的行为。
       已有论者指出，在国外的灾害报道中，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一般会采取“新闻分享”的方式，尽量减少对受灾者的骚扰与伤害。而此次报道中，经常出“一个亮点，千人追逐”的现象，这种情形对受灾儿童的影响尤其巨大。如“敬礼娃娃”郎铮，因为过多地接受采访与追问回忆，已经出现怕说话、怕生人的心理障碍症状。教育部在类似现象已经泛滥的情形下，发出通知，要求“不得对受灾学生进行过度采访”，虽然已属亡羊补牢，但希望可以为政府部门今后的做法提供借鉴。新闻自由，并不等于无所规范与管理，包括对于新闻媒体与志愿者，既要肯定他们为灾区所做的大量工作，也有必要警惕他们“好心办坏事”，对救灾造成的不利影响。
       也正是由于新闻竞争的激烈，导致媒体纷纷追逐灾区内所谓“明星学校”、“明星乡镇”，如北川中学、聚源中学、新建小学、映秀镇、汉旺镇、天彭中学和绵阳九洲体育馆这些国家领导人到过的地方，被反复报道，大量聚焦。这些报道的画面和文字，为灾区外的公众构筑了一幅想象中的灾区地图。与此同时，许多受灾同样严重甚至更严重的地区（青川、文县等）则不得不通过向上级政府递交报告，要求将自己划为“极重灾区”的方式，来吸引媒体的注意。事实上，由于媒体报道的偏重，造成了大量志愿者和救灾物资的重点集中与无序投放，有的地方物资堆积如山，救灾人员供过于求，有些地方却很难得到有效的援助。
       出现这种情况，不能完全怪责各路媒体。因为他们在进入灾区之前，也只有依靠先进入的媒体所报道的资讯来构筑他们的灾区想象。试想，如果救灾指挥部门能够采用“城市援助对口”的类似方式，将有采访要求的媒体有秩序、有目的地分发到各个灾区，是否会让媒体资源的分配更为合理，更为有效？
       二、轻灾区：轻灾区可以举绵阳、成都等地为例。由于这些城市大都位于中心地带，所以媒体报道也保持了一贯的数量与密度。其中某些媒体也在震灾中交出了优异的答卷，如成都交通广播电台等四个电台合并播报，在最初通讯失常的时段内，对稳定民心、传递讯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之后它们保持二十四小时滚动播出，也成为当地市民了解灾情的首要渠道。
       但应该指出的是，轻灾区的公众心理，处于一种异常微妙与混乱的状态，用一位女作家的话说，“那是一种旁观者和幸存者以及还处于余震威胁之中的当事者的混合内疚”。一方面，他们承认，比起重灾区的灾民来，他们算得万分幸运；但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处于未知的威胁当中，灾难并未结束，它随时可能降临。
       必须承认，这样的公众心理，也是处于被伤害的状态之中，它们同样需要平伏，需要抚慰。但在震灾中，几乎所有全国性的新闻资源都投向了重灾区，轻灾区的公众在某种意义上处于“媒体孤儿”的状态。正如一位中央电视台编辑对《南方周末》所说：“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所有的省级、地市电视台的一切资源都为‘央视’调用。”而此刻，掌控全局的中央电视台肯定会全力报道重灾区的救人、安置情况，轻灾区的情形很少有人顾及。
       五月十九日晚，四川省地震局发布公告，告知十九日到二十日，还会有六到七级的余震。这是地震局在灾后首次发布余震公告，结果造成成都几乎全城人都离开家，涌上街头，或搭起帐篷睡觉，或开车前往开阔地带。因为谁也不知道，已经被震松震裂的小区楼房，还禁不禁得住“六到七级的余震”。
       这一晚成都市又一次重复了“五一二”的混乱，各路口交通瘫痪，通讯基本瘫痪，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帐篷，到处都停满了车辆……午夜时分，成都市政府不得不在广播里反复宣告，成都不属于主震区，余震不会造成有危害的影响，地震局公告只是提醒汶川等主震区做好防震准备，希望广大市民保持正常生活状态，回家睡觉。
       事实上，政府完全可以在发布余震公告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指出余震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地方媒体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针对本地民众进行劝说和抚慰，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大规模恐慌。然而地方媒体在这一方面作为不大，每一次余震，都是对当地民众的一次心理伤害，地方媒体应该可以及时用直播画面和快速采访告诉公众，此次余震的危害程度为何，以帮助公众判断灾害形势，有利于减少盲目的恐慌情绪。
       无一例外的是，在充满不确定性又未有大碍的轻灾区，总是充斥着比重灾区更多的流言与谣传。及时地掌握谣言内容，有针对性地辟谣，并对公众目睹的现象进行报道与解释，是地方媒体应尽的职责。但地方媒体大多数时间都在重复全国性媒体对重灾区的关注与报道，反而将轻灾区变成了报道的“盲点”。五月十四日，谣传都江堰化工厂发生爆炸，成都水质被严重污染，成都市内出现了抢购瓶装水和饮料的风潮。当地政府虽然于当晚发布了辟谣的消息，但按照传播心理学的规律，仅仅是对源头的解释无法平息公众的疑惑，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目睹的景象“何以如此，以及该当如何”，可是第二天，成都地区只有《成都商报》报道了前一天的抢水风潮，其他报纸、电视台都没有关注这一发生在万千成都人身边的事件，只有干巴巴的几句套话，这很容易导致公众心理对于媒体信息的不信任感，无法有效地防止谣言的孳生与再度传播。
