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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人初入中国时，从政教、经济到礼仪制度均大不适应。即如打招呼，国人至今还习惯于熟人见面时问候去向以示关心，不像西人将这种问题视作对其隐私的侵犯。或云这种差异出于中西文化性格：西方重个人主义，个人的事情别人无权过问；而中国重集体观念，嘘寒问暖实为人之常情。然而从古代的法制角度出发，也可对此现象做一解释。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安土重迁，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古代中国以村庄为单位的州县必须保持长期制度和人口的稳定。土地将农民和乡绅固定在居所范围以内，除了游宦和经商，当时大多数人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滞留在家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受到国家法律严格的规定。乡村以血缘和道德为纽带世代延续，既遵守国家的典章制度，也有着地方独有的民间宗教和保护神以及独特的风俗、制度与禁忌。一旦外来者的言行触犯了他们的禁忌，甚或造成流行的疾病和恐慌，操着外地口音的陌生人便成为本地人在未知的恐惧之下最合适的替罪羊，美国学者孔飞力的《叫魂》所研究的就是这类典型事件。
       为避免农业社会中这类不安定因素，王朝在法律条文中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有“出入邻里必欲互知”一条，如果当地出现不明来历的外乡人，便可依律立时将其驱逐出境，反之，本地人如有去往他处者也应让邻里“互知”。这样既能明其去向，随时应对官府查问，也可保证赋税、户籍制度的顺利执行。数百年下，出入询问的惯例通过律例的规定已经深入人心。及至近代，西风渐入，民权、隐私等观念纷至沓来，国人才开始反思数千年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然而文化深层心理的延续又岂是能轻易变化的呢？