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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大众文化文本，《士兵突击》的意义也许只有在它风头过去之后才能得到更清晰的指认。一般说来，人们赞赏某个艺术作品，“真实性”往往是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今天接受渠道和发言机会大大增多的情况下，无论专业的评论家还是非专业的接受者，都很热衷也很擅长分析创作者的技艺如何使虚构达到真实的效果。但对待《士兵突击》的方式却是个例外，人们几乎都把它当做现实存在来谈论，而将这样一个事实弃置不顾，即我们信以为真的这些人物，他们的性情禀赋离常人常情很远。可谓得鱼忘筌，面对虚构作品，我们不再考虑所谓的叙事技术和艺术品位，包括故事情节和角色的处理是否符合现实和情感逻辑，这种创造的动机和效果如何等等问题，也都不予追究，仿佛剧中的一切真的就是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
       该剧的观众自然都能看到并理解，《士兵突击》中，随主人公许三多而移动的叙事视角使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显得很重要。不光是许三多，其他的人，哪怕只有一分钟出现在观众面前，他也能在这一分钟里，自然而充分地展露言行举止和性情禀赋。可以说每一个剧中人都是主人公，为了认真对待他们，编导者煞费苦心地设置了一个一个的“局”，也就是必须进行选择的、考验人性的关键时刻。我们满意地看到主人公们做出了选择，虽然他们的选择是生活中的我们无法做到的，比如老马班长的不掠人之美，史今班长为带好兵而牺牲个人前程，伍六一的慷慨退伍，马小帅在演习中的弃权，等等，都似圣人之举，但无一不让我们感到真实自然、亲切朴实，并为他们的德行深深感动。以至于众多媒体和网络写手把这些个人和这个群体当做当代风范进行诠释。过去大众媒介和其他宣传手段塑造的那么多榜样，时令性的道德模范和“感动”人物，各行各业的标兵、尖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过来又过去，虽然他们是再真实不过的、来自于普通人之中的现实人物，却难以真正地影响普通人，或者说让我们真正地认同和信服。其原因恐怕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我们的正面宣传树典型的方法与《士兵突击》的反差：为了将一个人变成典型，新闻报道往往不惜一切将他从人群中抽离，他的言行本是常人应有的也可能有的，却一定要让那些言行变成他一个人的独特价值之所在，于是，“宣传”把他变成“模范”的过程，就是把他从人际、人伦、人群中的普通人变成一个奉献者、施予者甚至拯救者的过程，也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推开、轻慢甚至贬抑其他普通人的过程。与此相应，《士兵突击》的能令观众倾心，是由于它处理人物的民主性。它树立了一个人生的榜样，但这个榜样也是一个受惠于他人的个体；它让我们看到人群里相互关联的个人，看到任何一个人的潜力和尊严，让原本存留于常人心中的良知良能仍旧属于常人；它尊重每个人各自的表达方式，又特别让一个最没有话语权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它塑造了一个正面典型，但这个典型的重要功能却在于他突出、褒奖了每一个与他有关的人。
       也许正是由于宣传的老套，文学和影视作品的模式化，以及由此培育的大众接受心态的倦怠、惯性思维和急功近利这一语境，《士兵突击》才显得格外清新动人。虚构故事提供的是我们宁愿相信的东西，对虚构的信赖表达出我们需要何种真实，接受怎样的诱导，这是对强制性灌输的逆反，也是对做作的艺术形象和伪善的文学作者的唾弃。不过，作为观众的我们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旧有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像所有宣传教育所图谋的那样。我们看到，《士兵突击》偶尔也对一些人事进行“否定”，否定某些人物在某些关键情境中的不当选择。比如成才，他选择从七连跳槽到三连；后来在演习中，亏得许三多和伍六一督促，他才没有实施“舞弊”行为；在老A的训练中，他又选择不去阻止战友的冲动行为……类似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真是太普遍太常见了，并且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无可指摘的，但在剧中却成了例外。成才这个人物为他的选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此，观众也抱以认同。我们如此接受编导的劝服和诱导，并不意味着要将他们的褒贬取舍作为行动指南，回到现实语境中，我们依然有充足的理由一切照旧。不如说在《士兵突击》众人物身上，寄托着观众的“自我”，对这些人物的态度，是我们对自己的现实处境的反应。在生活里我们看到的是老实人吃亏，也经历了太多的作弊欺瞒、应景趋时、投机钻营；或者，周围的人虽都算不上是坏人，但迫于生计和名利，不免各自将他人视为巨大的障碍，事实上的小奸小滑常常被放大到令人切齿或齿冷的地步。在《士兵突击》这个没有坏人的世界和极端纯粹的情景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却那么激烈、那么戏剧性，它把观众卷入其中并诱发出他们沉睡的正义感、神圣性，通过理想化的存在体验催生道德价值观念。经过此番洗礼的观众回归当下生活，虽然会感到一切照旧，但我们的心灵将会因此更加需要许三多和他的伙伴们，就像身居都市而又享受过绿野山川气息一样。