       一则手机短信用批语的方式抨击了政府公告的空洞与无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基本平稳，当然也不排除余震的可能（说了等于没说），大家可以放心，不会发生大的余震（屁话，大了还叫余震），大家可以回家，同时做好避震工作（关键是咋做，又睡帐篷？），以免对人身财产造成伤害。专家建议，如果不发生大的余震，大家不必睡帐篷（不震哪个脑壳着门夹了去睡帐篷啊），做好防蚊工作（震不震我都在做防蚊工作)。”反映了公众心理无法得到有效抚慰而产生的焦躁与不满。
       三、无灾区：无灾区的大多数公众对灾情没有直观感受，只能通过媒体报道来了解灾情，想象灾害。用传媒学大师李普曼在《公众舆论》里的说法：“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媒体报道为无灾区的公众提供了一个“虚拟环境”，让他们通过画面与文字来感知灾害。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灾害报道，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而灾害本身往往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对此，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有一句精辟的概括是：“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这也是唐山大地震等重大灾害当年未能即时引发全国公众强烈感情的重要原因。
       本次震灾报道的进步之处在于，对灾害的严重性、伤害程度都有了细致的报道。当然，考虑到公众的心理健康，“过于血腥残酷的画面被前方和后方自动过滤”，也无可厚非。但是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抗灾救灾，人定胜天”的主要基调并未改变。中央电视台的编辑坦陈，在他们看来，“最有用”的片子，是救人的场面、灾民安置，“告诉大家现在很有秩序，很好，你们放心”，这是“规定动作”。
       总的说来，此次震灾中的主流媒体报道，比较完美地实现了传达功能（让公众了解灾区基本状况）、安抚功能（缓解公众的焦虑情绪），但“批判功能”仍然是最弱的一环。它们宁愿用大量画面和图片来追忆震前的美丽山城，拍摄幸存者的泪水与哽咽，赞美大量涌现的感人事迹，也不愿借助自己的有利位置与媒体资源，呼应公众的追问：为什么学校比别的楼房塌得更厉害？灾区有没有出现抢劫、盗窃和管理不善的情况？灾区物资发放遇到了哪些困难？志愿者的无序流动引致了什么样的后果？灾区的基层组织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正如赵士林在《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中所指出的：“如果离开对灾害本身的报道，或者让灾害成为歌功颂德的一个引子，那么这种报道模式虽然表面上可以用来鼓舞人心，但是由于各种危机的损害及造成的相关问题被掩盖，因而使得危机时刻的受害者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无法保证。”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公众都愿意追问这样的事实，灾害之巨大、伤亡之惨烈、救援之感人激发了全国公众内心巨大的悲悯与无力感，很多人在此时宁愿放弃理性，将全身心投入对灾区、灾民的感情释放中去。主流媒体也借机成功地激起了公众心中的爱国情怀，以“多难兴邦”为主题，将公众对灾区的悲情转化为爱国爱民的激情。这就是为什么在国悼之中，在很多人看来只该静静哀悼的时刻，却在三分钟的肃静与鸣笛之后，出现了各地民众振臂高呼“汶川加油！四川加油！中国加油”的画面。
       公众在灾害面前表现出的某种狂热，实际上也是他们对内心巨大的悲悯与无力感的一种释放。这种释放可以通过捐款捐物、参与灾区重建来完成，也可以通过转化为民族国家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来完成。在这方面，媒体报道成功地帮助公众完成了这一转化。但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公众内心渴求全社会在灾害中有统一的道德标准，公众的激情也带来了对正常社会秩序的某种伤害。如“万科捐款门”事件，“国际铁公鸡”短信，甚至一些地方民众围堵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部分网民抨击报刊关于灾区的负面报道是“选择性真实”等，甚至不恰当地高标准要求受灾民众克服恐惧、舍己救人等等。这些现象都不利于建设和谐、理性的公民社会。对于这一点，媒体应当有所预计并有所防范，最好的策略是尽量做一些平衡报道，既热心救灾，也不忘问责，既颂扬好人好事，也追击恶行丑闻。
       针对危机处理与危机报道，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曾提出过“3T”原则，即一、Tell you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二、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三、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这些原则今天仍然适用。
       第一条要求不同位级的政府和媒体明了自身的职责所在，依据受众的心理需求，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第二条要求发布和报道反应迅速，避免谣言或传闻先入为主，造成“先占效应”；第三条则要求发布消息和报道情况，注意全面与均衡，让公众对灾害的想象能够建立在尽可能多的信息之上，反而可以帮助公众理解政府的举措，同时将内心的无力感减小到最低。只有真正全面、均衡的报道，才是成熟的灾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