       这就是说，《士兵突击》所以成功俘获形形色色的观众的心，不是因为它提供了人生的榜样和处世的原则，尽管我们相信它所塑造的形象比道德模范更崇高，比“感动中国”的人更令人感动，还比我们的同事朋友更亲切可爱。我们对它的接受主要在于它能够满足内心需要或者说可以作为某种代偿。剧中既有理想、信念、团队、和谐、诚信、情义的蓝本，也有心理疾患的验方，还可供人解读出时代精神的趋向。事实上，人们已经开始了对它的工具性使用，我们从网络和报刊上的众多话题和信息中可以了解《士兵突击》的多种功能：处于控制地位的人可以学习如何有效地实施规训；那些有一定话语权力和表达能力的人，发现的是通过遵从规则而获得施展才能、自我实现的空间；所谓的下层或受控者，则看到了被接纳和承认的希望，并因此焕发出坚持的热情；孤单的人从中体验他向往的伙伴关系，为情所伤、为利所困的伙伴们则体验到了纯洁而深沉的友谊。即便从性别视角来打量，《士兵突击》也大有可看可用之处，它既可为男性中心主义关于男性优越的最后狂想作注解，也可为男性之间的伟大情谊提供有力的证据。对于众多女性而言，它又是别一副安慰剂，即使对那些最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也具有明显的“看头”，因为剧中人物展示的男性气质、男性身体以及男性的私德可作为普通女性欲望和快感的对象，也足以诱发最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的身心需求，同时为她们审视男性和批判男性特权提供标靶。
       诚如约翰·费克斯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所言，一个文本能不能成为一种大众的精神资源，能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相关性是一个核心的批判标准”，但相关性并非相似性。我们在观看许三多及其伙伴们的拼搏和成长，观赏他们的受苦、挫折和伤痛，并自以为受到陶冶之时，所领悟、理解并且分享的可能是与我们不同的事物，但“不同”只是激发我们的好奇，吸引我们的注意，我们所接受和迷恋的终究还是与我们相似和接近的东西。当我们把《士兵突击》变成精神资源和现实参照时，更是违背了差异相关性的原则，因为我们不仅“占用”它与自我的相关性，来确证自我在现实中的独特和重要，而且还下意识地以同一性标准去期待和希求他人，即，指望我们的世界跟《士兵突击》一样明净，指望我们遇到的人都像那利他主义的班长一样完美。这意味着“我”之外的每一个别人都需要改变或者调整他的思维、行为方式，以便使“我”自己的存在更容易、处境更理想，至少使自己的身份更受重视一些。除了这些“实际”的需求，它还能在表达自我的方式上或者说在更抽象的精神层面，刺激我们的口味。
       《士兵突击》作为大众文本，它最大的相关性自然是本土特色的，当下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和谐，处于激烈生存竞争中的我们一方面经常被要求具备团队协作精神，另一方面又常常感到个体的受压抑，于是，对一个许三多式的服从于控制并在规训里成长的人，观众需要看到他的成功；如果有一个注定不成功的人，我们一定希望看到他是个叛逆的强者，他在走到失败的结局之前，对正统观念的嘲弄、对规训的反抗也能带给我们快感，并且，这个快感应当足以抵消悲剧性结局造成的懊丧，《士兵突击》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也正合人意。既要表达人物的个体差异性及其欲望，又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要求，《士兵突击》使用了必要的招数，最常用也最有效的一招便是在模式甚至窠臼里突击陈规。比如，为了表现人物的正气和道义，往往要用到对正义本身进行小小忤逆的方式；人物的心灵自由、他的力量与价值都是通过对控制和规训的效忠得以实现；剧中每一个人都个性十足，但都以对秩序绝对遵从为前提。创作者们深谙此道：让观众在语言层面上体验差异，用“扭曲”和“误用”之类的零星战术，来袭击常规话语体系，一方面让剧中人物冒犯礼仪的出格的言行，带给观众摆脱控制或反控制的快感，另一方面让观众在和剧中人物分享快感体验的时候接受编导的劝服，而编导的抉择一定是、一直是切合主流价值和道德规范的，于是，对常规的突破更有助于将正统观念植入人心。
       在当下生存中，无论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卫道士，还是备受压抑的愤懑的个体，都需要精神的归属，团队中的个人则需要彼此认同，而所有的人都得有自己的位置。但相关性并不是同一性，协作、和谐要想真实有效并且可持续发展，还得建立在差异认同的基础上，甚至是建立在矛盾和冲突的基础上。《士兵突击》的创作者们非常懂得通过各种矛盾所产生的张力来熏染和慑服各种人，套用费克斯的话说，它的成功在于成功地再现了规训与不羁、控制与创造力，以及语言系统与歧义性之间的张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担心，它所激发的快感和潜能，在遭遇现实语境中惯性思维和惯性势力时，极有可能被割裂和挪用，成为泡沫或工具。但它的意义还是毋庸置疑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突显了现实世界里的不奏效的宣传灌输、不明晰的艺术理念、不独立的精神状态。不妨再嗦一句，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士兵突击》受热捧的原因主要缘于当下生活中人的心理贫弱和情感饥渴，那么任何一个大众文化文本所具有的积极作用，都应该有可能超越“心灵鸡汤”或“精神鸦片”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